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斗争侧记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08期，作者王建柱

中共隐蔽战线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力地配合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它创造的卓越功绩和丰富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谱下了重要的篇章。翻开党的保密工作历史,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即展现在眼前……

隐蔽战线的开创人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由于没有合法的活动条件, 只能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1925年8月, 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 据被捕的刺客交待, 下一步还将暗杀共产党的领导人。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感到事情严重, 认为有必要建立我党自己的侦察保卫组织。当时, 周恩来便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 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内线。我党的情侦工作从此开始, 但组织还很不健全。

1 9 2 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 我党中央虽事先得到内线的零星报告, 但因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 致使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突然袭击, 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及时转移而遭到捕杀。

“四一二”政变一个月后, 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 为保卫中央的安全建立了“特务股” (后称“特科”) , 并在各处建立内线, 还组织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 建立了秘密交通网。

同年11月, 周恩来从粤回沪后又重组了中央特科, 并亲自制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的规则。“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 “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 是在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杀后。1928年4月, 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 并迅速被国民党杀害。事情发生后, 特科的内线很快查明, 担任罗亦农秘书的何家兴、贺治华夫妇, 从国外学习回来后, 因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所, 组织发给的生活费已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 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 偷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的住址, 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 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 待捕捉证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查明了事情原委, 中央特科人员立即行动, 他们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所。搜出名单后, 特科人员开枪将何家兴击毙, 贺治华头部则中弹负伤。

1929年8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遭到逮捕, 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仅过了6天, 彭湃等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 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之前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 因怕死弃职跑到了上海, 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11月11日夜, 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 (今淮海路) 设伏, 连开90余枪, 击毙了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这一举动使叛徒、特务一时不敢随便活动, 中央在沪的安全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中共秘密电台的建立

1928年10月, 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不久, 便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他分别约李强、张沈川谈话, 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 尽快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周恩来还在中央特科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 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 (原武定路修德坊6 号)

◇中央特科使用过的发报机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 入党以后, 先是做群众工作, 后来做军委工作, 并未接触过无线电技术。接受任务后, 他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 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 并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及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 然后躲在赫德路 (今常德路) 的一所房子里, 照着书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

张沈川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 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服从组织安排并化名张燕铭, 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 学习了六七个月的他就能上机工作了。这期间, 他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 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 交给了党组织。

张沈川、李强等人为党培养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学习报务。经过他们一年的努力, 中共第一套收发报机试制成功, 并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 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 要使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 为了破获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 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他们每天晚上开车在马路上兜圈子, 以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为了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 担任收发报工作的同志, 每天都在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工作, 他们深居简出, 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 至1930年, 农村红色政权已经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 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 党中央在苏区建立了电台, 保持同各根据地的直接联系。

1930年起, 我党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台, 而且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 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前三杰”和“后三杰”

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 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这一时期的中央特科, 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特科采取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 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 同时又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 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他曾用照相机翻拍了深藏在徐恩曾内衣兜中的密码本, 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被我党破译, 并使我党掌握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

“后三杰”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都潜伏在国民党胡宗南部任职, 熊向晖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熊向晖毕业于清华大学, 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抗战之始, 熊向晖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 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 他即被选中。通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 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3人, 构成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张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 正值抗战时期。这时, 周恩来便指示他长期潜伏下来。1941年夏, 中共中央社会部派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 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取得联络。此后, 蒋介石和胡宗南部队的一些重要动向及实力分布等情况, 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 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 闪击延安。7月2日, 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作战计划, 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 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事后, 胡宗南密令追查泄密者, 但从未怀疑过熊向晖。

1947年3月, 胡宗南再次部署了进攻延安的策略。此时, 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紧急召回, 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 熊向晖由此获得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 这一计划被完整地送到延安……

李克农、钱壮飞紧急时刻解救党中央

“文革”期间, 有人向周恩来发难, 提出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在上海, 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 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很快, 毛泽东也赞扬李克农:“他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 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 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

1931年4月27日凌晨, 秘密打入国民党中统局的李克农, 终于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然而, 李克农带来的消息让陈赓感到十分震惊。那么, 他究竟送来了什么绝密的消息呢?

时间回到前一天。4月26日清晨, 从南京到上海的第一班车到站后, 一个年轻男子匆匆忙忙地下了车。几经辗转, 他来到一家隐蔽的小旅社。急促的敲门声后, 旅社里的李克农开门一看, 来人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 也是李克农与钱壮飞之间的联络员。这一次, 他带来的消息让李克农震惊不已——作为中央特科最高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在顾顺章叛变后, 国民党武汉特务侦缉处长蔡孟坚曾连续向徐恩曾发了6封绝密电报, 而此刻的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周末。接下来的一小时内, 机要员一共送来其中5封电报, 全都标明“徐恩曾亲译”。在钱壮飞破译到一半时, 已大惊失色。电文内容是:此文如能迅速转到南京, 三日内可将中共机关全部肃清。同时, 顾顺章还供出中统内部核心里有共党分子埋伏……钱壮飞知道事态严重, 立即吩咐交通员火速赶去上海, 将情报送到李克农手中。

当时李克农的单线联络人是陈赓, 陈赓听后大吃一惊, 他们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开会, 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废除顾顺章知道的全部暗号和接头方法, 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4月27日夜, 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胡底, 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 潮即钱潮 (钱壮飞的化名) , 病笃即病重, 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接信后, 迅速离开了天津。

当天, 顾顺章到达南京, 陈立夫、徐恩曾当即带着顾顺章及大批军警特务连夜赶往上海。4月28日早上, 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展开了。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一个个据点已人去楼空。陈立夫问先期赶到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特务们回答, 有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 还有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头转过拐角。殊不知, 那个“女人”就是周恩来, “老头”就是陈赓。他们确实刚刚离开,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神秘消失了。

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了历史。当时, 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中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

真实版“潜伏”阎又文

解放战争后期, 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我党谍报史上的得意之笔, 而这主要归功于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阎又文的潜伏深藏不露, 包括他的家人在内,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的追随者而已。

阎又文, 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1937年, 刚毕业不久的他毅然奔赴延安, 后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 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 之后转入傅作义部队。1938年9月, 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 阎又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 开始了他为党工作的“谍者”生涯。

◇1949年2月, 阎又文 (右一) 随傅作义 (右三) 去西柏坡, 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45年8月, 抗战胜利后,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作者注) 到绥远傅作义部找阎又文。此时, 党组织已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 王玉在饭馆里与一个国民党军官闲聊时, 才得知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他经过多次试探与秘密接触, 最终使阎又文找到了党组织。点击查看：1962年中印战争中林彪到底有多狠？

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 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 了解军事动态, 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别的情报暂不需要, 从而减轻阎又文身份暴露的风险。

在敌占区, 与阎又文建立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人。而在解放区, 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 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了中共中央社会部, 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 (中共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 ——李克农 (中共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 , 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为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 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 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是, 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 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 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 他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 也由阎又文起草。

这期间, 阎又文与王玉交谈多次, 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和蒋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 傅作义已被蒋介石拉到内战战车上, 他的部队极有可能在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 当即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 部队领导听后却摇着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 王玉既不能透露情报来源, 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

果然在1946年6月间,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 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 敌我双方损失惨重……后来, 李克农语气沉重地总结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 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得不够。”

1947年12月, 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 阎又文此时已晋升为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 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 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

1948年10月, 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 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部。此时, 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 仅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给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 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年12月14日, 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 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 傅作义顾虑重重, 情绪极不稳定。在作出重大决定前, 他找到阎又文商讨。阎又文多次向傅作义详细陈述他的意见, 分析当前面临战、走、和三条路, 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人民、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 只有“和”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谈判, 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 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安排傅作义的老友及社会名流前去做傅的工作。

1949年1月22日, 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功不可没。

1962年9月25日, 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英年早逝, 时年48岁。在他去世后的30多年时间里, 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谜。直到90年代, 王玉和罗青长才揭开谜底, 揭开了阎又文的真实版“潜伏”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