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企业文化传播措施之成败
《洞察》杂志十年经典回顾
闲来读史，讲的是清代一段著名的文字狱——“曾静案”的始末。感慨史迹钩沉的同时，突然想起这个故事与自己的工作有密切联系。有些感想写下来，聊作读书之乐。
曾静案
曾静，清雍正朝湖南的一个秀才，早年受清初大儒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以为恢复西周时的井田制和封建制，可以解决诸如贫富分化、生民疾苦等社会问题，实现大同社会之理想，由是思想狂热，希冀能有机会在政治上大施宏图。
恰在此时，因皇权斗争失败而被发配边境的皇八弟、皇九弟的大批家臣路经湖南，散布了许多不利于雍正的流言，如其弑父、逼母、鸠弟、杀功臣等。曾静等闻之，愈发不满于满清朝廷。
当然，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惟有觅得手掌兵权的武将，策动其共举大事。为此，曾静等选中了镇守西北的名将岳钟琪。后者是岳飞的后裔，其前任年羹尧正是所谓“杀功臣”流言中的主角，坊间并传闻雍正曾多次征召岳钟琪进京述职，意在削其兵权，后者畏惧不就，表明岳存在被争取的可能。
1728年，曾静派弟子张熙前往西安，拦轿向岳钟琪投书。事泄案发，酿成有清一代最有名的文字狱之一。
雍正的反应
真相大白之际，呈现在朝廷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少数文人谋逆未遂的案子。当时举朝上下的反映是，既惊骇于曾静的大逆不道；又没把事态看得太严重，认为不过是乡土秀才的蠢举而已。
但皇帝的认识却与众不同：第一，整个事件的背后蕴藏深刻的思想理论背景。表面上看，曾静等所主张的井田制和封建制并无悖理之处；但若推行它，皇室所依赖的中央集权制度必定丧失存在的基础。这正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决不重走老路的根本原因。吕留良等的主张，本质上更是对有清一代极力强化皇权的思想反动，这显然是雍正不能容忍的。第二，民族间或隐或显的矛盾更是扯动皇帝心弦的敏感神经。无论吕留良及其弟子，还是曾静等，都有根深蒂固的反满情结。在雍正看来，实施井田和封建制度，只是吕、曾之辈企图恢复汉族江山的假口，绝不能姑且宁息。第三，案件还夹杂了满清宫廷斗争的各种复杂背景。这些不利于雍正的流言，如任其蔓延于民间，势必酿成大患。
依律处置曾静等，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但雍正认为这只是治标之策。一者，曾静不过是穷乡僻壤的一个乡土秀才，本次事件虽然影响恶劣，但远不如吕留良所带来的祸患大。如果只处置曾静，而对吕没有动作，保不定哪天又冒出个王静、李静，也从吕留良那里拿点政治主张滋事生非，岂不是永无宁日？所以，治本之策是要肃清吕氏异端邪说的影响，这正是雍正别于满朝官员，或政治家高于一般官僚之处。二者，曾静是因听信了谣言而生出是非，必须穷查谣言的出处，断然封堵，才能保证不再生出新的是非。所以，雍正的决定是，大张旗鼓地批驳各种异端邪说和流言蜚语，以正视听。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与其说“曾静案”是一桩政治谋逆事件，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触及民心向背的思想文化斗争，是身为中央集权制度和满族统治者利益代表的雍正皇帝与死去多年的吕留良之间的思想论战，后者正是汉人反满情结和士绅反集权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这种论战的根本目标，并非要消灭对方，而是以争取整个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为宗旨。
与一般辩论不同的是，双方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皇帝完全占据主动，而对手却连自保也不能。处于两者之间的被争取对象——知识分子，则在人身上至少部分地依附于皇权，但其思想却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以上特征，均与企业文化的传播与落地十分相似。后者（企业文化传播与落地）本质上也是一个思想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拥有各种资源，处于主动地位；而员工，则必须依赖于组织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处于被动地位。然而，组织又不能控制员工的思想。
换句话说，组织要将自己倡导的文化落实为员工自觉的思维与行为，可以调动各种资源，采取多种手段，但员工是否接受，却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对企业文化传播与落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来分析雍正在处理曾静案过程中的各种决策行为：
因为事关朝廷、皇室乃至皇帝本人的根本利益，雍正决定针对案件所涉流言，一一亲自予以驳斥。
1728年12月，皇帝颁布上谕，完整披露了曾静投书的基本内容，严厉驳斥“逆书”中污蔑朝廷和皇帝的各种观点，并简要勾勒出当年雍正本人继位时的惊险一幕。
在后来的一系列上谕中，皇帝借着吕留良对历史往事的记载极力驳斥其“异端邪说”。例如，吕描述南明永历帝被捕时说，满清官兵无不动容。对此，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伪永历并非为朝廷所执，而是被其藏身所在的缅甸国王逮捕后转送至朝廷。所以吕留良纯粹在胡说八道！
又如，吕留良具有庸俗的“天人合一”倾向，各地发生的地震、水灾、彗星等现象都成为他用以攻击清廷“无道”的证据。其弟子在著作中提到，有一年热河地区发大水，淹死了2万满族人。雍正反驳说，确有洪灾一事，但热河是满汉杂居之地。大水一来，满人被淹，汉人岂能独善其身？只能说明吕及其弟子在胡编乱造！
就这样，一篇又一篇批驳性文章以上谕的名义发往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手中，以正帝国栋梁的视听。群臣读完后，往往又写下观后感。这是一个文化首先在精英和骨干中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雍正集中精力批驳吕留良学说中的软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凡通晓一些史实或常识的人，都会乐于接受皇帝的观点：吕留良确实别有用心！
众大臣中，云贵总督鄂尔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呈递给皇上的读后感中建议说，可出一奇招，让曾静深刻检讨，做出自我批判，使之站到朝廷一边，从一个不同寻常的叛逆者转变为诚心归顺的合作者，这是朝廷“批吕”的最好喉舌！
雍正深以为然。他给狱中的曾静送去大量宫廷一手档案，包括自己与岳钟琪之间的书信往来，表明岳将军并未受到天子的猜忌。
谣言止于事实。曾静读完后，对皇帝与岳将军之间稳定的君臣关系深表惊讶，进而仔细回忆造成自己荒谬认识的原因。他说，许多说法闻于前往四川移民途中经过他家门口的各式人等，自己遂以为岳钟琪与皇帝貌合神离，并决定向岳将军投书。此时的曾静已初步转变态度，主动供出了造谣者的姓名，其中印象深刻者是一个叫王澍的人。
初战告捷，皇帝进而将更多涉及宫廷核心机密的文件提供给曾阅读，使其了解自己登基的真相；又将自己每日要批阅的各种奏章一并送去，上面写满了雍正的各种朱批，让后者感受一国之君日理万机的责任与辛苦。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雍正是最为勤勉的一个。他每日要花数小时批阅文件，从不掉以轻心，总是孜孜不倦，这对曾静的触动尤其大。
曾静还注意到皇帝对各地奏呈的所谓“祥瑞”明察秋毫，并不枉信。例如，安徽学政上奏说发现了象征吉兆的灵芝，山东曲阜衍圣公报称亲见祥云等，都被皇上驳回。与吕留良庸俗的“天人合一”倾向相比，皇帝显然要高明许多。
在铁的事实面前，曾静原来的想法彻底崩溃了。每阅读一些文件，他就写些观后感。所有观后感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曾静完整的思想转化历程。
在思想变革或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焦点性问题或环节，组织倘能抓住（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某个焦点，以此为契机展开文化传播攻势，很可能收到奇效。雍正采纳鄂尔泰的建议，促使曾静实现思想转化，这无疑使他获得极大的主动，有利于朝廷肃清吕留良思想的遗毒，进而化解反专制、反满情绪。
从曾静一案闯入眼帘始，皇帝就在考虑以某种方式将谋逆者的观点及朝廷的批驳一并公布于众。朝廷批驳逆书的谕旨、雍正亲自撰写的各份驳吕上谕，正是他所做努力的重要部分。如今，曾静的态度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其心路历程又有文字可证，这就为将整个事件串成一本可供宣扬、传播统治理念的书奠定了材料基础。所以雍正下旨，将所有材料整理汇编，并亲自将该书定名为《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以雍正就曾静谋逆案所发出的第一份圣谕为开篇之首，充为全书的引言。该谕旨简要而无所遗漏地阐发了全书的主题，即华夷之辩是吕留良及其门徒广为散步的谬论，影响及于曾静，为其误信，入于迷途。
引言之后，陈列的是皇帝对曾静逆书所涉内容的各篇批驳性上谕。夹杂其中的，则是曾静的忏悔笔录。这是一部极有新意的著作，因为她并非帝王的独白，而是皇帝与他的囚犯之间的一系列对话与讨论，既有深刻的思想辩论色彩，又极其生动！
全书以曾静的思想总结——《归仁说》为结尾。在此，曾静的忏悔触及到自身的灵魂深处，同时深刻阐发了圣贤并非一定生于汉人，其他民族在进步过程中也可能培育出圣贤的观点。吕留良的华夷之辨纯属危言耸听，其谬大矣！用这样的论点作为结尾，再合适不过了。
所有这些材料，基本都是第一手的，未经删改。在皇室信息极度闭塞的时代，雍正敢于大胆“曝料”，用铁的事实教育读书人和民众，确实非同凡响。企业文化传播实践中，许多企业管理者面对各种影响员工心态的小道消息，也不能做到信息公开。这是有的组织内部“亚文化”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整个1730年，清王朝的官僚机构都在忙着翻印《大义觉迷录》。根据皇帝的旨意，该书要下发到知县以上的各级地方官员，县、乡两级学官，以及全部具备秀才功名的读书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巨大的，该书也成为中国古代官方发行量（短期）最大的一本著作。
朝廷明令，今后各州县每月朔、望两日应集中全部生员宣讲、讨论《大义觉迷录》。这就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革命，其对象正是在农业社会里扮演文化传播者角色的读书人。统治者的意图是，经过他们的言与行，对黎民百姓进行说教。
配合《大义觉迷录》发行和宣讲的，还有雍正的另一张牌，那就是曾静本人。为显示对有错即改者的宽宥，曾静获得了赦免。之后他的使命就是先奔赴江苏、浙江——吕留良的故里及其思想严重泛滥区域，再回湖南——自己的老家，以自己思想转变的历程现身说法。
不仅如此，雍正在这场思想革命中走的更远，他允许普天下的读书人听了宣讲后上书言志！甚至，对吕留良的处理，皇帝也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允许各地生员发表意见。它表明，皇帝不仅要掀起一场宏大的宣传运动，还准备深入进行辩论，期望通过进一步的思想辩论和观点争鸣，彻底匡正视听。
最后，为进一步彰显思想革命的声势，雍正还动用了帝国最有威力的教育工具——科举制下科班出身的进士群体。1731年暮春，皇帝挑选了几十名饱学之士，分成两组。一组是宣讲团，远赴各省，尤其是西部边陲地区宣扬圣意，进一步在官员和读书人群中正本清源；另一组则是研究团，任务是将吕留良的经籍注疏，尤其是其代表作——《四书讲义》细细琢磨，洗诟却瘢，并进行系统批判。
雍正的文化传播策略带有以下特点：第一，针对性。文化传播直接面向知识分子，后者正是当时社会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重点指向社会矛盾尖锐，对朝廷政策不够了解的西部地区。第二，彻底性。做到人手一册，全员聆听宣讲，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不容易的。第三，立体性。不仅有书，还有系统宣讲，以及曾静本人的现身说法与配套资料。第四，互动性。允许文化传播的受众发表意见。这些都是文化能够传播到位的重要条件。
在今天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中，有的企业反倒不如雍正那么重视传播落地。例如，缺乏针对性，对管理者、新老员工等的培训内容和形式雷同；缺乏彻底性，走过场，尤其不善于调动管理者宣讲企业文化的积极性，而这恰恰是企业文化培训成功的关键因素；缺乏立体性，培训和传播方式单调划一；缺乏互动性，员工参与不够，思想碰撞不足，被动 “接受”公司传递的文化信息。这些本质上都不利于企业文化的切实落地。
收效与问题
《大义觉迷录》一是主题鲜明；二是立意生动；三是信息开放。这些特点外加到位的文化传播策略，引发了民众强烈的参与热情，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明定是非的作用。
在许多交通枢纽，《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往往不仅限于读书人，来往商贩、远近乡绅都迫切要求聆听。宣讲会由此变成了直接面向公众进行宣讲的过程。当时新任湖北巡抚的吴应芬有次自汉口渡江回武昌，码头上正在宣讲，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不下数千人在聆听，四处鸦雀无声，想见民众之关心。吴巡抚深有感触地向皇帝汇报说，在这样一个舟楫繁忙的水陆要道，宣讲《大义觉迷录》对于感化每日由此经过的成千上万商贩、行客，甚至宵小大恶之徒，都极具功效，“汉口街衢市巷之间莫不交相警勉”。
受《大义觉迷录》引发广大百姓的高度关注所启发，有官员进而建议，对大清律的传播也应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进行。大清律卷目繁多，且枯燥无味，一般百姓自然望而生畏，不敢存窥探之意。这正是许多百姓不懂法、不行法的重要原因。如能简明扼要，结合案例阐述大清律中关于公共秩序建设与管理之大要，如禁习魔幻之术、禁私藏禁书、禁藏匿兵器等，晓谕百姓，则违法逾矩之事必少。
本质上，文化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更要使信息为受众所信，并按信息传播者的期望发生相应的行为。倘若达不到这个目的，则很难说文化传播是成功的。《大义觉迷录》的传播，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即多数读书人并不认同皇帝对吕留良思想的批判。
1730年秋，曾静初回湖南，长沙城内出现揭贴（古代一种不具名的大字报——注），呼吁士绅于某日集会，“共执曾静沉潭”。这件事影响极大，曾静甚至很长时间不敢出门。
再如，1731年3月11日晨，山西也出现一张揭贴称，曾静可杀而不杀，吕留良无罪反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并附七言绝句一首，“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这已是明目张胆的大逆不道了。调查发现，其始作俑者恰是身负宣讲《大义觉迷录》之责的本县教谕！
这还只是众多公开反对皇帝意愿的几个典型例子，同时，士绅阶层普遍选择的是消极对抗。除传言外，又创造了许多有损雍正声誉的“故事”，如吕之孙女吕四娘刺杀雍正致死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读书人表达不满的产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首先，历朝历代，皇室的利益与知识分子甚至官员们的利益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第二，即便没有吕留良，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汉族官绅遭藐视、受排挤的现象也依然存在。这样的文化也是汉族官绅和民众难以认同的。第三，雍正个人的许多性格特点，如重疑、寡恩、刻薄等难免影响到官员们对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雍正当国时，施行了一系列损害士绅根本利益的政策，如士绅与普通百姓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读书人的“体面”和特权荡然无存，这必然引发士绅阶层对皇帝的强烈不满，也难免影响到他们对皇帝在“曾静案”中各种思想的认同度。
从处理曾静案的过程看，雍正的文化传播策略并没有太大的失误，问题在于他所维护的那种统治文化的相当一部分是士绅阶层不能接受的。因此，《大义觉迷录》的传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对于今天的企业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公司倡导的价值观体系一定要有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接受的可能，而不仅仅出于企业家或高层单方面的意志。另一方面，不仅要重视企业文化传播落地策略的选择，更要关注价值观的可接受性。惟有这两方面都处置得当，企业的文化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皇帝与士绅阶层的矛盾具体化到曾静案的处理上，也表现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消极对待雍正制定的文化传播落地策略上，这是《大义觉迷录》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尽管雍正允许读书人自由上书发表意见，但又应看到，整个朝廷的官僚群体是不愿意不谐之音上呈的。前面提到的唐孙镐案就是一个典例。唐写那篇文章就是要呈递给皇上的，以求“感悟天心”。但这事实上不可能。他的恩主，也就是通山知县井浚详马上将其羁押，随后秘密予以处决。
所以，雍正期望的思想辩论氛围并未出现。一场更加深入，也许是更有效的文化传播运动在官僚体系的压制下归于无声。这件事情给企业提供的启迪是，组织倡导的文化必须首先获得各级管理者的支持。惟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率先垂范这些价值观，并在工作中以积极的态度贯彻落实公司制定的文化落地策略。
这场思想革命还出现了另一些问题。例如，1734年直隶总督李卫也遭遇“投书”事件。投书者的目的就是希望像曾静一样，不仅不获罪，反能暖衣饱食，封赏有加。这是典型的曾静案后遗症。
因趋利而效仿，这是人的本能。因此，正确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关系，是企业文化传播落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适宜对外公布。
焚书
总体上看，由雍正发起的这场思想革命并未完全实现皇帝的初衷，反而生出许多事端。1735年雍正驾崩后，乾隆皇帝改变了先皇的做法，既下令处死曾静，又断然销毁所有的《大义觉迷录》。
乾隆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结束这场思想纷争，杜绝宫廷信息的扩散。但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大义觉迷录》所涉之事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通过读书人、民间艺人的“加工”和代代相传，变成了各种愈发不利于雍正的流言，最终铸成国史上最受争议的帝王形象。
文化传播落地的关键是在政策既定的前提下，一以贯之地执行。正所谓十年树一木，百年方塑人。乾隆登基，未经深思熟虑就扭转了父亲在世时的文化传播政策，其消极作用是深远的。正如美国学者史景迁所说的，“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所以各阶层百姓反倒愈发“怀念”其中的许多内容，并勾起无穷的“联想”，加剧了雍正形象的复杂化。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简单化处理，不能不引起企业各级管理者的深思。
（作者为华夏基石集团业务副总裁，高级合伙人，本文首发于《洞察》总第二期，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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