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文章抵不过几句真话

老年巴金，意志的骨骼风致亭亭，一直化愤怒为力量地活着，《随想录》是其晚年的精神遗嘱，燃犀之旨，在于讲真话。

兀坐书斋，不问世事，为多数写作者的明哲；激浊扬清，褒善惩恶，是少数写作者的坚守。对于明哲的作家，胡适《易卜生主义》陈述：“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对于坚守的作家，莫作家言自述：“我有一个偏见，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用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历史每遇沧桑变易，文人颇易自废道义，失范失德，被眼前的困局所禁锢。然古往今来的大文学家，未闻以歌颂作品传世者，其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渗漉着愤懑与负能量的分泌液。

久不讲真话，偶闻真话，不过常识，却电光火石般冲击，先是别扭，随即恐慌，本能地环顾左右。心有羁绊，言必失真，阿城谈写作：“写‘现实主义’小说，强调所谓观察生活，这个提法我看是隔靴搔痒。你对周遭无有同情，何以观察？有眼无珠罢了。我主张‘同情的自由’，自由是种能力，我们其实受很多束缚，例如‘道德’‘时髦’，缺乏广泛的相同之情的能力，因此离自由还早。”写作无边际，若有，善恶之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所言，针对当时的人，也针对当下的写作之人。平铺直叙，质朴无饰，有同情便是好文字，精神病毒、文化瘟疫者，混淆视听，习非成是。小说的真实性，取决于自身的说服力、想象力、感染力，巧诈不如拙诚，有道是逢迎之辞难工，真诚之言易好。心缺诚实，言必虚妄，教育的失败，需以一生治愈，改掉已然本能的察言观色、偷合取容，何其不易。刻意的表现，最终输在一个假字上，世人之病，大都相同，“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有几人清楚自己也是悲剧中的配角之一。

每遇大事，总有充满问题意识者，不愿安于形状，无心伏案而发泄憋屈，突然发声，牢骚几句，却是半生文章，抵不过这几句真话。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看家狗，路见不平，就该汪汪叫两嗓子。考琳·麦卡洛笔下的荆棘鸟，自离开巢窝的一刻起，便在寻找荆棘树，直至如愿以偿。然后将自己的身体扎入尖刺之上，展放歌喉，其一生只唱一回，却美妙无比，奄奄一息时刻，也超脱了自身的痛苦。石压笋斜出，真话无需音高，孤矗英雄，面对群雄，一人便是一哨队伍。历史何以独显其名，黑名单成为光荣榜后，人们才意识到其价值所在，此时人与骨皆已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