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温补派与火神派（扶阳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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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薛己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和治疗，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善用甘温之品，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学术体系。其后，张景岳继承其学说，进而提出阳重于阴的观点，为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称为温补学派。
由于郑钦安推重扶阳观点，善用温热药物，一些学者又将其归人温补派。不可否认，郑钦安确实吸纳了温补派的一些学术思想，但其又不同于温补派，只要对照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这一点并不难以区分。现在，我们将郑钦安与温补派代表人物张景岳的主要学术思想作一大致对比，研究两者的异同，进而得出结论。
(一)二者均注重阳气
郑钦安与张景岳都是四川人，均以《易经》、《内经》为宗，通晓阴阳之说，这使二人具有共同的学术根基。在阴阳互根、水火常变等阴阳一体观方面的认识大致相同。尤其重视“宝阳论”，郑氏十分认同并予接受。
例如，景岳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大宝论》)。郑钦安则谓：“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 景岳说：“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 郑钦安则谓：“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这方面二者的观点言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举出很多例证，看得出郑氏的重视阳气的思想确实与张氏如出一辙。郑钦安多次称：经云“气不足便是寒'，但众所周知，此语乃景岳所言，而非《内经》之词，从中可以看出郑氏对景岳某些观点是多么认同。从这一点上说，火神派与温补派确实有着共同的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
此外，在对阴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特点的认识上，两人都有相当见地，也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也是张、郑学术思想中很重要的共通之处。景岳说： “寒之为病，有寒邪犯于肌表者，有生冷伤于脾胃者，有阴寒中于脏腑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于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日：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 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治难。矧庸医多有不知，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于无形无热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对阴寒之证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还进一步指出：“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确是阅历有得之谈。
而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证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他称之为 “阴火”者，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较之景岳更深刻、更详明，作者曾经系统论述(见“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读者参阅后即可明辨。郑氏曾经申明： “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与景岳所言之“真寒假热之病为极多，而真热假寒之病则仅见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张景岳同时重视真阴
在重视阳气的同时，张氏亦强调真阴的重要性，事实上可以说他是阴阳并重的二元论者。对于外感、内伤各种病症，凡见虚损，先重补阴，他说：“夫病变非一，何独重阴?'讲了一番重视真阴的大道理。他甚至说：“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类经附翼--真阴论》)。他提出的“治形论’’无非亦是强调真阴的重要性：“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景岳全书--治形论》)。对虚损病人他强调以填补精血、真阴，治疗形体为主。故他最擅用的药物首推熟地，“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以致人誉“张熟地'。
郑钦安不同，虽然亦讲阴阳并重，但他更强调阳气的重要性，扶阳重于养阴，“总而言之，元阳为本，诸阴阳为标。能知诸阴阳皆为元阳所化，元阳变而为诸阴阳。”这与景岳所言“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日真阴之病'，确实有偏重阴、阳之分。对虚损之证，郑氏与景岳更是针锋相对，主张必以扶阳为先：“虚劳之人，总缘亏损先天坎中一点真阳耳……惟有甘温固元一法，实治虚劳灵丹。昧者多作气血双补，有云大剂滋阴……不一而足，是皆杀人转瞬者也' (《医法圆通卷二》)。“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笔者体会，郑钦安所论更切近临床实际。
郑氏倡用辛热扶阳，但亦不忘阴阳互根之理，他指出：“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互济，而体健身轻矣。'郑氏所谓滋阴敛阳之法，与景岳阴中求阳之法，虽同从阴阳互根之理，然其思路、投药之法并不相同。景岳是融滋阴与温阳于一方；郑氏则待真阳已复之后，继用滋阴之品以敛阳气，因而用药有先后次第，自成一家。
(三)用药有甘温、辛热之别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之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偏于甘温，擅用熟地、人参，人誉“张熟地'；郑氏则善于用姜，用药偏于辛热，常用附子、干姜，推崇四逆汤，人誉“郑火神”、 “姜附先生”，二者各有千秋，这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
景岳温补讲究阴阳相济，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而且景岳认为：“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倍之，无往不利矣。”所以景岳温补均是助阳药与补阴药并投，凡用附子必伍以熟地，观其补阳代表方剂右归饮、丸等俱是如此。可以说，景岳所谓温补是阴阳并补，甘温同施。
郑氏扶阳更专注于附子，推崇“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二》)。临床之际广用附子，重用附子，多以附子、四逆辈为主药主方，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味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与张景岳等阴阳并补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 “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不仅如此，他还对景岳直接提出批评，说：“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 (《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故他用附子一般绝不与熟地等甘阴之味相伍，后世如吴佩衡、范中林诸先生均持此观点。
郑氏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景岳方)视为扶阳必用之方： “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此皆景岳不读仲景之书，而未明阴阳之道也'(《医法圆通卷二》)。这些议论，可谓别开生面，发前人所未发，但此话确实言之有据，合乎情理。只是郑钦安在这里似乎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景岳的大补元煎中并无桂、附二药，也算一点瑕疵。
在用药上，张景岳补阳不忘补阴，桂附与熟地、人参多讲同用，视人参为补阳要药，大概方方不离熟地；郑氏扶阳则专用姜附，单刀直入，大忌阴药，视人参为补阴药，如果“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几乎方方不离附子，善后倡导一剂补阴，讲究先后次第，二者用药风格迥然有别，均不失为开一代医风的领军人物。诚然，张景岳的影响要胜过郑钦安，毕竟张景岳是一位功力深厚、著作宏富，雄视医林四百余年的名医大家。
大致可说，在应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治疗阴证时，是否夹用熟地等滋阴之品，是温补派与火神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观火神派医家的案例，与温补派医家的用药确实截然有别，风格十分鲜明，明眼人很．容易区分开来。敬云樵在评点时强调，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语中的。
概括一下，温补派讲究温而兼补，系温兼滋补，阴阳并济；火神派温补则强调辛热扶阳，单刀直入，不夹阴药。温补派讲究脾、肾并重，火神派则更强调补肾为主，元气为本。从这一点上说，相对温补派而言，火神派可称之为“扶阳派'，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称之为“火神派”。
回顾医史，医学流派产生的常见形式，就是医学流派内部的衍变和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学派。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是在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和各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新的医学流派。各个学派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对新的医家学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张子和为代表的攻邪派和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就都是从河间学派分化出来的。张子和私淑河间之学，《金史本传》称他“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而创攻下派；朱丹溪师承河间学派，其师罗知悌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又旁参东垣、子和之学，而创滋阴学派。任应秋先生看出这一点：“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然而，张、朱之学并未因传河间之学而影响其自成一派。是否独立成派，关键在于对其所学是否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才是判断某家学说是否自成一派的关键，发展和创新才是医学流派的生命。可以说，河间学派为攻下派和滋阴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这后两家就归属于河间学派，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道理，明代薛己、张景岳是在继承易水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水学派虽为其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丝毫不能掩盖温补学派作为独立学派的光辉。以此类推，火神派就是从伤寒派和温补派的理论中衍变和发展起来的，并赋予其学说以新的观点，从而自成一家，自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传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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