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如何理解章太炎
编者按
本文为王锐老师在《鼎革以文》读书会上的发言，主要对《鼎革以文》一书进行了讨论。通过关注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关联，他提出要重视章太炎思想的政治文化意义，思考章太炎思想的丰富意涵。从章太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平等民主的政治实践主体的塑造，又能够看到对中国古今制度连续性的强调。通过理解章太炎来理解20世纪中国，继而对今天的政治历史进行审视，可以发掘出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图景。
感谢王锐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如何理解章太炎，关乎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
——在《鼎革以文》读书会上的发言
文/王锐
林老师这本大作，我收到书后不久，就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我觉得开启了许多让我们思考20世纪中国思想史、政治史、革命史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一种不同于被冷战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形式所笼罩、裹挟的历史论述与文化论述。
鼎革以文，林少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林老师在书中说，过去关于晚清思想史的认知，多聚焦于立宪与革命的二元框架下，所关注的人物，也多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被贴上明显政治标签的人。相较之下，章太炎的受关注程度似有不足。当然，我们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或许存在这样的情形。但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章太炎的意义却不容小觑。比如197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论述“百代皆行秦政法”的背景下让全国范围内注释、传播章太炎的《秦政记》与《秦献记》，这背后就体现了他对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治理、如何在新的形势上组织新的政治实践主体、如何将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有机结合等十分重要问题的思考。并且他所提出的问题，所希望揭示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关于这些史事，姜义华老师在《毛泽东晚年改革国家治理体制的构想与实践》一文里有十分精当的分析。而这些历史遗产与遗留下来的理论问题，如何在今天的研究视野中被逐渐视如刍狗，这本身更是一个具有政治哲学与政治史意义的问题。顺便一提，整理《章太炎全集》之所以能够被提上议程，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提笔撰写这一过程的人，如果有意忽视其中的内在联系，说得直接一点，恐怕其中原因，不止是疏忽或“曲笔”而已吧。
此外，丸山真男在反思近代日本的历史变革时认为：“一般旧的社会构造的稳定性更为强固的地方，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对于既存的秩序和支配的挑战同时具有本质上的特征，即不去打破其统治秩序内在的价值体系或精神构造的话，便无法有效地展开。”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在巨大的规模上实证了这一点。”（《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本乎此，战后日本左翼学者成立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希望在认可新中国的革命成就之基础上，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以及其间展现出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政治与社会图景，从而反思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道路。其中西顺藏梳理章太炎的“无生主义”，认为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推翻了清王朝统治，抵抗了日本侵略，最终建立了人民主专政政权。在今天，如何吸收并继承战后日本左派章太炎研究的精髓，特别是试图通过梳理章太炎的思想，描绘出一幅不同于近代西方发展道路的图景，并且将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思想，与之后的中国革命衔接起来，发掘中国近代思想流变中真正能成为构建中国自身思想话语体系的资源，超越只将其作为一种陈言刍狗般的“史料”，或者在不断哀叹，甚至蔑视近代中国没有出现与近代西方或当代美国相符合的思想，窃以为也极有学术与现实意义。而这一带有左派色彩的分析思路，在近二十年东亚局势与中日学界基本价值观与社会国家认同取向的变化之下，愈发显得倍受冷漠。个中缘由，也是我们理解晚近东亚政治与文化变迁的极好例证。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思考章太炎思想的丰富意涵，就可以有许多切入点。比如说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曹元弼书信集》，里面收录了许多政治遗老与旧派士人的书信。虽然他们都强调自己服膺儒学、恪守礼教，但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并没有产生那种对“士人精神”的敬仰，而是觉得挺悲哀的，儒学如果沦为他们所坚持的那样只剩下困惑、谩骂、自矜、傲慢，那就真的要丧失其生命力了。我们知道，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安排政治与社会的制度构想，并且强调践行这套礼乐制度的人，自身必须具有以天下苍生为念和社稷民生为先，个人宠辱为后的基本德性，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已己悲”；“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等等。并且历代儒者，大体能根据时势的变迁，不断地对儒学义理进行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与政治状况，提出一套“接地气”的修齐治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真正的儒者，大概不会去孤芳自赏地想象什么“贵族精神”，也不会十分僭越的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殿军的话，那么他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门类都有大量原创性的阐释，另一方面，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与世界形势的理解，回应了许多当时影响极大的时代思潮，比如进化论、文明论、无政府主义、代议制思想，去深入思考如何在中国建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去阐扬中国的传统，让中国的广大民众一方面成为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参见《革命道德说》）；另一方面成为一个平等的、民主的新政治实体的参与者（参见《五朝法律索隐》）。我觉得，从章太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品格的巨大生命力。今天如何系统、深入提炼、总结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比较“硬”的部分之意义，而非用一二修身之语来文饰晚近特定群体所独有的傲慢且自私的个人主义，章太炎的文化实践与学术主张，具有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曹元弼友朋书札，崔燕南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关于章太炎对于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的反思，我觉得林老师的分析十分精彩。但我又想起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一段话：“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障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单个人的利益本身就成为他们结合起来的最终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是，成为国家成员变成某种任意的事情。”如果说“市民社会”的概念产生于德国资产阶级日渐壮大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沿海大城市里同样出现了相似的群体。按照章太炎的观察，他们“羯羠不均，顾有反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其缘由，大概也是觉得“欧美人”所掌控的租界，能够更好的保障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所获得的“所有权”与“个人自由”。而章氏认为，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任务为“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让“民族亲如昆弟”。不用通过学理分析，由生活常识就能判断，那些“厚爱欧美人”的群体，会对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亲如昆弟”之感吗？因此，对于章太炎的国家论，或许还应该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黑格尔还说：“国家必须把所有关系贯穿在其制度中”，而“民族必须对他的国家制度具有情感，此情感体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否则国家制度虽然能够外在地存在，却没有意义和价值。”依我陋见，在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上，章太炎或许和黑格尔的这番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比如他一方面思考如何树立一套真正体现民主与平等的制度，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古今制度的连续性，认为典章制度是国粹的最主要载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古代典制中的可取之处。就此而言，章太炎在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所整理的著作《检论》，就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甚至可以说，钱穆强调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并用不少现代性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古代制度，这与章太炎在学术风格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关于这一点，我另有长文详论）。
最后，林老师这本书用不小的篇幅论述了“章门”的问题。按照尼采关于谱系学的论述，分析历史上各种事件与学说的流变，必须注意到“组合的各种因素是怎样根据每一个别情况改变它们的价值的，而后又是怎样重新组合，使得有时这种因素、有时那种因素压倒其他因素，跃居主导地位的。”（《论道德的谱系》“，）因此，“章门”可以说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章太炎晚年，就出现了他晚年所收弟子印行所谓“同门录”，将清末在东京听他讲学的那批人排除在外。而根据顾颉刚与金毓黻的回忆，他们在民国初年于北京也听过章太炎讲学。只是后来顾颉刚走上古史辨伪的道路后，在回忆文章中刻意强调自己早已和章太炎的学说相背离。由此可见，“章门”作为一种文化与政治标签，本身就处于流动的状态中，其背后显示的，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所以，关键问题或许并不在于谁是章门，而是从思想的勾连中，分析章太炎与下一代人之间具体的、复杂的联系或矛盾。在此意义上，如果从20世纪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的辩证关系来看，吴承仕与章太炎之间的学术传承、侯外庐对章太炎思想的阐释，或许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章太炎书法，“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当然，必须面对的是，如何看待1920年代北伐前后，章太炎发表的各种“反赤”言论。按照我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中要强调各种学说、人物、团体在不同时期的变迁与转化，进而拒绝一种本质主义的分析视角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章太炎语境里的“赤”，在从北伐到抗战前夕，在政治目标、组织形式、宣传口号、动员模式等方面，也是根据具体情形而不断自我改造、自我深化的。我想这是一切理性讨论的基本前提。章太炎之所以“反赤”，主要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后者很可能成为苏联的附庸。但按照今天通行的党史叙述，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远比本质主义的理解要复杂的多，并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形实事求是的制定战略目标，也是势所必至之事。也正因这样，当1930年代北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之后，章太炎致信宋哲元，强调“学生请愿，出于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立场，章太炎晚年的主要弟子姚奠中，在抗战期间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用章太炎的名字，来宣传抗日救亡理念。
19世纪末，当德国开始崛起之时，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韦伯满怀忧患地强调：“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人物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历史论述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键环节。选择什么样的历史论述，其实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冷战结束后尘嚣直上的“历史终结论”，终究不过是黄粱一梦。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长期标榜开放与自由贸易的一些西方国家，如今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与限制移民的保守主义大旗，捍卫“普世价值”变成了“吾国优先”，用真实的实践否定了自己先前的意识形态宣传。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宗教、贫富差距、人口流动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从章太炎出发，思考20世纪中国的思想、学术、政治变革，窃以为至关重要，绝非仅在学科史上增添一笔而已。
案：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整理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