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左珊丹
（一）
父亲的北京，对于儿时的我，只是老式影集中一张张精美的黑白照片。老式影集有着皮质封面，里面是厚实的黑蓝色斜纹纸，相片多是北京或长春的大相馆洗印，用也很精美的蝴蝶角固定在影集里。
父亲祖籍山东青州，高小毕业后到济南读书，后跟随银行专科学校北迁到长春。当年的长春银行专科学校堪比今天的五道口金融学院，规模浩大，班级以地区划分，有山东班，大连班，苏州班若干个。父亲是山东班的学习委员，地理课只有一卷地图，每次课后交接给苏州班的学习委员，一个有着丹凤眼的娇小美女。后来毕业分配，各个班最好的学生留校，为长春银行学校晋升大学做准备（后来的吉林省财贸学院，现在的吉林财经大学）。父亲被分配到哲学教研室，苏州美女跟他坐了对面桌，后来时常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起去东北师大进修哲学，再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
父亲那时候似乎经常去北京出差，照片里的背景以天安门、前门、颐和园居多。听说他一般住南池子附近的招待所。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北京待得最多的，竟然是京密引水渠旁的“秦城”。父亲因为入党早，精通历史，文笔好，又写得一手好字（毛体，漂亮，但不好认），文革中大学解散，长达几年的时间他被借调到省里去搞“专案”，常常为了“外调”要去北京的秦城（他们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军队的政委）。对于那段经历，父亲讳莫如深，很少提及，有一次看到我在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他不经意提起外调时曾跟溥杰（溥仪的弟弟）聊过好多次——又过了很久，我四十多岁时公派到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在国外看到一些材料，才理解父亲所说的“聊”，其实应该叫做“审”。到了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时，父亲口中的北京，已经明确变成了“北大”。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也是吉林省恢复中考的第一年，我从默默无名的长春电业子弟学校，以全省第八的成绩考入全国十三所重点中学之一的东北师大附中。同时，我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吉林省外国语学校。同时，我还考上了吉林省艺术学院舞蹈系（“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总冠军梁博就是这个学校的）。以当时我的喜好，和我练了多年的体操功底，我的第一选择是学跳舞，但父亲一句话就给我否了。那句话父亲后来又说了多次，“我女儿不学跳舞，我女儿要考北大”。就这样我进入东北师大附中，并有幸在高中遇到我的恩师张翼健老师（后任吉林省教育学院院长，全国语文协会理事）。初中高中六年，我做了六年的语文课代表。十六岁在《语文报》发表第一首诗歌作品《雁》。更多的作品，被张老师以毛笔小楷点评后，发表在我们班的墙报上。1984年，我以全省第八（又一次！）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在吉林省的录取名额是2名，另一个是我的同窗闺蜜，到了北大我俩住上下铺。那一年我们那个文科班一共26个同学，8个考上北大，其中包括几年后以“反**罪”入狱的张晓辉，以及后来在成府路创办万圣书园、再嫁给北岛、后主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1984年8月底，我一个人坐上绿皮火车，硬座坐了二十几个小时后，我走入了父亲相片中的北京，走入了他口中念念不忘的“北大的未名湖”。因为爱情，我喜欢上了京剧，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喊“好”。西山，植物园……北大毕业，我开始在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教书，在五道口的北语宿舍里，写下我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空山》。那个灵感，来源于北大36楼窗外夕阳西下时分的“暮山苍紫”。父亲的北京，终于从“我女儿是北大毕业的”，变成了“我姑爷在北大当教授”。后来，我从北语宿舍搬到北大中关园，又搬到燕北园，再搬回蓝旗营。中关园那个一居室里的全套家具电器，是父亲给我的陪嫁，九十年代初的两万块，用去了他们半辈子的积蓄。在燕北园，外孙蒙蒙降生，父亲变成了幸福满满的姥爷，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西苑大早市买猪蹄买鲫鱼，忙活几个小时，只为了让外孙喝到最宝贵的母乳。可是，也是为了让不是自己闺女生的“大外孙”好好备战高考，父亲毅然决定带着不满一岁的蒙蒙回长春，直到蒙蒙三岁要上幼儿园，才又带着他重返北京（蒙蒙的幼儿园是北大幼儿园，小学是北大附小，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的圈子）。后来，当万圣书园搬到蓝旗营，我在万圣的“醒客咖啡”和香山脚下的“雕刻时光”里，写作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时，我已经变成一个单身妈妈。在两套房产与孩子之间，父亲的态度无比坚决。为了给他稳固姥爷的地位，我也义无反顾只身带着蒙蒙“清身出户”，在外面打五份工，终于让父亲结束了在北京居无定所的局面。父亲住进了我给他买的万柳的蜂鸟小巢，一转身，狠心低价卖掉长春“桂林路”的三居室（长春的桂林路位置堪比北京的三里屯），帮我还清最后一笔看似还遥遥无期的房贷。父亲在北京先有了暂住证，后又有了居住证。开始时可以在北大人民医院“异地就医”，回长春报销，后来又可以直接在北京看病后“异地结算”。但他却迟迟不肯把户口落到北京（因为我是独女，他们退休后可以随我迁户口进京）。父亲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接过手骨，在北大人民医院做了颈动脉支架和房颤射频消融。父亲这辈子常遗憾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我带他去欢乐口腔植了满口牙，用的最贵的瑞士材料，植牙之后，父亲逢人就说“我这嘴里跑了两台小轿子”。去年，82岁的他查出肺部肿瘤，两次微创手术后掉了四十斤，幸亏那口好牙，让他很快又吃回来二十斤。在手机上写这篇文字时，父亲正躺在三亚市中医院康复科的病房里，我陪在他的床前。为了躲避北京冬天的雾霾和寒冷，每年十一月就送他们来三亚过冬，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因为新冠疫情爆发，我们大学延迟开学，我得以整整两个月陪他们在三亚度过。二月底，父亲突发脑梗，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偶尔乌鲁出几个模糊的词语，跟他过了六十年的母亲怎么也猜不出他的意思，倒是我，凭着直觉猜了然后问他，他就点头。前天，我问他：“病治好了回哪儿啊？回山东吗？回长春吗？”他睁大眼睛瞅着我，不做任何表示。父亲的北京，不再是遥远的记忆和自己未曾圆的北大梦，女儿和外孙的家，已经变成了他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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