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身世考//（日）金文京
一、关汉卿出身医家
关汉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如何？我们知道的甚少。有关他的文献记载寥寥无几，难以勾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加以他的作品乃受戏曲作品普遍的厄运，即屡经后人任意更改，已非原来面貌，要指出究竟哪些部分是关氏原作，恐非易事。因此，由全体内容主题以及笔调来推测他的思想和文学的大致倾向则可，若单就作品中的片言只句来臆断某一问题如何如何，则难免误陷谬论。一般来说，研究元杂剧作家比研究作品本身会有种种困难，原因即在于此。元杂剧最杰出的作家关汉卿也不是例外。
关氏生平事迹中最基本的事实，即他的生卒年以及籍贯，也早已成为聚讼之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在笔者看来，无论前贤或今人，似乎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汉卿的身份问题。有关关氏的资料中最基本、最可靠的应是（录鬼簿》。天一阁旧藏明抄本以及曹楝亭刊本（录鬼簿》都说：
关汉抑，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
过去研究者对“太医院尹”的涵义，因于当时文献中找不出相应的名称，都不得其解，颇疑舛讹。后来蔡美彪先生发现明抄《说集》本和孟称舜刊《酹江集》附录的《录鬼簿》里原来把“太医院尹”都写成“太医院户”，这个疑团似乎始归冰释。因为太医院户是元朝特殊的户口制度下的名称，即所谓医户，而“户”之与“尹”可能是形似致误的。《通制条格》卷三（医户析居》云：
至元八年十月初十日，太医院奏：本管的医人内，除户头作医户当差外，其余弟兄孩儿每，省会医人的，不会医人的，析居收作，协济民户。若这般，已后习学医人的少了也。合无将本院但有析居户，令本院管领，据合著差发，依民户例输纳，不致阔少，俺管呵，怎生？奉圣旨：这的是有体例，说的是也，与西相根底商量者，钦此。
可见当时医户皆归太医院所管，亦可称为太医院户，这个“尹”“户”之争虽然仍在继续，然而关汉卿跟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父兄辈中有人行医济世是无可否认的，只是关汉卿本人曾否悬壶施术则不敢断定。
研究关氏生平的专著或论文大部分也都支持他和太医院的关系。只是这些著作和论文都对此一问题不甚重视，往往是一笔带过，却对他的生卒年代和籍贯问题用力甚勤，不厌其繁地去考证。相形之下，难免顾此失彼，有所偏向。笔者认为关汉卿出身于医家这一事实对他的生平和作品的理解具有深刻意义，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生卒年代以及籍贯的问题。从前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实为一大疏失。至于最近李昌集著《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主张太医院尹为“大兴县尹”的字讹，则是证据未备，妄自臆改，一时难以苟同。本文拟就关氏出身医家的意义及其背景加以探讨，庶几有所阐发，以资专家讨论。
二、金元代医学隆盛
金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元代，由于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热络等种种原因，科学技术上有了可观的进步，而金代科学成就，以医学的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四库提要·医家类》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可见金元代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在此时期，由于宋代新儒家理学思想的影响，研究医学病机理论的风气应运而生，诸如河间学派刘完素的寒凉说，张从正的攻下说，易水学派张元素的古今异轨论，李杲的补土说，以及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等等的名家高论相继而出，互相争鸣，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其中刘完素、张从正、李呆、朱震亨四人，乃被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的理论对后世的医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兹将金元时期医学的若干特点分述如下：
第一，当时很多杰出的医学家都勇于创新，打破了很多医学上的陈规旧律。宋代医学以官方药局制定的局方为主，按方用药成了公式化，严重阻碍了医学的新发展，到了金代，为打破这种局限，便提倡古方不能治今病，要另创方剂。张元素的《珍珠囊》所说的“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可以说是代表性的见解。
第二，金元代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动荡时期，而当时的名医多半出身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以救民涂炭为己任，以致往往不满于时政，不肯仕进宦途。例如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屡次拒绝金朝招聘，长期行医民间，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继承刘氏学说的张从正曾被召为金朝太医，复从军于江淮间，却不久便辞职，而行医于民间。他曾路过故息城，见一男子遭官府严酷杖刑，疮痛焮发，毒气攻里，汤药不下，百治无效，家属已为其备好后事。他诊视后，施用先吐后下，继发其汗的方法，终把这个受冤垂死的病人救活了（见《儒门事亲》卷七）。另外，元初名医窦汉卿，后来虽仕世祖，显至昭文馆大学士，封为魏国公，然年青时代也转徙于兵乱之中，业医以自给。张元素、李庆嗣两人则是落第秀才，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怀有不满情绪。金元医学能够突破宋以来官制局方的框框，与当时许多医生都出身于民间应有关系。
第三，金元有名的医生中河北人最多，河北实为当时医学的中心地。例如：刘完素为河北河间人，张元素为河北易州人，李杲为河北真定人，窦汉卿为河北肥乡人，王好古为河北赵县人，罗天益为河北藳城人，李庆嗣为河北洺州人等等。金元四大家之中三位是河北人（张从正是河南考城人，不过他师承河间刘氏之学，也算跟河北有关系），金代医学两大学派，即河间学派和易州学派也都来源于河北。河北在中国学术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地位，一般都被认为研究风气不盛的地方，唯金元时期的医学上便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值得一提的。
以上所指出的三点，笔者认为都与关汉卿生平活动以及作品倾向有不浅的关系，试论如下：
众所周知，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无论在题材、主题或用辞、文体方面都富于创新，可谓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这种元曲的风格，应与当时整个社会或学术的风气有关，而当时学术上的创新风气则于医学尤盛。关汉卿作为元曲的奠基人，当然富有创造精神。他既然出身于医家，父兄之辈自有行医之人，我们不难想像，他自幼浸育于家庭环境，容易受其影响。此为其一。
《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等关氏代表作品，都充分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体现出作家对人民困苦生活的同情和关怀。这种思想与当时医学家的爱民精神有一脉相通之处。关汉卿一生不屑仕进，也与有些名医的处世态度相同。此为其二。
关于关汉卿的籍贯，目前有三种说法，即大都、河北祁州、山西解州。其中解州是关羽的故乡，而因为关汉卿写过（单刀会》、（西蜀梦）等的关公戏，以致后世好事者常以关氏附会成关羽后代。因此解州充其量可能是他的祖籍，我们不妨断定他是河北人，他的大部分生活空间应是以大都为中心的河北地方。而当时的河北，如前文指出，是个医学鼎盛的地区，关氏又为医家出身，自然会受其环境影响。此为其三。
总而言之，金末元初的医学情况无疑是关氏身世和作品的主要背景之一，学者应予以重视。
三、关汉卿作品中有关医学的记载
关氏戏曲作品中含有不少医学方面的记述，反映作者对医学的关心和知识。现从三个方面来分述如下：
（一）作品中有医生
1.《窦娥冤》中净扮赛卢医，有谋杀蔡婆而失败、贩卖毒药、最后被擒充军等情节。第一折开头就云：
（净扮赛卢医上，诗云）：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家性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门开著生药店。
接着第二折开头又是赛卢医上场而云：
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道医死多少人，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
这些宾白以及他在舞台上的所做所为，都充分地表露出庸医的可恶面貌。因此，学者一般对这个赛卢医的形象予以否定的评价。不过反过来想，当时很多名医治学临证都严谨认真，对那些不善治病的庸医进行抨击，加以政府法令也严禁假医乱行医术，例如赛卢医贩卖毒药被告后在法庭上称说：“铺中只有官料药，并无甚么毒药”，而《通制条格》卷二十一“假医”云：
至元五年十二月，钦奉圣旨：据提点太医院奏，开张药铺之家，内有不畏公法者，往往将有毒药物如乌头、附子、巴豆、砒霜之类，寻常发卖与人，其间或有非违，致伤人命，及有不习医道诸色人等，不通医书，不知药性，欺诳俚俗，假医为名，规图财利，乱行针药，误人性命，又有一等妇人，专行堕胎药者，作弊多端，乞禁约事。准奏，仰中书省遍行随路，严行禁约。
唐宋以前，医学与方术不分，用药以金石燥烈之品为主，世俗庸医专尚麻、桂、巴豆等辛热之剂，遗毒尤甚。到了金代，始主凉泻之法，用以改变这种流行错误。关汉卿作为太医院户（尹），而取缔假医又为太医院所管，他应当熟悉这种事情。他在剧中借赛卢医这个假医的形象来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应是受当时医学思想的影响所致。
另外，赛卢医介绍自己就说“小子太医出身”也似乎值得一提。如果关氏“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的话（见《元曲选》序二）可信，我们也不妨想像关氏曾自扮净角上场饰演赛卢医，夫子自道“小子太医出身”。这等于是跟自己开个玩笑，最适合关氏玩世不恭、诙谑倜傥的性格，观众也肯定叫好喝采。
2.《鲁斋郎》楔子：
[正末扮张珪引祗候云]幼习儒业，后进身为吏；嫡亲的四口儿。浑家李氏，是华州华阴县人氏，他是个医士人家女儿，生下一双儿女，金郎、王姐。我在这郑州做著个六案都孔目。
这位李氏“善治急心疼”，银匠李四被鲁斋郎强夺妻子后追到郑州，害急心疼时，李氏给他服药治病，也算是个医生。
《元典章》卷三十二“医学科目”有云：
大德九年……平阳路泽州知州王祐所言；窃闻为世切务惟医与刑。医者司命于人，刑者弼教于世。惟人也以寒风暑湿遘其疾，以放辟邪侈陷于罪。深其疾须用医以治，陷于罪当施刑以断。……是故医欲明须玩味前贤之经训，刑不滥在讲究本朝之典章。经训精则许以为医，典章通则用之为吏。
可见由儒进吏的张硅和医士人家女儿李氏的结合，正好是当时社会上这种思想的反映。《鲁斋郎》是否关氏作品，学者之中颇有歧见，不过它反映元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当无问题。
3.《拜月亭》第二折，正旦王瑞兰随母逃难，于荒乱中与母失散后，路遇蒋世隆携手行走，至一镇中客店结婚，不幸世隆身患流行病，瑞兰百方设法寻找医生，使之调治。她称许那位由客店主人介绍而请到的民间大夫就唱：
[牧羊关]这大夫好调理，的是诊候的强。这的十中九敢药病相当。
这就是金末元初兵荒马乱、干戈动地的时代背景中，民间医生怎样拯救困苦人民的真实写照，从中也不难看出战乱促使医学发展的特殊意义。（二）反映医学知识的记述1.《窦娥冤》第二折正旦唱：
[斗虾蟆]感著这般病疾。值著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
按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将疾病按照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来归纳为六大类，后来张从正根据刘氏六气说创立了六门三法说，是河间学派的主要论点之一，又按李杲《内外伤辨》云：
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年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尤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
李氏继承张元素易水学派的学说，提倡补土论。上面所引曲中的“风寒暑湿”和“饥饱劳役”就是金代两大病源理论的反映。
2.《窦娥冤》第二折，蔡婆生病，想吃羊肚汤。窦娥为之安排煮汤，张驴儿趁此放毒药，以期害死蔡婆。
按元时太医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二云：“羊肚羹，治诸中风。”可知羊肚汤也是一种药品，蔡婆的病也可能是中风。
3.《拜月亭》第二折正旦唱：
[梁州]内伤，外伤，怕不大倾心吐胆尽筋截力把个牙推请，则怕小处尽是打当。只愿的本分伤家没变症，慢慢的传受阴阳。
[牧羊关]这大夫好调理，的是诊候的强。这的十中九敢药病相当。阿的是五夜其高六日向上，解利呵过了时晌，下过呵正是时光。不用那百解通神散，教吃这三一承气汤。
文中“牙推”就指民间医生，“打当”则其中医术不高明者。“内伤外伤”之说，详见前引李杲《内外伤辨》。“传受阴阳”可能与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有关。按金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卷九《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云：“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必下鞭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其注解云：“汤之为言荡也。……水能净万物故胜丸散。”再看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下剂）云：三一承气汤，大黄芒硝，厚朴去皮，枳实，已上各五两，甘草乙两。又按张从正“六门三法”论，“厥阴风木”，诸风掉眩、风痰风厥等证候时所用方剂中有“防风通圣散”。可见上引[牧羊关」曲所述，是根据张从正的攻下派学说。
总而言之，由上引几条记述可知作家对医学理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三）用医学表现作为比喻《望江亭》第一折[柳叶儿]曲云：“怕有人担疾患。到你行求丸散。你则与他这一服灵丹。姑姑也你专医那枕冷袅寒。”
《单刀会》第三折[石榴花]曲云：“两朝相隔汉阳江。上写著道鲁肃请云长。安排宴席不寻常。休想道是画堂别是风光。那里有凤凰杯满捧琼花酿。他安排著巴豆砒霜。”
散曲[双调·碧玉箫]云：“知他是甚病疾。好教人没理会。拣口儿食。陡恁的无滋味。医。越恁的难调理。”
《望江亭》和散曲都以医学表现来作为恋爱的比喻，《单刀会》则用毒药比喻鲁肃请赴宴不怀好意。这些比喻虽然不见得有其独特之处，可是起码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医学的关心和爱好。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研究元杂剧作者时，单就作品中的片言只句来断定作者的生平事迹，颇有危险。然而关氏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有关医学方面的记述，恐非尽出于偶然，当有背景。当然这些有关医学方面的表现并非独见于关氏作品，而其他元曲作家作品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前引太医的讽刺可能来源于金代院本的《双斗医》，亦见于（蔡顺奉母》剧。或者“风寒暑湿”“饥饱劳役”，亦分别见于《魔合罗》第二折[寨儿令]和《黑旋风》第三折[归塞北]等，可谓曲家习语。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应该是当时医学思想普及在文学上反映，是一个新的趋势。而关氏为其带头人，具有代表意义。
四、元曲作者中之医家
在元曲作家中，除关氏以外尚有不少医学出身的人。现就所知列举如下：
李取进——大名人，官医大夫。（《录鬼簿》上）
萧德祥——名天瑞，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录鬼簿》下）其吊词云：“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专家号复斋。”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可知萧氏为庐陵世医，德祥初仕广州惠民药局提领；迁韶州医学教授。
徐孟曾——兰陵人，号爱梦，世业医，幼而颖悟，书史涉猎，医家诸书皆诵。治人之疾一诊视间决死生，犹烛照一龟卜。士大夫多称誉之。（《录鬼簿续编》）
李士英——以医道著名于时。（同上）
谷子敬——枢密院椽史，明周易，通医道。（同上）
尚仲贤——据《元曲家考略》，元有尚从善，字仲良，大名人，业医。历官御诊太医，宣授成全郎上都惠民司提点，提举江浙医学，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尚仲良刊医书疏》。可知尚氏为世医，尚仲贤可能是他们的族人，《秋涧诗集》有《名医仲贤》，也可能是尚仲贤。按《录鬼簿》：“尚仲贤，真定人，湘江省务提举。”然则尚氏是个医而兼吏的人。
梁进之——《元曲家考略》引杜善夫《与杨春卿书》云：因妹夫梁进之行，敢以此见托，进之医之翘楚，到望为地。按《录鬼簿》上：梁进之，大都人，与关汉卿世交。
本来民间医生的生活与江湖艺人颇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是冲州撞府、到处卖艺、用以谋生的流浪人。何况有些草泽医生，为了聚众货药，经常表演种种曲艺。《元典章》卷五十七有禁止唱琵琶词、货郎儿以及山客货药人等在街市上聚集人众的法令（《禁弄蛇虫唱货郎》）。由此而看，医生从事戏曲的撰写，毫无可怪之处。至于上等的医生，他们的身份受到政府的保护，经济收入也颇为丰富，是社会上的上层阶级。他们有条件经常出人秦楼榭馆，接触伎女优人的机会也较多，其中有些人染指于戏曲的创作，也很自然。关汉卿一生留连风月场所，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的。我们很难想像他靠戏曲创作所得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五、结语
金元代医学的隆盛，带来了医生地位的普遍提高。宋代的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官医中品秩最高的和安、成和、成安大夫也不过是从六品，太医局垂则是正九品（《宋史·职官志》。而金代太医院是个独立的机关，太医院提点的品秩是正五品，到了元代，太医院使的品秩升到正二品，可以说是显官。这无外乎代表了医生地位的逐步上升。加以元朝政府的特殊户口政策，将人民分为民户、儒户、医户、站户、阴阳户、匠户、军户、乐人户等的职业集团，起了职业集团固定化、世袭化、平等化的作用。“九儒十丐”虽为夸张，然而医家、阴阳家、乐人、匠人等的职业人的地位在这时期大为提高，到了与儒家知识分子可以分庭抗礼的地步，却是事实。
明朝以后，这些职业性知识分子更加活跃，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作为商品来出售，是城市商业经济发达时代的新兴阶级。他们无论在思想或行为上，都与传统的士人阶级有所不同。而元代杂剧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得力于这个新兴阶级，关汉卿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本文因仓促中撰写，以致引证未备，观点也不够成熟。倘有抛砖引玉之用，则为万幸。尚希专家赐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