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略合肥——三国时期曹魏东吴的合肥攻防战略
合肥地区是三国时期，吴魏攻防的重地。根据《三国志》及裴注、《资治通鉴》等史籍的记载，孙吴军队在公元208～278 年间，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与敌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合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国君亲征的有就6次，其中孙权大规模亲征五次，孙皓一次。权相(诸葛恪、孙峻、孙綝)领兵有3次，这其中有东吴历次进攻战役中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公元253年诸葛恪率军20余万伐淮南。以及三国区域性战役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 公元257年诸葛诞反寿春，魏吴双方投人军队共计超过50万);可见这一地区是魏吴两国战略攻防的主要目标。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原因呢？
首先，在形势上，东吴的经济地区在太湖流域，都城设在建业，与曹魏的统治中心，冀、兖、豫州等地区之间被淮水和淮南江北的广阔地带阻隔，江淮之间又被今洪泽湖和张八岭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部是苏北平原，这一次地带低洼潮湿，水网密布，湖沼众多，行军困难，因而不受重视。西部是江淮丘陵，皖西山地与长江沿岸平原，即曹魏的扬州，设有淮南、庐江两郡。地势为低山丘陵，河流众多沟通江淮，这一区域也成为了魏吴之间对峙的焦点。
（图为合肥形势）
从战略上防守的角度来看，合肥地区所在的淮南是江东的外围，东吴政权无法掌握这一地区，则只能隔着长江对峙，而沿江千里又怎么能做到步步设防呢？往来调动也会造成极大不便，这样以来都城建业就会直接暴露在曹魏的兵锋之下，赤壁之战后，曹操就经常在这一地区“四越巢湖”南下攻击孙权，因此曹魏每一次增兵这一地区，孙权都会战战兢兢。后来与曹操结盟，也是曹操先“除合肥之守”，孙权方敢把主力西调，全力袭取荆州。
从战略进攻的角度来看，魏吴之间大规模交兵，从水陆进兵的次数远超从陆路进兵。原因也很简单，从陆路进兵、运输粮草给养耗时耗力，而船只可以借助水、风等自然因素的帮助，效率远比陆运高得多。故汉人称江南“一舟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东吴又以水军见长，被曹魏称为“水贼”，陆军作战也经常由水陆运兵，正如《吴录》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所以北伐路线往往要选择水道了。而江北中渎水道湖泊较浅，守季节水量影响时常干枯，曹丕征吴北返时就遇到过“战船数前皆滞不得行”的状况。汉水抵达襄樊后，水道又会折而向西，即使占领襄阳，还必须弃船陆行，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连续作战，无法发挥出水军的优势。而合肥所在的这条水陆通道是当时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由于巢肥运河的开凿，肥水与濡须水将长江与淮河沟通起来。前面说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四越巢湖”，就是利用这条水路，船队由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出发，经涡水入淮，再浮肥水，过寿春、合肥，越巢湖，入濡须水而达长江。吴国水师如能由这条航道入淮，那么沿淮上下具有多条通往北方的水路，如东有涡、泗，西有颍、汝等，可供进兵选择。在水道的通达，性方面，这条行军路线显然更为有利，因此，它被当作吴军攻魏的首选战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经此途。合肥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施水和肥水的连接地段，正好在这条水路干线的要冲，又因为水文与地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部队行进往往要经过这个咽喉要道。早在春秋时期，合肥就是南北往来的主要干线，又处在江淮之间的中心地带，四通八达，为数条道路的汇聚之所，是军事、交通上的枢纽地区。控制了合肥，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也可以堵住几个方面的来敌，因此占据合肥可以在军事上获得极大的主动权。正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图为安徽地形）
上述，为了占领合肥，吴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曹魏政权又是如何在东西两线面临强敌的情况下，挡住进犯的呢？
一、合肥兵力的加强与改变
曹操早在与袁绍对峙的时候，就派遣刘馥治理合肥，数年之间，当地经济得到发展，行政统治也逐渐巩固。不过由于刘馥是“单马造合肥空城”，没有带如何兵马前来，当地的防御力量只能利用屯田的准军事化组织收编流民，组建当地武装。公元208年冬，孙权第一次进攻合肥，这支军队不敢出城迎战，只能和当地百姓一起守城，还险些被攻破，可见其数量有限，战斗力也不强。刘馥又将原先州治的历阳迁到合肥，远离孙吴军队的威胁，又修缮城墙，储存战备，还招抚当地的土豪，占据皖城和丹阳这些能对孙吴政权产生威胁的地方。初步建立起了合肥的防务。后来曹操在赤壁损失惨重，之前又忽于对该地的防守，待到孙权第一次来进攻合肥的时候，情势相当被动甚至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靠刘馥留下来的战备勉强守住了该地。
为了改变不利的局面，曹操及时调整战略，亲率大军到达合肥，派遣军队消灭当地叛乱的豪强匪寇，又恢复重建了在孙吴军队进攻中淮南地区破坏严重的郡县官府和典农机构。鉴于当地军队战斗力不强，曹操留下了张辽、李典、乐进等人率领的部分中军七千余人，加强当地守备。在孙权第二次进攻合肥的时候，这支部队以少击多，使孙权的军队大败而还。建安二十一年，又为张辽等人增加兵力，具体数目不详，估测大概在万余人以上。后来曹操留下二十六军驻屯在巢湖以南，张辽也率领合肥大部分守军随之驻扎，阵线南移。建安二十四年，为了拉拢孙权，又“除合肥之守”，张辽等部西援荆襄地区。直到黄初二年以后，魏吴交恶才又在合肥恢复屯守。
血战逍遥津
孙十万逃命
二、合肥地位的变迁与曹魏的防御策略
曹操大军在江淮、汉江持久作战，而根据地却远在北方，向前线运输粮草给养有很多困难，而吴军在建业集结后，乘船进犯淮南非常便利，又可以在江北沿岸掠夺人力，粮响作为补给。曹魏主力驻扎在邺城，必须应付扬州、荆州、汉中三个方向的压力，重要就会陷入千里赴援、疲于奔命的尴尬局面。由于没有足够兵力来保卫江北沿岸的广阔边境，曹操决定将徐、扬两周南部的居民内迁，放弃昂起长江以北至皖西山地-江淮丘陵-淮河下流河段的大片领土，形成一个数百里无人的纵深地带，军事据点只有一个皖城，不久也被孙权攻克。不过这也导致了江西十余万的人口渡江逃入东吴。尽管损失了不少人众，但是这一巨大的隔离地带却按照曹操的战略意图制造成功。曹操通过放弃部分土地、收缩兵力的做法，大大缩短了前线和后方的距离，明显改善了兵员、粮响的运输状况。这种形式给孙吴北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野无所掠，不能取敌之资供己之需，增加了进攻合肥的南渡。从史实来看，孙吴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不能持久，和供应方面的困难，有很大关系。
由于合肥附近的大量居民被迁走，人口稀少导致农业荒废，无法像过去一样提供充足的赋役支持，扬州驻军主力驻扎在合肥，抵御吴军进攻，其消耗的大量给养必须右后方调来，这样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负担过于沉重。移民之后，魏国扬州的民户与经济中心则转移到江淮丘陵以北的寿春附近。而合肥离地理位置距离敌境较近，直接受到吴军兵峰的威胁，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种种情况表明合肥已经无法作为一州的指挥中枢，于是到了魏文帝黄初年间，合肥由军政中心变为前线要塞，兵力减少。扬州守军主力随征东将军转移到寿春。
主力转移后，曹魏针对合肥地区又制定了邻州救援的制度，这一阶段各州的最高长官是都督，扬州的都督多是由征东将军来担任，征东将军可以上表调动附近各州兵马来救援，尤其是兖、豫两州，如太和四年“拜(满)宠征东将军。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这个阶段，东吴军队针对合肥的攻击经常是在曹魏的机动兵力开往西线进行的，由于距离遥远，不能及时回救，所以援助任务多由寿春和附近的守军担任。另一方面，吴军沿水路前进，到了合肥这个瓶颈地带，兵力难以展开，魏军防守相对容易。因此有本州军队加上附近等州的援兵通常可以胜任。
上述，合肥本地的主力主要由守军由中央驻派外军组成，即来自北方的“士家”，家属住在中原，被作为人质受到监管。将士如有叛逃和作战不利的情况，家属都会受到牵连，如“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这一措施效果十分显著，将士多有必死不降之心，如刘整、郑像等人。
“嘉平六年二月己丑，镇东将军田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或以语恪，恪遣马骑寻围迹索，得像还。四五人勒头面缚，将绕城表，敕语像，使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日:'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闻知。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三国志》
毌丘俭据寿春反魏时“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叛乱也很快失败。
以上这几条措施显著的加强了合肥与扬州的防御能力，孙吴在这一阶段对合肥发动的技工，曹魏都能应对自如，有惊无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略部署的调整得当。
三、魏吴在合肥攻守上的见招拆招
吴军对合肥的攻击，总是尽量发挥其水运便利的长处，步兵乘船到合肥城下，如果战况不利就可以及时登船逃走，第二次合肥之战，孙权被张辽打得大败，虽然多次差点抓住孙权，但是孙权坐上船后，也只能“举军叹恨”。后来满宠担任扬州都督时，注意到这一情况，上诉请求放弃合肥旧城，将防御设施西移到离肥水三十里处远的险要地带建立新城。曹魏内部起初不准，在满宠上述陈明利害后，终于获得批准。满宠这一正确战略效果也非常显著，就在移城的这一年，孙权再次来进攻合肥，“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
东吴进攻合肥，投入的兵力常在十万左右，最大的一次甚至投入了二十万兵力，而且是吴军主力，孙吴又经常选在驻扎在扬州的外军返回北方休假的时间进攻，魏国诸州边兵战斗力又较弱，因此很少有出城作战，每次遇来犯之敌只能据城坚守。种种原因导致了魏军相当吃力，很多时候只能出动中央中军前去救火，但魏国中军主力驻扎在洛阳、许昌一带，被称作“河南之众”。驻地距离合肥较远，驰援不仅耗费时日，长途转运也极为困难。这个问题一直到正始二年由邓艾上书在两淮大规模屯田，解决粮草问题，又改变休假制度，确立十二分休。这样不但屯集了大量粮草，又解决了以往分休制度导致的前线空虚造成的被动情况。邓艾又提议“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这一建议得到施行后，“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这一战略效果显著，后来诸葛诞叛乱时，轻易就能聚集十五万多的大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用来防御吴师的进攻，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合肥也并不是每次都会成为吴军攻击的前沿，如正始二年（241），全琮领兵数万由西边的皖城北进，经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北穿越江淮丘陵到达六安，然后再沿批水与芍陂西岸之间的陆路北上，到达寿春以南的安城将芍陂的堤防破坏，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后来诸葛恪又在皖水流域屯田，以此为基地对魏境进行掠夺和破坏。这样避开了合肥一带的坚固防守，给魏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不过这条进攻淮南的路线，都是陆路，没有水道，大军后勤补给困难，难以维持较长时间的战斗，因此后来也有派遣大军经此道路进攻寿春。
嘉平五年，诸葛恪召集江东兵马二十万人，志在夺取淮南，这是孙吴立国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次出征，并联络姜维从西出兵相助。这次诸葛恪采取的战术是通过包围合肥来进行围点打援，化被动为主动，以此来试图获取较大的歼敌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是诸葛恪的首创，这个伎俩早在孙权第五次进攻合肥的时候就用过了，有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曹魏方面的策略与应对孙权第五次进攻合肥时的大同小异，都是想通过合肥先挫起锐气再做救援，但不同的是这次已经有了几乎放弃合肥的打算，只留下了参与淮南叛乱的三千人留下坚守，戴罪立功。但是诸葛恪二十万之众居然对三千守军的合肥，攻打连月不能拔下。又野无所掠，士卒的饮水排泄问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导致发生瘟疫，损失惨重，被迫撤军。两次大同小异的应对策略却得到了几乎相同的战果，孙吴军队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叔父借箭十万，吾得兵十万，谁更胜一筹？——诸葛恪
四、屡攻不破后，孙吴对合肥地区的放弃
田丘俭、诸葛诞反寿春。诸葛恪伐魏失败后，相继爆发了田丘俭与诸葛诞在寿春的叛乱，吴国乘机出兵北伐淮南。值得注意的是，魏国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均未在合肥驻兵，南逃的叛将与北援的吴军于该地畅行无阻。正元二年田丘俭造反时，“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合 肥魏军亦被调走，无人守城，所以吴国孙峻的援兵是直向寿春，而不用围攻合肥。“魏将田丘俭、文钦以众叛，与魏人战于乐嘉，(孙) 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寿春，会钦败降，军还。”吴军 先锋曾进至寿春以南的黎浆。“吴大将军孙峻等号十万众，将渡江，镇东将军诸葛诞遣(邓)艾据肥阳，艾以与贼势相远，非要害之地，辄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遂走之。”按黎浆在芍陂附近，位于寿春东南数十里。另外，文钦兵败奔吴时曾经过合肥到达橐皋(今安徽巢县西北柘皋镇)，途中并未受到阻拦;其后余众数万口又陆续沿此道路逃至吴境，也没有在合肥遭到堵截，证实那里确实无人把守。
甘露二年诸葛诞反寿春时，亦将所属扬州各地魏军与壮丁调入城内，“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合 肥再次成为空城。从史籍所载来看，吴国先后遣文钦、朱异等各率数万人来援，均顺利越过江淮丘陵抵达寿春城下。文钦突围入城，朱异的部队则在寿春附近的都陆、黎浆等地与魏军激战，失利撤兵时亦未遇到阻碍。.上述史实反映在以上两次战役中，魏国虽然未曾有意放弃合肥，但在事实上该地无人把守，吴军也可以自由通过。
诸葛诞叛乱
诸葛诞叛乱被平息后，吴军从合肥攻略寿春的想法彻底破灭，后来仅是丁奉两次北伐，只是虚张声势的经过合肥，再也没有强攻过、可见在东吴统帅眼里，合肥从一块必争之地，变为了可争可弃之地。
吴军放弃占领合肥的战略意图，并不是已经没有了进取天下的志向，而是力量有所不及。如果占据合肥，又无法攻破寿春，在淮南打开局面进取中原。还会因为坚守合肥，遭到魏军的不断进攻，届时运输给养和派出军队支援都是极大的消耗，对于国力远不如魏国的吴国来说，这是它承受不起的。
五、对于东吴战略得失的看法
早在孙策孙权开拓江东的时候，就攻灭了盘踞在庐江的李术，但并未对这一地区附近有所重视，甚至没有在江北留下兵马，而是把荆州的刘表作为主要对手。反观曹操在官渡和袁绍对峙时期就看到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派遣刘馥初步建立起了合肥的防务，可见二者之间的差距。虽然曹操对这一地区早就有所准备，但是防御重心却并不在此。又值赤壁战败，军队损失惨重，军队救援迟缓，这本是攻下合肥，全占淮南进取中原的良机。而孙权却在即将攻破城池前，对形式的判断不清中撤军，现在想来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后来几次进攻合肥也损兵折将。关羽在荆襄发动攻势时，曹魏合肥一带的守军悉数西调救援。曹魏的东线门户大开，孙权又不趁机进取，而是只顾自己已经布盘良久，觊觎多时的荆州，这一蝇头小利，再一次错过了先刘备一步，北上争胜中原的机会。又惹得孙刘交恶，夷陵一战，两国两败俱伤，和魏国的国力越拉越远，都失去了吞魏，一统天下的机会。可见孙权既无韬略，又无远谋。合肥不克，与他们统帅本人的能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