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煤炭开采最早的文字记载是由元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到明清时期，煤炭已成为邑人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燃料。清朝咸丰《汾阳县志》卷十载：“清康时该地以炭代薪，日用称便，而产炭之地出自孝义，阖邑颇以需用，固民生之至要者”。当时的孝义西部山区都是“农忙务农，农闲挖煤”，清乾隆《孝义县志》载：“民业勤苦……除农圃之外，则负薪掏煤”。到清末时，孝义已有家庭式小煤窑100多座。这种家庭式小煤窑，规模小，不雇工，采煤方法落后，“多穿山为穴，深或数丈及数十丈，取者携灯躬身而入，背负以出，大路以畜驮，坦途始能运载”。（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县志》），使用的工具为镐锹，锤钎，拖（运煤笼子），摇把（提升工具）。建井叫“开口子”，不勘探，没设计图纸，仅凭经验看山势，看岩层及煤层出露，结合运输条件，确定井型（竖井，斜井），即破土开凿。到了清朝，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式小煤窑生产的煤产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了。于是，一些富商和地主就开始集资兴办规模最大的煤窑了。像冯济川、郝文灿就是这样的大股东开煤窑的典型。在孝义东面平川，还有一个大的地主富商叫李元晋，他竟然和外国人一起在孝义开起了大型煤矿……李元晋（1859年—1934年），字体乾，孝义大孝堡人，清末孝义科举得中的最后一位举人。清授奉政大夫，丁酉技贡，此洋政府众议员，国是商会山西省代表。光绪二十年（1897年）中举时年38岁，李元晋出身农家，父亲李晋湘靠良田千亩发家，到李元晋手上时，资产雄厚，长期掌管孝义县商会，已是孝义兼营工商和金融的首富。《孝义县志》载，清末民初，孝义的钱庄、银号分官办、合资、独资三种形式。在中阳楼附近有宝元通、聚元通等10家，全县存款达20万元，仅李元晋的钱庄百逢源，资金总额达15000元。中华民国诞生时，李元晋52岁。他曾定居天津，并与英租界太谷商人张成统来往甚密。张成统在天津英租界四十七号经营“公顺当”，合谋想利用外国投资开采孝义的煤炭。据民国出版的《农矿季刊》报选，仅民国十二年，孝义煤窑上的工人达八千二百五十五人。但是由于当时经济、技术、设备等条件限制，孝义煤炭未能有效开采。经张成统联系，德驻天津领事馆人员从中牵线，李元晋与日本川畸造船所取得联系，并先后在天津、太原等地谈定，由日方投资，提供一切机器设备，派遣工程技术员，由中方向政府申请矿区，并负责经营此矿。时年李元晋已60岁。民国三年（1914年），由本邑绅士在贤者村、胡家窑一带开办的“和成窑”，因凿出地下水被大面积淹没，煤窑倒闭。李元晋与日方决定在原私营“和成窑”的基础上与附近地方的前郭家沟、后郭家沟、寺沟三个煤窑联合举办一个大型的现代煤矿。很快，华兴煤矿公司成立，李元晋任总经理，张成统任协理，经理由李之晋之子李子嘉，张成统之子张悦泰担任。下设总务股、会计股、文牍股、交际股、建筑股、测绘股，庶务股等十个股。华兴公司还分别在天津，太原设立了常驻事务所。天津所常驻代表为角盘人田以泰，负责与日方川畸造船所交设有号事项；太原所常驻代表为旧城城内北街人韩守德，负责向省政府办理呈请矿区等事项。民国八年（1919年），日方当即投资十一万银币，并陆续运来了高架车、车床、钻床、刨床、锐床、锅炉、蒸汽机、水泵、探矿机等20多台外国机器及矿车铁轨等设备，派来了常防代表高桥威雄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籍的工程师等5人，还有翻译、服务人员多人。公司为他们建筑了比较讲究的五处院落，内设办公室、卧室、厨房、澡堂、厕所等，室内安有电话、电扇等设施。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到贤者村后，花了很大的精力，跑遍了下堡川东起贤者，西至南阳上、下义堂，西北至杜村的东、西小景一带，先后探测了40余处煤炭开采区和多处铁矿、铝矿开采区。面对极为丰富的矿藏资源，日本川畸造船所垂涎欲滴、野心勃勃，他们除每年的大量投资外，还计划从榆次接铁轨，铺设经太谷、祁县、平遥、汾阳到孝义贤者村一带的铁路，进而大规模开采孝义的煤、铁、铝，并再建一座焦化厂，实现其掠夺中国财富的野心。日本人的“宏伟计划”激起了孝义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民众纷纷谴责李元晋等人是出卖中国资源的“卖国贼”。下堡村工人申宝全多次向县政府告状，身卧病塌还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李元晋”。在当地绅士徐忠模的组织下，老百姓联名向县政府告状，并呈请获准成立“民众煤业合作社”，在华兴公司矿区内的二龙山、二贾沟等地也办起了煤矿，与华兴公司抗争。面对这些情况，李元晋等人的内心十分矛盾，既想利用日本的投资和先进技术开办现代化煤矿，又害怕生产规模扩大后，机械化程度越高，煤矿的生产、技术、经济、销售等大权自己无力控制，落在外国人的手中，从而使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野心得逞，损害中方的利益，这样更难逃脱“出卖中国矿产资源”的罪名。为此，李元晋先暗地里打通山西省政要赵戴文的关系，致使华兴公司始终未能在省政府备案。这样，日方铺设铁路的计划不仅根本不能实现，就连探测过的40余处矿区也未能获准建设。只有瓦窑坡、老榆地沟、后郭家沟、寺沟、大坂坡的六个矿井开始了人工开采、人工绞煤，小榆地沟安装了高车，巷道内铺设了铁轨而投了产。其次，李元晋等人还秘密安排在旧“和成窑”煤窑为生产矿井抽水的工人控制抽水量。工人们经常遵照李的安排，借口抽水机发生故障而停止抽水，致使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产量一直上不去。这样，拥有120余名职员，1180余名生产工人的华兴公司，年产量始终徘徊在6万吨左右。由于日方没有获得预想的利益，十分不高兴。民国十五年（1926年）日方派代表来到孝义，考查了矿山建设及生产情况，发现问题很多。于是，日本、德国、中国三方代表在贤者村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德国籍人白志祥利用中间人身份和中日双方不宜直接接触的情况从中贪污巨额投资的丑行被揭露。此时德方代表海尔德海姻（绰号海二则）横行无忌。为了掩盖丑行在谈判桌上朝天鸣枪，进行恫吓。中方代表毫不示弱，拍案而起，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终于将白志祥开除出华兴公司，暂时缓和了中日双方的矛盾。但在天津继续谈判时，在生产规模扩大与否的问题上中日双方的矛盾又一次激化。最后，日方向山西省政府告状，要求中方负担经济责任，偿还总共投资的二百六十万元银币。但终因公司未在省政府备案，省政府拒绝受理此案。告状不成，日本川畸造船所便停止了投资。民国十五年至十八年，日本先后撤走了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只有常驻煤矿代表高桥威雄留守，维持日常事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高桥夫妇病死在贤者村，华兴公司呈报省政府后，尸体用飞机送回日本。从此，日方再没有派来任何代表。此时李元晋已年近七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也爆发，日军侵占孝义时，李元晋已去世三年，日军临时接收境内煤矿，并任李元晋的儿子，省议员李子嘉为华兴公司经理。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夜，矿工工会领导工人烧毁矿车，炸毁锅炉。1938年，八路军及牺盟会600余人袭击煤矿，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往延安，矿井复遭水淹。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妄国掠夺中国矿藏资源的产物——华兴煤矿公司停产倒闭。
《天工开物》中说：“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以二三十年后，其下煤复生长，取之不尽。其底及石周石卵，士人名曰铜黄者，取出烧皂巩与硫磺。凡石卵单取硫磺者，其气薰世，名日臭煤。”
现在的人性急，见是黑面子，就挖。好煤挖了，臭煤、夹石也挖，把地底下都挖空了，地下水也都走漏了，却闹得地面上满世界都是黑面，黑山黑水黑路。而且把煤挖完了就完了，从不好好“以土填实其井”，做也是表面文章，上面覆盖一层而已。还有的人更性急，嫌建竖井挖煤慢，索性“翻天覆地”把山也揭了，直直地去取煤。但取后又不好好地一层又一层地“以土填实”，把先人留下的山河彻底地破坏了。《天工开物》中还说：“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以见天心之妙。”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