赵宪章‖“书法现象学”的入口 ——读叶秀山书法美学所想到的
几年前，书友推荐我读叶秀山的《书法讲义》，他说是他从地摊上买来的。拿到手后才知道，这是叶先生为函授大学编撰的教材，并非正式出版物。读后感觉确实不错，于是找来正式出版物，书名已经改为《书法美学引论》，又读过一遍。几次动笔想说点什么，欲言又止；最近又读到他的《“有人在思”——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一文，（《书法研究》1993年第3期）终于忍不住了。
北京宝文堂书店1987年版
叶先生主治西学，主张中国学者治西学应当植根于中学，并将二者融会贯通。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治学理想，书法美学算是他在这方面的“试验田”，我等晚辈可谓高山仰止，认为由此探索中西会通的接口，实为高手之高明之举。这是因为，书法作为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关于它的理论至今尚未降服于西学而患“失语症”；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影响了书法艺术的世界传播，关于它的理论批评也难与世界艺术理论对话。叶先生在《书法美学引论·导论》中明确表达了此类想法，认为中国书法美学应该走世界化、现代化之路，于是用了相当多篇幅介绍西学，主要是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试图以此撬开中西会通之入口。
问题就出在这儿：在《书法美学引论》中，叶先生关于西学和书艺的评述基本上是分开的，大体处于“两张皮”状态；尽管每张“皮”都打磨得很光鲜、很精彩，但是远未达到我对叶先生的期待。于是我开始怀疑：这就是叶先生所主张的中西会通吗？当然，这也同时说明尽管“中西会通”的道理大家都晓得、都赞成，但是，如何去做、如何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十分用心且探索不止。最近读到他的论文《“有人在思”……》，眼前顿时一亮，感觉叶先生已经挣脱了“两张皮”陈迹，将中西会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这篇书法论文中，叶先生首先以希腊铭文为例，说明对文字的热爱乃国人之独钟。这种热爱不是指字义所指（那是“文”），而是指字的书写本身（书意），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他说：“一切'超越’的东西，原来都是很基本、很基础，甚至是很远古、很原始的。书法艺术之所以有这种'超越性’，初不在于我们的祖先独具慧眼，从'字’里'看’出了什么高级的东西，而实际上原是一种远古意义的存留，只是我们历代祖先不但并未把这个历史的存留'遗忘’掉，而且还不断地维护、加工，使其成为多姿多彩的独特的艺术品。”
为什么说书法艺术是一种很基本、很基础，甚至很远古、很原始的东西呢？因为“'文字’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历史不过数千年，但作为人类活动的'刻画’'痕迹’，则是久远得多的事了。'刻画’是人类最原始的活动之一。”于此，“'人’显示了它的'存在’……'刻画’的'道道’，是一种'轨迹’，它不是几何学的'线’，不是'符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有’。'符号’的意义在'他者’身上，而'轨迹’本身就有意义，是为'他者’提供'意义’的。”叶先生在这儿所说的刻画与“轨迹”，就是我们所说的“字像”和“书像”；在他看来，无论字像还是书像，都是人所显示的自我“存在”；书法并非指向其它意义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意义”。
叶先生还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只有在“我说”“我写（刻画）”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近代以来，西方哲人一直从事对于已沉沦的基本、基础“意义”的挽救，从“怀疑”到“超越”以及“是”（存在）的追问，“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传统上并未受到太多的挑战。至少，中国的书法艺术为保存那基础性、本源性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储存方式’”。因为，书法的意义不在写什么，而在写本身。“历代书法艺术就是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即不同的'写’的方式保存了那个原始的、超越的'是’和'在’的'意义’”。换言之，“写”就是“思”，“书法艺术所保存的'意义’，即'思’'在思’的意义。”
毫无疑问，叶先生的上述论析显然是中西会通的有益尝试，其成功处首先在于将“中国书法”作为对象，盯住这一对象而借鉴、借用西学理论、概念、方法，然后阐发之。这种阐发不仅令国内书界耳目一新，而且可以有效融入世界艺术理论，因为他所讨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具有世界性，他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乃世界艺术理论所通行。更重要的是，叶先生从“原始人刻画表意”以及“语言被书写”开始立意，正确地定位了书法美学的逻辑起点；这一定位改变了传统书论的“文字本位”，“言说”（口语）与“文字”（书写）的关系成为了书法美学的起点。
在我看来，叶先生的这一定位意义重大，意味着“书法艺术”可能会有全新的定义：书写使不可见的（语言、语义）成为了可见的（书像）；书法艺术的实质是“书像”对“字像”超越；人类最基础、最根本的“意义”在书像中被直观，因为“书像”就是这“意义”的在场与显现。
——显然，这是现象学的观念，叶先生已经将中国书学引到了“书法现象学”的入口。至于“书法现象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面貌，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体系？抑或是一个新论域？其实这些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先生已经验证了现象学对于新书论建构的有效性，证明现象学的理路可以为中国书论的现代转型提供参照。
据此，我们不仅可以挣脱长期以来关于书写之为艺术的“实用与非实用”问题的纠缠（参见拙文《文学书像论——语言艺术与书写艺术的图像关系》），而且可以腾出手来全神贯注于“书像”之为书艺本体所蕴藉的“意义”。这“意义”作为“书意”，作为很基本、很基础，甚至很远古、很原始的“意义”，就保存在我们所眼见、所欣赏的“书像”里。“书像”作为基础性、本源性“意义”的储存方式，乃中国传统文化之原始的、超越的“是”和“在”。对它的考察和研究，就可以用得上现象学所倡导的“本质直观”。
现象学由胡塞尔创立，中经海德格尔存在论，二战之后进入了综合发展期。如果能将其恰当引入中国书学，特别是其现象描述或本质还原法、先验结构和主体间性等理论，不仅可以为中国书学增添较直接、较真确的知识，而且也可以丰富现象学本身。至于书法造“势”的“意向性”问题、书像的透明性与“文意”的显露方式等现象学问题，更是俯首皆是；只要持之以恒地深入下去，就可以发现许多可以直接触摸到、十分诱人的论题。
——我们期待着！
· 人文学术之中外镜鉴 ·
· 文艺理论之铄古成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