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记三军“调防”（4）

4、“打背包”

接下来，准备调防成了这三所军医大学及相关附属医院的主要工作。那时有首名为《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革命歌曲，其中有这样的歌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打起背包就出发”。

不过唱歌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这三所军医大学以及附属医院在原地待了都有十多年，无论大小干部、教授、讲师、教员、医生、护士或是其它工作人员，只要适龄，基本都组成了家庭，一些军人找了当地人结婚（有的是其它单位的军人），还有许多年轻的军人则直接来自当地（比如护士）。

十多年的时间里，大院里的孩子一茬一茬的出生，人口增加的高潮是1950年代初期到1960年代中期，到1969年时，一所大学（包括附属医院）各年龄段的军人子女加起来有近千人（与野战部队不同的是，军医大学的军人基本都是干部，子女大多住在大院里，不少人家里有三、四个孩子），少数大一点的孩子已经结束了学生生涯，或者参军，或者分配了工作，或者到农村插队落户。

现在要调防，问题就来了：夫妻双方都是本部队军人（或一方是职员、未工作的家属）的家庭比较简单，子女不管多少都可以跟着一起走（已经工作、插队的除外），但那些配偶不在本单位的家庭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夫妻要两地分居，其次是子女怎么办？

这个问题，在二军大和七医大比较突出，四医大相对好一些。

二军大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家属（部队把军人配偶、子女都称作家属）甚至雇佣的保姆，只要本人愿意，都可以随部队一起调往西安，在那边安排工作，尚在读书的子女也可以全部随军（按理说人走了上海的户口也要随同前往西安，但少数人不知道是坚信会回来还是想把根留在上海，小孩的户口没有迁走）。但有些人不想全家都成为外地人，宁愿夫妻分居、让其中一方带着小孩留下，这样的家庭就只能拆开了（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在调防一、两年后，还是带着小孩去了西安，但多数人坚持到了最后）。

七医大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原因却不一样。因为那时上海已经在严格控制户籍人口，户口调出没问题，调入则非常困难。即便是部队调动，也要尽量减少来沪人数。因此七医大在宣布调防命令的同时还对哪一类家属可以随军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此规定一出，不少家庭便只能被拆开了。这种类型家庭中的子女以随母亲为主，如果母亲这次不能随军，子女原则上也不能去上海。后来因为不少人提意见，改为多子女的可以酌情带走一、两个。

七医大来上海后，原先留在重庆的一些军人的配偶陆陆续续地调到了上海工作，有些调不进上海的就调到附近的昆山、嘉兴等地（极个别的调到上海的郊县），虽然还是两地分居，但至少每周可以团聚一次，比之前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要好多了。还有的人因为配偶一方不愿意离开当地，到上海后没多久或军内调动或转业或复员，回去与家人团聚了。

二军大和七医大当年因为调防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家庭一共有多少、哪所军医大学此类家庭更多，如今已经无从考证。

从西安去重庆，四医大那些非军人配偶的工作调动不存在问题，只要本人愿意去，但还是有人因为不愿意放弃西安的工作、吃不惯大米、不喜欢山区、不习惯重庆的酷暑、潮湿等等，带着小孩留在西安。不过总的来说，四医大因为调防被拆散的家庭数量要比二军大和七医大少得多。

一定有军人不愿意与家人分离，动过调动或者转业的脑筋，不过上面早有对策，调防的命令一宣布，调动也好、转业也罢，都暂停了。

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没提大学里的那些学生（军校称为“学员”），原因是三所军医大学原有的学员在1968年全部分配后暂时没有招生，所以调防时没有在校学员，只有行政、教学、医务人员及家属。

普通人家平时搬一次家都够折腾的，现在是一所大学外带两家医院、军人加上子女足有数千人行动（有三、四个小孩的家庭不少，当时三所军医大学都没有招学员，否则人数还要多），迁往上千乃至数千公里之外，牵扯到的事务千头万绪。而且既要准备调防，又要保证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还要做那些家庭因此拆散的人员的思想工作，用一句电影里的台词形容：那段时间干部们忙得“脚后跟都朝前了”。

从接到调防命令到第一批人员出发，其间只有一个多月，对于军医大学和医院来说，这点时间并不充裕，所以那一阵子这三支部队的大多数人下班回到家里忙的就是一件事：为前往新的地方生活做准备（本来每周都有几次的开会、学习也有所减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