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舅父马佩勋接触的点滴往事 | 任昌安
不忘初心葆本色 赤子丹心照汗青
——回忆和舅父马佩勋接触的点滴往事
作者：任昌安， 原山医大二院著名普通外科专家任昌安教授
我的舅父马佩勋系阳泉曲镇碾头村人，1931年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孝义乃至吕梁地区各县的许多有志青年都积极参加了革命队伍，因此，当时人称舅父是共产党的“兵贩子”，是孝义党建的“鼻祖”。我父亲也是由这位舅爷带入了革命队伍。1938年，舅父在115师二团陈支队担任政委时，我的父亲是115师二团的军医。舅父曾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所以，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我未能和舅父有太多的接触，舅父的许多传奇经历都是后来听父亲给我讲述的。那时，舅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是一位爱憎分明，机智勇敢，多谋善战的革命英雄，他的高大形象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行的动力。
今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期间，我特意到碾头村参观了去年孝义市在该村落成的马佩勋纪念馆，同时收到并仔细阅读了孝义党史办的同志撰写的《马佩勋传记——赤子丹心》一书。书中通过许多人的回忆，追述了舅父从小参加革命，舍生忘死，驰骋疆场，身经百战，戎马一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生涯，充分展现了他不谋私利，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不渝地忠诚党的革命事业，不折不扣听党指挥的高风亮节，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感慨良深，也使我油然而生发了对早年和舅父接触的许多感人往事的回忆。
1969年，我从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孝义县大麦郊医院工作，交口设县后，大麦郊划规交口县，我便分配到了交口县医院工作。当时，爱人和小孩都在太原市，我们两地分居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重重困难。为了调回太原，我首先想到舅父，我想他在山西认识的人多，对于他来说这点小事一定能帮我解决。于是，我专门给舅父写信提及了此事，但他的回信使我大失所望，他不但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反而要我克服困难，好好工作，他说，交口是革命老区，是当年他和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我们不应当因为有点困难就设法逃避，而是要积极工作，建设好老区，努力报答老区人民当年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在舅父的教育和鼓励下，我两地分居一直坚持了十余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努力工作，并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好评。直至1980年，国家人事总局下达了关于解决长期两地分居的文件后，我才调回太原。
前排左闫邵（时任省工会主席），中马佩勋，右张玉田（时任省委宣传部长），后排左是作者任昌安
1980年，我刚调回山大二院，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住房，1982年我得知舅父开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回到孝义老家，我想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如果舅父能来太原时，也许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立即请假回到孝义，去碾头村找到舅父家，正好一块陪舅父回家的表兄马景林要回河南工作，这样陪同老人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正好舅父在返回途中也想在太原逗留几天，顺便看看几位战友。我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心里暗自高兴。表兄走后第二天，县政府派车把舅父和我接到县城，舅父拒绝住宾馆，我们就住在政府院的客房，吃饭也就在职工食堂，但每顿饭都由县委书记和石春有县长一块陪餐。当天下午，舅父的侄儿马兴瑞也从村里赶来，当时也就17岁，想让伯父帮忙找个工作，县里当时每年都有不少招工指标，确实不是个大问题，何况县领导对舅父又如此敬重，而且多次提及家乡有什么需帮忙的事一定会尽力给予解决。但舅父一直没有开口。直至我们要离开孝义前往太原时，都没有提及帮兴瑞解决工作的事，兴瑞弟弟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
政府派车送我们到太原的路上，舅父问我家里能否住下，我说，“可以，就是房子小点”舅父说，“可以，咱们就住家里吧，需要走访老同志时，找单位再要个车就行了。”于是，我便把舅父直接接到家中。当时我在太原烧土厂租住一间20平米的平房，在城的边上。把两个孩子送到姥姥家。白天我和爱人上班，舅父一人在家，还帮我们干家务，老人特别慈祥，喜欢唠唠家常，谈的最多的是和我父亲闹革命的事。
这次回到太原，舅父主要想看看几位老战友，其中有霍仕廉、罗贵波、黄石山、耿红、甘一飞、张玉田、武林一，另外还有他一亲戚叫任殿法，最先看的就是这个亲戚，我和舅父骑车去上肖墙找到家中，但人家搬家了，还好现住的也是任殿法的亲戚，我让人家把情况转告，当天下午任殿法就带夫人开车来到我家。
第二天，舅父让我去西二道家找到工会原来给他开车的司机李栋祥，下午省工会主席闫邵就带了工会办公室主任来我家，还有省委宣传部长张玉田（曾是舅父的秘书）也来我家看舅父，他们说，舅父住这里不合适，条件差先不说，首先是安全没有保障，要把舅父安排在宾馆，被舅父拒绝了。我保留的这张照片就是在我家照的。
第三天，工会派车到我家接舅父，在工会见到不少老同志，工会的老同志都要求安排他住宾馆，并随时为他提供用车服务，但他仍然坚持不住宾馆。
第四天，由省工会出车去看省高院黄石山院长，直接去了黄院长家，黄院长是陕北人，红军东渡过来，夫人也是陕北人，早年参加革命，对舅父十分了解，他们谈的很兴奋，黄石山对我讲，你舅父这个人党性很强，组织让干啥就干啥，让去哪就去哪，他在陕北是老资格，1934年是陕北红一团政委，曾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因受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刘志丹等一块坐监狱，平反后组织派他去东渡前做一名干事。
第五天，罗贵波首长约见，是黄院长陪他。罗贵波任吕梁军区政委时，舅父是军区副司令。
第六天，霍仕廉约见，是我陪舅父去霍仕廉办公室的。霍书记问老人家有什么事，舅父仍说没有。霍书记就让秘书记下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让我有事就和他联系。我本来想借此机会提一下解决我的住房问题，但出于一路上对舅父的深入了解，便只好作罢。那些年，我曾四处借房，两年搬过四次家，但想起舅父的教导，不能搞特殊化，便再也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甚至连舅父来过家里的事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过。
我原以为对于我和兴瑞弟弟的事在舅父那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可舅父却就是不开尊口，起初也有些不快。后来也想明白了，舅父是不愿意搞特殊化，让我们有依赖思想，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他要我们一切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想通了这一层道理，也就对舅父没有了任何的报怨情绪，我们深知舅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总是严格要求，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党的事业第一，人民的利益第一，这是他对革命永不改变的初心。他的原则性很强，从不为个人争地位，谋私利，他的七个子女没有一个因为是“官二代”而享受任何的特殊照顾，更没有一个是从政掌权当官的。
舅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作为一个慈祥的长辈、一个老党员、老革命、高级干部，其不忘初心，一心为公，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不徇私情的崇高形象，在我经历了许多人事之后，在我心中才越发显得高大伟岸，光闪闪，亮晶晶！他就像一颗藏之深山的美玉，越是经历了无数次的风吹日晒，雨打霜侵之后，才越能显示出其坚不可摧的质地与光辉璀灿的本色！
2019年 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