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独立】前沿22-吕冀小说评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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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独立】前沿22-吕冀小说评论专辑
目 录
直逼现实的刀锋/张永权
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非虚构表达/师立新
直逼现实的刀锋
张永权
吕翼的长篇小说《寒门》，发表于《雨花》（2016年第6期B版），列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已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是一部以“高考”生活为题材，通过各类鲜活人物的命运，深入思考教育改革的长篇小说。从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在文艺作品中，专门反映众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高考”，是不多的，特别是长篇小说就更少了。吕翼以他敏锐的文学眼光，在这部27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直面干预“高考”现实，深入思考现行高考中的种种弊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农村寒门学子的典型人物，不仅题材新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一部充满艺术魅力，引人共鸣、令人感动、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寒门》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茫茫乌蒙群山中，一个落后贫穷的碓房村。小村虽闭塞落后，却有一个重视教育的传统，一座经历了不知多少代风雨的孔庙，寄托着碓房村人的美好梦想。在每年孔子生日的旧历8月27日这天，全村男女老少都要举行庄严的祭孔典礼。作品在这个背景下，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的时代，通过村民冯敬谷一家的四个子女以及赵得贵、万礼智的儿子等，围绕读书高考“跳出农门”的梦想，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的拼搏和在“高考”独木桥上的争斗，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使小说具有非常丰富、深刻的思想内蕴。
尊师重教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哪怕是在边远落后贫困的碓房村，也有一座有着历经千年风雨的孔庙，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肖像，年年祭孔，寄托着碓房村人的文明风俗。就是在“文革”中，红卫兵要来破“四旧”、砸孔庙，也有村民赵四挺身而出，拼死护庙。后来村民自己出钱出力修建学校，赵四为建村校献出生命以及冯敬谷等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读书考大学成为风气，冯敬谷的养女冯春雨考上清华大学，学成归来，报效故土、母校的举动等，不仅传承了这种优良的村风，更显示了科学文化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农村小康中的重要性。同时小说还通过冯敬谷因没有文化的愚昩举动、封建迷信等，也从反面证明了发展教育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贯穿在长篇小说《寒门》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和作者要歌颂的正能量。特别是像冯春雨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养女，如果没有冯敬谷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含辛茹苦、“砸锅卖钱”供她上学和她自己在高考的“独木桥”上的拼搏，是不可能“跳出农门”，考上清华大学的。她也只能是个一辈子把生命消磨在碓房村的贫困女人，更不可能用才智和钱财来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
这部长篇小说在思想内蕴上的丰富和深刻，还在于作家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对现行的教育问题和“高考”弊端作出的深度思考。现在面对“高考”这个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因“高考”设置的各种指标和考核标准、惩奖制度等，从长远看，说重点是毁了人才，考穷了一个又一个家庭。因此，教育要改革，现行的“高考”也必须改革。小说中冯维聪、万勇两个人物的命运，的确让人深思。冯维聪是冯敬谷家有理想又聪明的孩子，但面对“高考”的独木桥，加上未婚妻冯春雨对他的压力，一上考场就紧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终于考成了一个“疯子”。而万勇因其父母要让他考名牌大学，出人头地，最后堕落成一个骗子，一个在外浪荡的落榜生，公然用考上了复旦大学来不断骗取父母钱财，使家庭负债累累。冯天香为使三个弟妺去读书考大学，毅然出走，不幸沦落风尘，让人悲恸。就是像冯天俊这样为考名牌大学，从花季少年考到30多岁，一共考了15回，也未能“高中”。他与冯维聪的“高考”人生相比，其悲剧情节虽有轻有重，但把他们看成是现代版的范进，也不为过。不过，冯维聪这个“疯子”，搞起发明创造，从他想要“飞”的梦想，利用簸箕当飞蝶到研造机器人、飞机等，失败、再失败到成功，甚至引起清华大学专家的重视，说这个考离了“高考”的“疯子”，是一个为实现梦想、专心致志的发明家也不假。而小说中的赵得位，因偏科无法上普通高中，自作主张去读职业中专，毕业后自主创业开广告公司当起“老板”，他不仅理解支持冯维聪的行动，发了小财还捐钱重修孔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要想成才有作为，并非“高考”一条路，只要肯学去专研，条条道路都会通向光明，实现梦想。小说通过这些小人物，一方面在思考现行教育的问题，也展现了梦想引领着一个有志者成功的人生画卷。一个人有梦想，就有信心，有希望，有力量。这个梦想也自然会融入伟大中国梦中而有价值。作品中的悲剧人生，让人思考，而他们中的成功者，哪怕只是一时一事，也给人鼓舞和信心。在作品丰厚的思想内涵中，始终洋溢着温暖的力量。
任何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有思想光彩的。特别是长篇小说，思想就是作品的灵魂。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大多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不是強加进去的，而是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自然流露出来的。我认为吕翼的《寒门》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也是从作品的典型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体现了思想和艺术较好的融合。
《寒门》是一部很有艺术光彩的作品，它的艺术力量十分感人，同时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阅读魅力。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这部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感人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的命运牵动着读者的心，引人共鸣。
如果说思想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灵魂的话，那么，典型人物的塑造，则是一部作品艺术上成功的关键。《寒门》中的典型人物，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是因高考而决定了这些人物命运的典型人物，这类人物有冯维聪、冯天俊、冯春雨、冯天香、万勇等。二是考生的家长及相关的社会人物，如冯敬谷、冯婶、万礼智、万婶、赵四、赵成贵、赵得位、赵婶、尚菲等。这两方面的人物，小说都有成功的塑造。而考生中几个出身寒门的典型人物，是这部作品中塑造得最有个性，最能触动读者灵魂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善于把人物放在典型的环境和各种矛盾的交织中，去展现人物的命运，去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落后贫困的碓房村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和寒门学子冯维聪等人的父母千方百计为他们跳出“寒门”所做的一切，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很典型的环境。而千万人拥挤的“高考”独木桥和应试教育，又成为他们跳出寒门的巨大障碍。这样的环境使他们的高考一波三折，人生命运也不断遭遇险境，成为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中或有人通过拼搏改变了命运，眼光更宽阔去追求美好的人生，冯春雨就是这样的人物。当然她作为被遗弃的养女身份，也成为一种客观的动力使她更加努力。而像冯维聪这样的寒门子弟，和他有着特殊关系的冯春雨，又不断要求他考名牌大学，以及他父母为他上学借钱造成的压力，无疑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仅病在考场，而且还疯在考场。典型的环境形成了他郁闷的性格，又使他下决心在人生的道路上去实现一次飞跃的梦想，最终成为寒门中的乡村发明家。小说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像冯维聪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命运，牵动着我们的心，和他的喜恕哀乐联系着、共鸣着。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还通过人物在环境面前细致真实的心理活动，去揭示人物心灵中的隐秘，去展现人性中的善恶冲突，使作品进入一种人物的真情世界，达到以情动人的艺术效果。例如冯维聪想到他父母亲为他读书凑钱、愁钱、借钱的争吵，和向人借钱时的种种卑弓屈膝的表现，就有“像刀在他的心尖上切来割去，……他感觉自己是个累赘，死死地压住爹妈……过不上一天好日子”，就不想活了，要喝农药自杀的大段心理活动描写，充分反映了这个寒门学子的善良性格和美好的人性，也就让读者心生感动。又如冯春雨上大学走了，他日夜思念她，怀揣着她的照片，甚至进入梦境，但在梦中冯春雨对他说的话还是高考、上大学，而把他惊醒。此时的冯春雨早就抛弃了他，但却还进入他的梦里，自然也让读者心生怜悯。作家以他的泪笔来写人物的真情，让我们感到作者已和他塑造的典型人物融为一体了。
这部作品对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描写也很成功。冯敬谷这个来自大山的上门女婿，他那闷葫芦一样的性格，往往只一个“嗯”字，就活脱而出，这自然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但在压抑的生活环境中，他却追求着让几个子女都能上学的梦想。为子女上学他四处借钱，不惜低三下四。但他因没有文化，愚昩、迷信，为了医治儿子的疯病，请赵婶跳神送鬼，甚至想出用人的脑髓来治冯维聪的病，叫冯婶去枪斃犯人的现场弄脑髓，不成又去坟地里挖死婴。这一个个愚昩甚至丧失人性的举动，既让人吃惊痛恨，又对他被逼无路的举动而难过。想不到鲁迅在小说《药》中所写的百年前人血馒头的悲剧，还在今天重演，更让人沉思！作品中万婶不顺心就恶语骂街，也把一个那种曾经占着队长丈夫势力的泼妇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对贫苦农民赵四收养被弃女婴（即后来的冯春雨）的义举和他为建村校而献身的事迹，也让人看到小人物中的美好人性，它像一道亮丽的光环，闪耀在边远落后的乡村。赵四虽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却也是这部作品中塑造出的一个充满正能量、又十分感人的艺术形象。
其二，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增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阅读魅力。
有一个好的故事，也是一部成功小说所必须的，特别是长篇小说，故事对情节的推动和人物塑造，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吕翼在小说创作中，很注重讲好故事。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不仅较新颖也很精彩。一个碓房村的寒门冯家，一个曾经的生产队长、后又在信用社掌握贷款实权的万家，一个村校民办教师的赵家，在子女上学、高考的历程中，通过其人物的各种关系和矛盾，编织起了一个现代高考版的“儒林新史”故事，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社会热点故事，是引人关注的故事。这个大故事，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故事情节的迭宕起伏，展现着人物命运的风雨坎坷。人物命运的走向，又使这部小说的故事曲折多姿。扣子、包袱不断，充满了悬念。冯维聪用簸箕当飞蝶、坐在土飞蝶上起飞，人“蝶”分离；他驾着他造出的第一架飞机上天，却没有降落设备，这都让人在他飞上天落地时是否有生命危险而担心，故事的悬念事关人命，让人揪心。冯天香为让弟妺读书，减轻家庭负担，毅然出走，她去了何方，去干了什么，她走后不久家里收到的那些无名汇款，是不是她寄的？作品丟下了一个大包袱，直到最后才解开悬念。冯春雨考上大学走后，就再也没和家中联系，她的人生命运走向，自然也是读者关心的。这样，小说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的悬念中，吸引读者把它读完。这些悬念也就增强了小说的阅读魅力。这部作品围绕几家学子高考的大故事，还穿插了不少其他的故事，形成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情节结构，从而使这部作品的故事更加丰满多姿。同时，看似一些平凡的故事，也具有传奇的色彩。在冯维聪制造的各种机器人中，还造了一个为冯天俊代考的机器人，其相貌、其智能让人吃惊，充满了传奇的色彩。特别是还把它送入神圣的“国考”现场，把故事闹大了，闹出了一个罕见的机器人代考传奇。要不是他有疯病史，就只有去坐牢了。传奇的故事，有些还带有点魔幻色彩。但这一切都是和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使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有生动典型的人物。
其三，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生活细节很有张力，这些细节成为贯穿情节结构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塑造典型人物的艺术手段。
我们不要小看碓房村的碓窝，虽原始，它却是这乌蒙深山小村生态文明的象征，作品在开头就专门写到它，后在为冯天俊、冯维聪上学舂谷卖米交学费时又多次写它。最后，当冯春雨带着她的法国老公贝克哈姆回乡，准备对发展这里的生态稻米投资时，让他感兴趣的就是这里家家户户的碓窝。这碓窝自然也成了像冯春雨这些人的乡愁寄托。还有村里那棵老白杨树，冯天俊兄弟姐妺在树身上刻的印痕，成为他们人生命运的记录，那每一道印痕，都记录着冯氏兄妺的人生故事。例如冯天俊从高考起，每考一次就在上边刻一道印痕，15道印痕不知记录了他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还有冯氏兄弟亲手雕刻的孔子像以及每次考前的敬拜等，其蕴涵的思想、情感，也让人品味。这里仅随手从长篇摘取的几个细节，就让我看到细节在塑造人物中的作用，小细节是一部成功的大作品所不可或缺的。
《寒门》在取得成功的同时，思想和艺术上的不足，也在所难免。在人物的刻画上，冯维聪等人较成功，但对于冯春雨人生轨迹的转变，前边写得较真实，而中后显得草率，缺少铺垫，对于培养她成人、上学的冯家是否有挂牵？她最终离开了冯维聪，其思想肯定也会有波澜，如增加一点及这方面的心理描写，哪怕是写点清华大学那些专家来找冯维聪，也是她起的作用就更符合情理了。还有她生母的故事，既然她已经相认，后边就应当有个交待，如在她重回碓房村的情节中，安排一个她和生母、养父母相聚的情节，也许更完美。还有冯天香回乡后，和冯天俊一直不相见，直到他回家看到家里的变化才发现，似乎也不太合情理。
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非虚构表达
师立新
长篇小说《寒门》，是我的同族，作家吕翼先生的近作。
一座叫碓房村的村庄，冯家有冯维聪、冯天俊、冯天香、冯春雨，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赵家有赵得位；万家有万勇。这群孩子在供奉着孔子牌位，奉行“唯有读书高”传统理念的村寨，被从小寄托了每个家庭的希望。然而，父辈迸尽力气追求的愿望并没有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实现。小说以现实的残酷把每位孩子的人生赋予了戏剧化，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曲折，在一至四十二个章节中，次第打开。
全身心梦想通过高考跳离农村的冯维聪疯了，从此永远留在了村庄；冯天俊从少年考到中年，最终仍然梦断清华北大，只考上省内师范大学；冯天香因家境缘故少年起无奈放弃学业，靠出卖身体换来后续的富足生活；最为顺意的是冯春雨，真的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并出了国，但她本来就不是碓房村的原住民，只是冯家收留的外来孩子；而赵家的赵得位成了小生意人，万家的万勇流落为飘游浪荡的无业游民，打着考上复旦大学的虚无幌子，在外消耗着父亲打工挣来的血汗钱。
这部小说描绘的寒凉人生,让我心绪久久难平，以致读完作品多时才断续动笔评写。
小说是生活场景与自然场景的提炼和加工，要彰显和表达人物、情节和环境三大要素，它的架构要求必须严谨。好的小说，可以用虚构写出非虚构的在场感，写出人物所处历史阶段的核心物质，其更多的成份，是诠释社会单元中个体生命里的自然生存和精神生活。如同诗人具有诗观一样，好的小说作家也有自己的小说观。而且，我自以为，小说观几乎等于作家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在小说的虚拟构建里，以所塑造的人物将作家的这些观点表达或昭告读者。吕翼，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说观的作家。
自幼听过一句老话，是：付出就有回报。好像，这话在我长大成人的道路上也总被身边的长辈引用，并对我加以教导。但吕翼先生却没有在《寒门》里给我这个圆满，他毫无温情撕碎现实面纱告诉我，生活就是活生生地存在着，却没有一定或者必须可言的规律能遵循。可以说，这部小说已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见证，这也是作者拷问生命及个体精神传输的层面升腾。它不可重复，也不受束缚，自然地还原了某一段时间的过痕。
于是，在《寒门》中，我从小说的历史性、小说的情节设计、小说的乡土语言，看到了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非虚构表达。
《寒门》的开篇入题很静好，以碓房村冯家四个孩子的一场嬉戏，一路铺展开。进而，从少年讲到中年，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碓房村的历史、人文，波澜不惊的层层展现，人性的温情或者贪婪转换出不同的故事场景。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认为:小说是渐变的艺术。而渐变，是一个过程的慢速运动。这个慢速中可以体现和容纳的信息量由作家控制，因此，小说的历史性有足够的空间来拓张。
最近几年，我陆续读到了吕翼的几部小说，有《风过杨树庄》《村庄的喊叫》《疼痛的龙头山》《土脉》等，这些作品的书写，每一次的风格都在推陈出新力求不同，唯一不变的是，这些小说总体的在场都是乡村。每个作家都会恪守自己的价值体系，小说是吕翼在文学世界里存在的方式。他把生命赋予每一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而乡村是他和所有作品的原乡，他将对生命的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安置在这片大地上。吕翼在原乡的旷野找寻每个人物与所处年代的背景契合度，这种表达，在行文中就水到渠成地构筑出小说的文学历史性。
我国在1996年实行了大学的教育制度改革，不再对毕业大学生进行工作分配，且国家不再承担大学生学费。从此结束了自1977年高考恢复后，近二十年的大学生包分配工作等制度。《寒门》横跨这么一段不长的历史，以平稳的虚构描写把一拨人因高考倾注的个人和家庭乃至家族的付出推入读者眼前，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时间维度下，强调了文化的社会烙痕。小说中以冯天俊为代表人物的个人高考史，是一部乡村底层民众的精神追求史；扩大了说，也是一部基层某一面的众生生存相，囊括了这个层面涉及到的与高考有关的众多事与物，提供了其范围内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这种对历史过程的展现，不同于文字概念里对历史观的解释，但却能极为客观地反映出历史观里的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本来就是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最初源泉。在《寒门》里，我不妨将作家的这种充盈历史性的叙事处理理解为他的创作技巧，他通过高考的历史延续性，表述对当下许多农村家庭期望依靠高考来改变命运，及因读书出现的返贫状况而深陷的焦虑。另一个层面上，也凸显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胡塞尔曾在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中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的方式是本质直观，也就是直击实事，说到底，事情的本身就是历史性。这部小说极认真地告诫人们，历史是用来尊重和如实记录的，不容戏说。
《寒门》的情节设计我很欣赏。我相信，吕翼创作时真的具有了纳博科夫式的灵感，这也是一部最贴近作家曾经生活场景的小说，他有完全来自乡村的底层生活体验，但情节描写的语句没有落入一般乡村小说里就村庄风习及愚昧，进行批判或讥讽的老套设计。《寒门》跳离了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乡村小说美学风格，没有一味抑郁的抒情调子，这是作家本部小说在情节处理上的成功之处。
现实状态与传统经验的割离，让作家担当责任的同时，心里也在产生茫然，本小说的情节设计从中体现了这份没有答案的无助。明线上，全书是以冯维聪为主的故事，从踌躇满志到考后发疯再到专项潜能的异峰突起，最终得到来自清华大学相关研究方的赏识与认可；但书中另一条线，则是以冯天俊为辅的情节线，一个人十五次的高考路，以梦断名牌大学做了收尾，转而以教书育人的特长回馈碓房村。全书所派生出各章节舒枝散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均附和着这两条情节线的最终趋向。复线型结构的小说情节设计，能够较详细地叙述所构建的故事，人物形象从中得到丰满的塑造和雕琢。这种不同于意识流小说板块式结构的处理，让我的阅读得到了习惯性审美的流畅。
优秀小说的情节设计，有着共生的特点，那就是：波澜起伏、跌宕婉转和紧扣主题。《寒门》具备着这些特点，并且伏笔与照应，细节上的游离与依附等相互交融，让作品里的人物和走向各具风采，情节设计的不断变化，夯实了主题意义的升华。
本书将完结时，小说的情节设计是：“冯天俊在众多记者围追采访时，心生烦躁，抓了抓零乱的头发，悲伤地说：我这半生不算长，也不算短，可我和我们家遇上了两大悲剧，一是教育，二是医疗……说着说着，泪露水就流下来。”本书主旨在此得到再次强化。事实如此，现当下广大农村还面临着教育和医疗两大难题，《寒门》的故事情节设计把这两大问题提出，而这些问题的社会意义及解决方式，我在全书的结尾处看到了积极向上的光亮。
《寒门》的作品主题是在故事人物产生之前就确定的，所以，它有自带的社会疼痛，更有横跨疼痛的各种努力。全书复线型结构的情节设计，使读者清晰解读出文字的更深层次内涵，那应是随着时间流逝，正常的成年人能得到的最好收获是逐步稳定的思想和感受，还有，必须直面现实的一切。
通读《寒门》，发现作家在创作中加入了大量乡土语言及乡村民俗的白描。理论上，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流派之一的乡村小说，追溯到早期是以鲁迅为核心发起的，其中乡土语言的作用和意义，构成了这类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内涵指向的是现代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这些理论观点，贯穿了《寒门》全书文学深度写作的要义。
好的小说就是一个好故事，好故事就必须有适合的语言来建筑组合。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下，以城市为主导的语言环境主宰了文字的话语导向，尽管乡土语言是汉语表达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占据写作主流。作家吕翼却以自己的个体文学学养和乡土文化素养，赋予了本部作品独特的地域特质，全书四十二个章节中乡土语言的运用，较好地描摹了各人物间的爱恨纠结，如同贾平凹先生在小说中使用他熟悉的秦腔一样，吕翼先生使用的也是他本人生活的滇东北地区的乡土方言。这样的行文方式满足了乡土小说极贴地气的处理要求，成为了本书较为出彩的又一亮点。语言的缜密，轻易就透入小说细节，贯通上下文的逻辑连接，积累出作品的真实感。《寒门》里，乡土语言的添加将几个家庭面对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的无奈，安静而安然地加以叙述，作家剥去游历的浅淡，直抵作品人物个性之外，众生共性的在命运中的挣扎起伏，虚构的场景就表达出了非虚构的思索。如：冯婶说：“悖秋时了！悖秋时了！”“耻死了”“砍竹子遇到了节子”；万礼智说：“手闲干疮痒”；赵得贵说：“你没有做高脚骡子生意吧”；冯天俊说：“你这样的麻筋，烦不烦！”“万礼智是小量虾子无血”；冯天香说：“原来是烂杆水回来了”“二谎谎”；万婶骂：“花鸡公！”等等，一群人各自使用的乡土语言，饱含语言的乡土自觉性，生动自然地将作品里各人物的性格特点挥洒而出，一副副乡村生活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涂染在不同的时段和生活场景间。
乡土语言是乡村小说中人物、动作的重要塑造手段，对故事的蔓延有着单纯文字无法达及的高远，可以提升作品的文学意象，让小说的渐变艺术避免了枯燥和乏味。《寒门》的创作元素中，很好地掌控了乡土语言的份量，并使之优势最大化，畅达嵌入生活内里，不加任何评说就体现了其所具有的风土风俗意味。
对民俗，本书内也有众多细致的描写，如赵婶给冯维聪叫魂作法的过程，冯婶咒骂时边唱边砍木头的全套动作。这些民俗单元的提取、加入，为鲜活人物的性格，起到的作用可谓添光加彩。
文字是触摸灵魂最便捷的途径。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作家已安放了自己的文化根脉，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他依然固守生命的原乡，明确自己的价值立场，在传统文学认知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文本风格。吕翼先生的文学态度，让我心生敬佩和感动。
小说《芳华》里有言：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本部长篇小说没有原谅、没有和解，甚至，没有很乐观的结局，但善良的人们仍然在创造希望。
读罢《寒门》时，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和疑虑，这应该算是我所读过的吕翼先生作品中最为伤感的一部小说，也曾就此感觉向吕翼先生对文本的结局提出异议，可最终他的观点说服了我。毋庸置疑，现实困惑与期望丧失是真实的，不可回避。尽管小说抛出的现实问题，难于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解决及缓和，尽管作家从虚构中让我看到了非虚构的病症一样的疼痛，但是，能大胆地把这些摆出来，何尝不是一位作家的文学良心？
生活要继续，小说或现实里的所有的人，还需要在向前行的过程中披荆斩棘。
《寒门》的现实主义
批判性特质
蔡杰翠
吕翼的长篇小说《寒门》，是在他成功创作了《土脉》《村庄的喊叫》和《疼痛的龙头山》之后的又一作品。相比于他之前的三部长篇来说，《寒门》虽仍旧以农村故事为主要内容，但是他创作的切入点却更加地有针对性。在作品中，吕翼秉承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书写特色，刻画了在沉重的教育负担之下，碓房村人的生活磨难以及他们被挤压的精神世界，描绘了一幅乡村学子在争跳“农门”过程中的众生百相，发人深思。吕翼以他真切的深入的体验，塑造了碓房村贫苦农民的形象，细致地展现了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呈现农村的贫穷。作者对农村弱势群体充满了无尽的同情，更剖析了贫穷状态下扭曲的人性。
吕翼以“碓房村”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寒门》，描写了整个村庄人民的贫困生活。讲述了上个世纪后期以来，盛产稻米的碓房村两代人在读书考大学的生活梦想追求下，犹如石碓中的稻谷一般，饱受各种磨难的冲击，坚定地祈求跳出“农门”摆脱贫困，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对碓房村的人们来说，时刻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维持生活、进行农业生产、供孩子上学，这些无一不需要钱。“自己的皮在一层一层脱掉，血慢慢被抽干，肉慢慢收紧，腰在一寸寸地佝下去”，这不仅仅只是冯敬谷一个人的感觉，同时也是整个碓房村的现实。寒门里的故事，它只属于碓房村，一团蚂蚁一样的人群，一群草木一样的乡亲。但是，放大它，我们却能看清那个时代的脉络纹理。
作家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总是占有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成长，更会不可避免地打上它的烙印。吕翼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与认知，这就使其在写作时没有以一种俯视式的同情来叙述故事，而是采取一种自我呈现式的角度。因而其笔下的底层形象有着高度的真实性。《寒门》展现了一幅幅底层人民存在于底层社会中的情感和生活状态。这本小说取材于他的家乡，人物形象也多是他家乡的普通人，在对小人物普通日常生活的描写中触及生存、人性、命运。他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付诸于小说，表现最真实的认知与体验，凭着自己的敏感和信念塑造了碓房村里的一个个小人物。这些最普遍的形象就构成了生活本身。其实不论是否写底层，无论是写什么层，只要写出真实，便已成功了大半。
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同样，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寒门》中的许多细节描写也都十分真实，生动形象地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比如，在小说伊始冯家拈阄决定谁可以继续读书时对冯天香的描写:“冯天香把手伸进去，拿了一粒，她趁大家不注意，把手背在后面的黑暗里，将纸团抠开，一摸，手抖了一下。她摸索着将里面的东西丢掉，站起来，往家里堆谷壳的角落里走去。”这样的细节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把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凸显了出来，从而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活。当然，后来冯天香的离家出走，也是小说故事情节不断发展的动力。
碓房村的人很看重教育。但是，在这个贫穷而落后的村子里，他们既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也没有一个合格的老师。他们的教室，有老师的时候是教室，没有老师的时候就是关牛的牛厩。碓房村里唯一的老师赵成贵，小时候原本在生产队放牛，出于他自身的善良，经常帮助下放到村里来改造的徐雅君，跟着他认了些字读了些书，徐雅君离开之后，偶然地被乡上指派为碓房村的老师，但他却是一个连三年级的课本都不完全认得的人。乡下有太多的穷人，穷父母、穷亲戚、穷邻居、穷学生……他们不仅物质匮乏，精神世界也是一片荒凉。“没有爱就没有作品，没有痛就没有精品。借一本书来流淌自己的久蓄多年的泪水，这大约是所有自作多情的作家的梦想。”而吕翼则正是借《寒门》这本小说来表达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于农村教育的深层思考。
在压抑、贫困和无序的环境下成长的冯维聪，从来没有拥有过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源，自然形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焦虑、阴郁、偏狭、紧张、自卑、冲动的性格，而性格是塑造人生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冯维聪由于高考，最后也成为了疯子，冯维聪与整个村庄隔绝了起来，与整个社会也隔绝了起来，亲人的关爱与温暖依然不能让他的病情好转起来。他只能在自己的游戏里游离着，与世人绝不相容，敏感于别人的目光，在广众之中，感到更孤独。冯维聪在“创造机器人”的过程中寻找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成功的感觉，他成为了抛弃社会的人和被社会抛弃的人！《寒门》将目光锁定在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琐碎的日常当中。这在实际上展现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
在小说中赵得位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主动色彩。他没有选择与千军万马一起去争着、挤着去过高考那道独木桥，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他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与同龄的人相比，他更为成熟，更有自己对于生活的见解和看法，整个碓房村对于读书考大学这唯一“真理”的追求，他是及不认同的，“因学致贫”乃至家庭亲情伦理的崩溃，他也历历在目因此在求学的过程中，赵得位成长起来也更早更快，他的主动性也更强。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就更彰显了一种年轻人的自我奋斗精神和感染力。这个人物又让人看到了重视教育的希望。
碓房村的人对教育尤其重视，而他们对教育的重视离不开顽固地扎根在广大农村的“官本位”意识。碓房村的青年们都往高考的路上去挤，表面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所驱使，但究其实质，是一种千百年来深植骨髓的价值观在左右，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作祟。读书、考上好大学、吃国家粮、穿国家衣，是农村生活的父辈早已为子女设计好的人生路线。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国家人”，才是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进而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他们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是如此的一致，不存在任何分歧。为贯彻这一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方向，父母及其子女在精神上都带着“病态”。而在这个整体上精神世界有病的村庄，一切悲剧的根源，正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官本位”思想。
吕翼的小说，大多探索人性在现实生活中被扭曲的本质问题，高度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现状，真实地表现了生活，有力地批判了现实。在小说《寒门》中吕翼刻画了在沉重的教育负担之下，碓房村人的生活磨难以及他们被挤压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在农村出生的人，吕翼真正的理解了“底层”，并且熟悉“底层”，思考“底层”。所以吕翼的作品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现状，并且凭借人文关怀、主体精神，表现底层小人物的欢乐与悲伤，幸福与不幸。而他对底层的描写也更能引起读者对底层的关注。
吕翼的《寒门》虽然没有非常尖锐的笔触和社会批评力，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中看到美丑的对照。比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美丑对照:冯天香为了让自己的弟弟能够读书，也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选择了离家出走，并用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挣来的钱改善父母的生活。而与之相反的另一个人物，万勇，则是一直无所事事，还谎称自己考上了复旦大学，一直蒙混着亲人，压榨父亲最后的精血。通过美丑对照，唤起读者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假丑恶的厌恶，这也是寒门所具有的社会效果。
吕翼以他犀利的文笔和独到的视角，深深切入了一个深重的时代，呈现出艰难生存的贫寒百姓为改变命运而不息抗争、坚韧奋斗的鲜活画面和曲折历程。走出寒门，是一代穷孩子不懈努力的方向，走出寒门，需要的是太多的付出。他们有着不懈的追求，他们有着坚韧的意志，他们有着令人痛苦的往事，但又不得不面对令人痛苦的现实。《寒门》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的真实面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融入了作家的情感态度，并起到了应有的社会效果。
夷汉文化碰撞下的
爱情颂歌
娄丹丹
小说《冤家的鞋子》中，杨树村的女孩开杏，原本该与自己的心上人教书生胡笙有一段美满幸福的姻缘，她手中一针一线、费尽心思绣成的布鞋，原本也是为胡笙而做。可是命运却跟她开了玩笑，四处流浪的夷人乌铁恰巧路过杨树村，看见了美丽的开杏，也被开杏手中精美的布鞋所深深吸引，热血的夷人小伙索性将开杏抢走，一段纠缠凄美的故事就此展开，故事中三个人的命运自此跌宕起伏。“一夜之间，人就变了；一夜之间，梦就破灭了；一夜之间，这个世道就变了。”可是，三个人命运的纠缠却没有结束：原本都以为不会再相见的情人，却在乌蒙最热闹的挑水巷重逢；原本以为可以再续前缘的两小无猜，却发现再也回不到从前；原本应是情敌的教书先生和夷家汉子，却在奔赴抗日前线的训练场相识；原本了解事情真相后，该有一番生死较量的两个男人，却在战场上立下守护挚爱的约定；原本战报上的讯息是乌铁战死，最后乌铁却平安归来；原本几经起落后，开杏终于心甘情愿将乌铁心心念念的布鞋送给他，乌铁却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
小说的女主人公开杏，自小生长在宁静祥和的杨树村，这里世代居住的是本分守序的汉人，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也固守着那一份难得的平静。安逸静谧的环境熏染出开杏安静纯洁的性子，人如其名，她像一朵枝头含苞待放的杏花，悄然绽放，青涩而美丽。她踏踏实实走着最寻常的成长轨迹：做农活、做女红、等待嫁人。寻一位心上人，为他仔细地绣一双布鞋，作为爱情的信物，这是杨树村女孩子世代遵循的规矩，开杏很早就相中了村里的教书先生，布鞋上细密的一针一线，寄托着少女无尽的情思与眷恋；她常常捧着手中的布鞋出神，想象着心上人穿上布鞋时浅浅的笑。可就是这样仿佛一眼可以看到一生的祥和，在一个寻常的夕阳午后被彻底打乱，夷人抢走了她。她被抢掠上马的那一刻，血液仿佛凝结，她瞬间明白了事情原委，也瞬间对自己的命运生出无限的苍凉。因为在杨树村，远离江对岸的夷人是大家都恪守的规矩。在夷人地区，地理条件、生活条件都非常恶劣，夷人往往过江到汉人的地界抢东西，更有甚者，很多汉人女孩成为被抢的对象。长久以来，杨树村与龙头山总是相互防备、相互忌惮。如今，开杏成了被抢的对象。一开始，开杏悲愤欲绝，她从未离开过杨树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到了死。她尝试过很多次但都没能成功，夷人乌铁日夜看着她，乌铁是真心喜欢她，想要开杏做她的“喜莫”。可一想到做夷人的妻子，开杏从心里感到厌恶，感到恐惧，她恨透了夷人乌铁，又无力逃离，只能将自己活成一具失掉灵魂的美丽躯壳，明艳成熟的枝头杏花本应到了最绚烂枝头的年纪，却绽放得寡淡苍白。心上人教书先生胡笙寻寻觅觅而来，一句“回不去了”，也没能改变她了无生气的生活，她开始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不敢仔细思量命运中出现的两个男人，她也不明白究竟在怨谁？怨乌铁?怨胡笙?怨命运?还是怨自己。抗日战争的集结号吹响了，两个男人都上了战场，在家国大义面前，七尺男儿抛下个人的儿女情长，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小女子开杏巾帼不让须眉，两个冤家走了，她没有天天以泪洗面，而是日日跑县政府打听战报，日日到乌铁常去的茶馆打听消息。对家国大事的热盼，对两个“冤家”平安的焦灼，使开杏显得愈加坚韧而独立，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恩怨顿时显得渺小，她开始勇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开始试着与命运和解，开始慢慢消化乌铁沉甸甸的爱。乌铁牺牲的消息传来，她哭得伤心欲绝，最终她完成了一个夷人妻子的使命：她跨上大马，从挑水巷不远千里，一路荆棘，奔回龙头山为乌铁做了一场夷人消灾的祭祀。在与土司的交涉与谈判中，她单枪匹马，无惧夷人的威胁与恐吓，守住了乌铁最后一份村寨夷人的尊严，此时的开杏泼辣、果敢，无惧无畏，成长为一朵夷人贫瘠土地上盛放的马缨花，微小的身躯昂首直面风雨。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存亡之际，在家国大义面前，开杏从一个乖巧、避世的汉家女子逐渐蜕变为坚韧、温热的成熟女性，在由个人的“小我”到家国“大我”的抉择中，被命运纠缠一生的开杏，找到了救赎之路，最终与命运、与爱、与夷人乌铁和解。
乌铁对开杏的爱，激情而莽撞，带着野性的生命力。自打他第一眼看见谷草堆旁阳光沐浴下的女孩，夷家汉子孤独迷茫的心自此有了着落，他不管不顾，凭着一股蛮劲抢回了开杏，想跟她生活一辈子。他知道汉人心中对夷人的恐惧与避让；也知道，龙头山夷汉不可通婚的习俗，男人要是娶了汉人，男子必死无疑；女人要是嫁了汉人，也活不了，抢回的汉族女孩一般只能作奴隶。乌铁年少孤苦，爱的温情于他而言太过奢侈、也太过美丽，偶然的遇见，开杏成为他的信仰。可他毕竟是杨树村江对岸生长的夷人，毕竟他跟开杏的遇见于开杏而言是一场命运的灾难，所以在后来悠长的岁月中，夷家汉子一直承受着冲动和野蛮带来的惩罚，开杏将自己能想得到的，能够狠狠打击、折磨乌铁的方法都用上了，即便是折磨自己也不在乎，她对乌铁有刻骨的仇恨。可夷家汉子骨子里对爱是那么忠诚、那么执着，他深深爱着开杏，带着忏悔、自责还有同情。他在挑水巷为开杏买下一所房产，房契上写开杏的名字，让开杏能摆摊卖鞋；他回了一次杨树村，像一个汉族的女婿，谦恭地进村，给开杏的父兄留下了银子。所有乌铁对开杏的情意，虽然从未得到回应，却轻轻地洒落在流逝的时光中，悄悄地镌刻在开杏的心上。一个曾经风餐露宿，四处为家的夷人，感情冲动、野性，可在与开杏的命运纠缠中，他对爱的表达，渐渐由激情狂暴磨砺为平静的陪伴。
乌铁自小受过红军的恩惠，他脚上的第一双布鞋是红军送给他的，在遇见开杏之前，他一直在找寻红军的下落。如今，抗日战争的集结号吹响了，乌铁在挑水巷报名上了前线。他知道和开杏的恩怨还没化解，他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他也知道他深爱开杏，可夷家汉子骨子里的血性和不屈的劲儿，他对红军深厚的感情，让他更加明白保护家国的责任重大。家园被毁、民众流离失所，夷家汉子再不愿耽于小家庭的情爱之中，毅然奔赴战场快意恩仇。在挑水巷报名上前线的还有开杏曾经的心上人胡笙，开杏命运中的两个男人在上前线的训练场相遇并相识。
胡笙原是杨树村的教书先生，也是开杏两小无猜的爱人，相较于乌铁血性、不羁的情感表达，胡笙的爱意要保守得多，他守礼、知进退，因为在杨树村，男女即便真心相爱，在成婚前也不能越矩，否则会成为笑谈。文弱书生幸福的等待着与开杏的生活，可一夜之间，这种幸福被撕得粉碎。他开始后悔自己的优柔寡断，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心上人，他冲上龙头山寻人，终究无果。可这个文弱的书生有着海一样宽阔的胸膛，在民族大义、家国危亡之际，他与开杏再次重逢，也见到了乌铁；面对物是人非的命运，他没有抱怨任何人、没有抱怨命运，而是在战场上与乌铁立下谁能活着回去，谁一生守护开杏的誓言。无可厚非，胡笙虽然弄丢了开杏，可是他一直爱着她，一直在寻找她。抗日的集结号，就像一曲迷途的笛音，唤醒了很多人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与生命意识，胡笙也不例外，在爱情患得患失的苦痛纠缠中，他弃文从武，七尺男儿选择为家国大义而战，最后他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完成了生命坚毅、血性的脱变。
这是一首爱情的颂歌，关于夷人汉人文化碰撞下，人们对爱的向往与和解。这也是一曲英雄的赞歌，关于民族存亡、家国大义面前，人们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与生命意识，曲调豪迈而悲壮。
《冤家的鞋子》由两条线索穿插行文，明线是那双开杏精心缝制的布鞋。布鞋的主人本是胡笙；乌铁抢走开杏，不仅因为开杏的美丽，还有开杏手中布鞋带给乌铁的亲切感，乌铁也想要那双布鞋；胡笙牺牲，开杏心甘情愿蹲下为乌铁穿那双布鞋，乌铁却没了腿......一双精美的布鞋，几经辗转，两个冤家都没能穿上它。在故事中“布鞋”已经超越了物象的内涵，它象征的是女主人公开杏的爱情，一开始布鞋是为胡笙而做，因为胡笙是开杏少女时期爱情的全部想象；后来命运反转，乌铁抢走开杏，并带着爱与歉疚陪伴其左右。最终，乌铁获得了布鞋，虽然再也穿不上，可他得到了开杏的爱与原谅。
故事的暗线是三个主人公在抗日战争的宏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把握与成长。开杏关于爱全部的想象力都倾注给了胡笙，而开杏却成了夷人汉子乌铁关于爱的所有信仰。在这样的感情链条中，究竟谁被毁灭，谁得到了救赎？抗日的集结号吹响，三个人纠缠的恩怨在家国大义面前得到和解。过往的怨恨也好、埋怨也罢，在抗日战争来临之时，在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之时，他们把最真挚的感情献给了国家：乌铁、胡笙一腔热血，报名上前线，投入到抗日的洪潮中。两个男人，一个是开杏曾经的心上人，一个是开杏最怨的人，此时都走上了同一片战场。开杏在后方天天跑县政府打听战报，时时祈愿中华民族的平安以及两个冤家的平安，她渐渐由一个活在自己幽怨世界中的小女子，磨砺成战争岁月中胸怀家国的女人，最终在命运的偶然、民族的差异面前，得到救赎，达成和解。两条线索，明暗交织，无论是对三个主人公爱而不得的叙述、还是对主人公毅然舍“小我”全“大我”的选择，都显现出作者对生命张力的浓重笔墨。主人公们都是再平凡、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可他们的爱情故事仍旧读来让人动容，让人感慨；他们成长的环境、民族、习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爱情的坎坷，可是他们从不甘于命运，仍旧默默地与命运抗争，坚毅而隐忍。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些小人物没有苟且偷生，他们抛开个人恩怨，相互扶持、共同战斗，这是一曲生命的讴歌，颂扬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力、颂扬中华民族儿女与生俱来的血性与正义感。
《冤家的鞋子》选自彝族作家吕翼的小说集《是否爱》，笔者以“布鞋”为线索，将夷人和汉人的爱情纠葛放置于宏大的抗日战争背景中，谱写出一曲夷汉文化关于家国、关于原谅，关于爱的颂歌。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因其民族不同，习性不一，对人生有着各自的解读与价值体现，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他们同仇敌忾上阵杀敌，牺牲性命只为家国，所有民族间的差异与嫌隙均化为对家国的责任与爱。这种蓬勃的生命力量让人动容，而吕翼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碰撞下“爱”的寻求与努力，也让人感怀。在文化碰撞之下，这些爱的发声，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爱国、也关于同情，这些都在民族地区贫瘠的土壤上滋长盛放。作者吕翼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更像是这个时代的行吟诗人，他的笔锋常游走在彝汉文化的交界地带，用自己的责任与关切，达成民族文化差异背景之下的共识，唱出民族交融背景下关于爱的颂歌。
（作者系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教育学院教师）
《冤家的鞋子》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和三重人格表达
周 敏
《冤家的鞋子》以鞋子为明暗线，文章以开杏与同伴纳鞋为开头，鞋子做工复杂，款式质地各样，“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会让一个在外奔波的人，劳累消减，会让一个想家的人，内心平静”。也正是这样的鞋子，使开杏的命运改变，一个四海为家的彝族人乌铁路过村庄，被谷堆旁美丽的开杏所吸引，也被她手上那双勾起他儿时回忆的鞋子吸引，一夜之间，天道人不再平静，三位主人公开杏，乌铁、胡笙三者之间的一场爱恨嗔的纠葛从此开始，沉浮之中，外敌入侵，让他们的爱变得渺小，不论民族，投身以报国。战争是一个国家的伤痛史，也是开杏的伤痛史，她失去了心上人胡笙，乌铁也失去了双腿，而她的那双让胡笙和乌铁半生渴望的鞋子，到最后谁都没能穿上。
一、乌铁的俄狄浦斯情结
《冤家的鞋子》中乌铁，一位土生土长的彝族人，他有彝族人的大胆，勇敢，但同时也有边陲少数民族的苦难，来自贫苦土地对爱的缺乏。中国自古以来子女教育中就缺少一种对爱的表达，所推崇的是一种无声的爱，严厉的爱，这往往会导致代沟的出现，但不幸的是缺失爱。乌铁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妈妈，没有了母爱，就连父亲也在很小的时候离世了。他的寨子里打赤脚的人很多，他也是其中之一，在得到过一位红军给他的一种半旧的鞋后，那种神经上得到的舒适感，让他有了一个以拥有一双女人做的布鞋为梦想，看似简单的梦，实际上是自我对童年所缺失的爱的无意识中的弥补。他试图从开杏身上去得到这种爱， 他对开杏说“你不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这双巧手，你居然能做出这麽漂亮，这麽让我梦想的鞋子，你知道，我小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我从来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1]”。他的这种渴求，不仅来自对自我性欲望的本能，作者也说“这是他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表现，是青春期对异性的好奇”，但这也是母爱缺失的极度诱惑，恋母情结的体现，甚至他对这种渴求达到了一种畸形的心理。他努力想与开杏构建一个他理想中的家，开杏对他冷漠他忍受，一个男人该做的不该做的他都做了，在欲而不得后开杏手中的那颗纳鞋的针一天一天的刺痛着他，他指着自己脱皮，而皲裂的脚掌说“我阿妈死得早，我很小就没有得到妈妈的温暖，没有得到她做的衣服穿，没有得到她的鞋穿，我想妈妈，希望你能够[2]……”。纵观全文，他对开杏的那份爱，他付出了所有，金钱、时间、感情、表现出强烈的自身责任感，这说明出他是一个好丈夫，但其实这更多的是本我无意识中想要去弥补自己童年缺失的这种爱。这是一种恋母情结，恋母情结理论客观存在，即在人婴幼儿阶段所萌发的性冲动和对母亲的一种无意识的眷念，这种眷念，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会导致成年后的心理障碍。弗洛伊德研究人类的心理非常重视人的童年时代，他认为“个体的内驱力没有得到适当的转移也就是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适当的缓解，就会产生固着”。它往往是由童年时代的创伤性经验所致，一旦形成，它就潜藏在人格发展动力结构之中。
二、开杏的三重人格结构
开杏跟随乌铁生活时，心上人胡笙一直在她心里挥之不去，对她日后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她的自我，超我非常强大，本我被压迫。她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她有拥有汉族女孩的贤惠，温柔、文静、巧手这也是彝族人乌铁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在彝区里，男人要是娶了汉人，他必死无疑，女人要是嫁给汉人，也不可能活下来[3]”，在开杏被乌铁玷污后，她并没有回到她的杨树村，而是跟随乌铁去了彝族的寨子里，这源于汉文化的道德原则，她的超我告诉她，一个年华似水的少女被玷污是没脸再见人的，尤其是她始终不渝的心上人胡笙，甚者是玷污她的人是一个彝族人。跟随乌铁走后，她虽生活在她与乌铁的那个家中，却对乌铁十分冷漠，她一直坚持每天洗澡，尤其是对自己惨遭蹂躏的地方，这是她自我，超我相互协调的外化表现，但本我仍然处于被压迫的状态。
到末尾，一种结局，两次遗憾，一生的伤疤，她终于将自己耿耿于怀的鞋子送出，但胡笙战亡，乌铁失去双腿，在时间的催化下，她的本我释放，自我强化，超我被削弱，三者逐渐平衡。但鞋子终究没有穿到任何人的脚上，形成了她鲜活的，特点明确的人物形象，丰富故事内容，使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具有很强的张力。
三重人格结构包含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包含人体中所有的本能和欲望，按快乐的原则行事，满足人的原始冲动，不考虑伦理道德的约束；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理性部分，遵循“现实原则”，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使人格结构达到平衡；超我遵循“理想原则”，压制本我，追寻完美人格是道德的理想标准”。
三、从读者反应解读《冤家的鞋子》
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这不仅是因为阅读的个体差异性，也是因为文本的独特魅力。《冤家的鞋子》情节设置巧妙，具有独特的叙事手法，全文具有不确定性和跳跃性，激发读者的无限想象力，让读者创造性的解读文本的意义。就文章题材而言，有人认为它是爱情颂歌，或是抗战，又或是彝汉文化冲突；从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没有大肆的对三位主人公开杏、乌铁、胡笙的外貌和性格进行渲染，而是作者通过从一个客观叙事者的角度去描述故事情节的发展，去塑造人物形象，让读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作品就给读者预留了思考的空白给读者，读者根据自己先前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对作品进行解读。
就小说的情节设置而言，前文与后文背景设置全然不同，前文主要给人营造一个彝汉文化冲突背景，主要塑造开杏和乌铁的人物形象；后篇则设置的是抗战背景，深化开杏和乌铁的人物形象，描述开杏与乌铁和胡笙三者之间的感情纠葛，作品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传统小说叙事中背景的设置通常是稳定的，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展开，而《冤家的鞋子》则不同，它通变叙事背景，从反差之中更加突出人物形象，如开杏前文中完全是一个贤惠，文静的汉族女孩，后篇却是一个为乌铁敢做敢闯的“新时代”女性，这样就留给了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读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形成的“空白”积极参与到作品意义构建中，对三者的纠葛形成矛盾的观点，然后反复重读推敲，大起大落后，重建自己期待中的视野，最终成为第二文本的创造者。读者精神反应批评是弗洛伊德的分支之一，结合文本，它能使我们更加了解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关系，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读者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中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
小说是苦难的，生活的苦难、人物的苦难、环境的苦难、以及人性的苦难。但其中不难发现，它们所透出的人文关怀，人性的温暖、国家大爱和苍天的怜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更重要的是了解我们自己。作者说“是否爱？肯定爱”，而爱需要负重而行，正因为有苦难所以才显得爱的珍贵这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精神的来源。
小说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基于文本，小说与小说创作者有着“力的作用”的紧密关系。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出意识与无意识，人格三部论、梦、以及俄狄浦斯情节等理论，揭示人物的无意识心理，阐释作品的潜在意义，探索文学创作中的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说“它可以使人类更加了解自己”。
民族危难之际的小人物情怀
——读吕翼《冤家的鞋子》
杨云彪
吕翼的中篇小说《冤家的鞋子》，描写的是乌蒙山中杨树村一个名叫开杏的女孩子，一天黄昏，在村子里的谷草堆旁，满怀柔情蜜意，为同村的小伙子、在县城教书的恋人胡笙做千层底布鞋的时候，遭遇本打算到昆明找寻差事的夷人乌铁。开杏被乌铁强掳到凉山，成了乌铁事实上的老婆。杨树村和凉山，与金河隔江相望，解放前的夷人常常会趁杨树村人防范不周时，到村里抢人，成年男女被抢去干重活、粗活，当娃子做奴隶，孩子则抢去换银子。
吕翼小说中写到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幼年生活在金河边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某某某当年就差点儿被夷人抢去了，幸好她母亲拉着她和她哥哥的手，逢岩逢坎的跳着逃跑，才终于逃脱；某某某被夷人抢去后，他的亲人找到他时，已经完全是个夷人的样子了，全身的衣服装束完全变成了夷人，满嘴说的也全是夷话，连成年累月光着的脚丫，也已结了厚厚的老茧，金竹签子也戳不进去。亲人找到他后，历尽千辛万险，才好不容易趁着夜色悄悄逃出凉山，以至于在我们幼年时候，夜晚睡觉不踏实哭闹起来，母亲都总会吓唬我们说，不能再出声了，夷人听到会来把你抢了去，一听到这话，我们都会马上噤若寒蝉，悄无声息。对凉山，怀着一种深深的、蒙昧神秘的恐惧......
被抢的开杏在龙头山夷寨中寻死觅活时，乌铁的女娃子阿卓安慰她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并告诉开杏，阿卓她自己也是多年前被抢到夷寨的汉人。乌铁本是土司的儿子，后来他父亲土司的位置被叔叔占去，父母都先后遇害，乌铁从小缺乏母爱，从小就渴望能穿上一双舒适的千层底布鞋，遇到美貌手巧、正做布鞋的开杏，激发了他的野性和激情，他是真心爱着这个汉家姑娘，便给了现任土司、他的叔叔一些银子，想让叔叔改变习俗，允许他与开杏结为夫妻，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可叔叔收下他的银子后，却仍按夷寨习俗，要把乌铁和开杏抓去填井，幸好阿卓获知消息后提前预警，乌铁才能够在危急时刻带着开杏冲出土司的包围，逃到了乌蒙古城，在挑水巷买下房子，给开杏置办了一个做布鞋卖的店面。觉得自己已被玷污了的开杏，认为给父母家人丢了脸，她再也不愿意踏进杨树村半步。满怀忏悔、自责的乌铁，到杨树村给开杏的家人送去了不少银子，让他们用以作为抵御有可能会侵略到杨树村的日军必要开销，卑微真诚的态度缓解了开杏家人的仇怨。乌铁拼命挣钱养家，对开杏更是疼爱、呵护备至，可开杏一直对乌铁心怀怨恨，日思夜想的是她初恋时的教书先生胡笙，把对胡笙的思念全寄托到那双未曾做完的布鞋上。当乌铁求开杏把这双布鞋做完，他想穿这双布鞋的时候，开杏简直怒不可遏，开杏对乌铁的冷漠，让这个铁打的汉子伤透了心，不过他却依然一如既往地爱着、呵护着开杏。
开杏被抢后，她的家人、胡笙和杨树村的人，拿着武器，到金河对岸夷人寨子龙头山找土司交涉，得知抢走开杏的人已经离开了夷人寨子，满怀仇恨的胡笙开始习武，在习武中，胡笙的武术教练动员学员说，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已经占领了南京、济南，保不定哪天就会打到乌蒙古城来，满腔热血的胡笙毅然决然报名参军，临走前，胡笙依恋地走遍了乌蒙古城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偏在此时，胡笙看到了他日思夜想、刻骨铭心的恋人开杏，围着开杏生活的巷子转悠好些天后，胡笙在开杏家附近的茶馆里打听到开杏一天要洗三次澡，以前是开杏的丈夫为她担水，现在开杏的丈夫要上前线打仗，正在集训，开杏只能付钱给挑夫为她担水，胡笙装成送水的挑夫，挑着一担水走进了开杏家，两个初恋的年轻人终于在悲喜交集、万千况味中再次相聚，当意乱情迷的胡笙抱住心爱的人想续修旧好时，却被嫌恶自己脏污的开杏推开了，她要胡笙找个干净、清白的女人过日子。开杏对胡笙说，次日胡笙随队伍开拔前，她要送胡笙一样东西。
一直遭开杏冷眼相对的乌铁，明智地选择了当兵，他要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夜晚见到开杏做那双乌铁抢了她回来后就再也没做过的鞋子，乌铁再次恳求开杏把这双布鞋做给他穿，当初，她抢开杏的时候，不仅因为开杏美丽，内心深处，更渴望娶开杏这样一个心灵手巧、能做双舒适的鞋子给他这个从小缺乏母爱的人。开杏得知乌铁也要上前线，第一次默契配合乌铁尽了鱼水谐和的夫妻欢爱，但仍然拒绝做那双布鞋给乌铁。
开杏连夜赶做鞋子，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辕门口抗日队伍出发的地方，想把鞋子送给心爱的胡笙，却被告知一万多人的队伍已经连夜出发了，现在正准备出发的是骑兵，个头高高的乌铁在骑兵队伍里极为显眼，他看见了送行人群中的开杏，要开杏把抱在怀里的鞋子给他，可开杏却装做没看见乌铁，她寻觅的目光仍然在人群中找来找去，希望能找到最有资格穿这双布鞋的胡笙。可是，队伍过尽，却不见胡笙的身影。
两个深爱着开杏的男人都离开了她，当她到县政府打听他们的消息时，赫然得知，两人的家属一栏，都填上了她的名字。随后，台儿庄战事吃紧，人员伤亡不断的坏消息传到了乌蒙城，传到了心痛如绞的开杏这里。再随后，政府派人通知开杏，乌铁已经阵亡，而胡笙，依然没有半点消息。整理乌铁的旧物时，看着乌铁为她准备的做鞋子的麻线、蜡等等物品，开杏才意识到这个夷人对她爱得多深，开杏决定到乌铁的老家、夷人寨子请祭司为乌铁念经作法，她想让这个深爱她的男人，死后能过上宁静的日子，她还想把乌铁一直渴望得到的那双布鞋埋在乌铁的夷人寨子 ，满足他一直未遂的心愿，后来在阿卓的劝说下，有悖夷人的礼数，开杏才又把那双布鞋收好带在身边。开杏又为阿卓出了赎身费，将阿卓从夷人寨子里带回乌蒙城，和她一起打理鞋店。
开杏怎么也没有想到，半年后，已经残疾的乌铁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从乌铁的口中，开杏得知乌铁和胡笙一起经历了台儿庄血战，一起发誓活下来的人要一生一世善待开杏，两个昔日的情敌，在抵御日本侵略的战场上，成了彼此维护的好兄弟，胡笙战死，乌铁受伤后得以回到乌蒙城。当开杏要为历经生死、浴血战场的丈夫乌铁穿上那双他一直想要穿到脚上的鞋子时，才赫然发现，乌铁已经失去了双脚，坐在轮椅上的乌铁，只剩下一双空空的裤管......
吕翼以其蹊径独辟的奇妙视角，以冷峻的笔调，简练、生动而富有穿透力的文字，构建描摹了一幅幅充满动感的画面，一双毫不起眼千层底布鞋，在他笔下，成了极其重要而关键的道具，引发出了一个交织着爱恨情仇、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电影场景一般紧张、曲折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小说写的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却朴朴实实地地拥有着大情怀！乌铁、胡笙，两个本为情敌的人，最后都殊途同归，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且在抵御外族灭种之战的惨烈战场，结成了并肩杀敌、生死相依的好兄弟。对乌铁强行掳掠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开杏，面对从战场上归来的丈夫，终于尽释前嫌，把一直抗拒给乌铁的鞋子，洒脱地拿出来，要给丈夫穿上，只可惜失去双腿的乌铁再也穿不成。除了主人公，就连在小说中只是露了一下脸的那个开茶店的店主，当胡笙发现开杏的踪迹，向他打听有关开杏的情况时，闲聊中，提起抗日，他向胡笙问出了这样的话：“我儿子都参加了，你去不去？你不会是家里的独子吧？”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冒出的这句话，异常强烈地凸显出了当年异族入侵、全民奋争的民族情怀！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乌铁的抢亲、成家、出逃，都与凉山夷人的习俗密切相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开杏收到乌铁阵亡的通知后，回念乌铁的旧情，到夷族寨子请祭司为乌铁念经消灾的场景，身为彝族作家的吕翼，将凉山夷人的这一奇特风俗写得淋漓尽致，描写祭司的时候，有这样的对话：
“祭司压低声音说：不过，娃娃啊，恕我冒昧，你这男人，恐怕还没到黄泉呐！
开杏擦掉眼泪，双手给祭司递过一杯酒，双膝跪下：此话怎讲？
祭司说：这个的灵魂招不回来呀，应该没有死吧！刚才的回声，还夹杂着人的气味……你回去好好的等着吧！”
读到这里，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凉山夷人祭司那神妙无匹的无边法力，给人留下了绝对无法磨灭的深刻烙印。小说也由此埋下了乌铁最后生还的草灰蛇线的巧妙伏笔。
小说的战争场面，用史家笔法，将丰富的内容简约地囊括其中，极尽缠绵婉曲的是主人公围绕一双布鞋而衍生的命运和爱情。这篇小说的独特和美妙，就在于它写的不是简单的抗日故事，不是模式化的反法西斯战争，也不是把滇军中的昭通男儿如何舍小家赴国难的英勇壮烈，写得如何的轰轰烈烈，而是写一个平凡的女子，她的心上人和丈夫，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写出开杏这个可爱的女人及其丈夫、恋人作出的牺牲的同时，会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那些只是刻进名单里的每个简简单单的名字背后，有多少个开杏这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女人，曾为他们企盼祝福、为他们牵肠挂肚、为他们泪水流干！而那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抗日英烈的简简单单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怎样个性独具、情浓意挚的热血男儿！他们之中，有多少个侠肝义胆的壮士？有多少个风流倜傥的情种？又有多少个迷恋乌蒙故土、思念父母妻儿的伟岸男儿！他们只是为了家国的安宁，才舍弃他们迷恋着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这篇小说让那些淹籍在漫漫历史烟尘中的简简单单的名字，一个个变得亲切可爱起来、变得鲜活灵动起来，小说中两位战士，他们只是万千抗日大军、为家国大难舍身赴死的个体，但通过他们，却把战争牵动着的亲情血脉写得心荡神摇，令人感慨唏嘘、掩卷难宁。从而也把乌蒙男儿献身家国的壮烈情怀和英雄群像写得令人血脉偾张、耸然动容。
小人物折射大情怀，儿女情描摹英雄像——这是民国时期昭通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所体现出来的大义大勇。吕翼文笔，令人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