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坤 | 丝路来使图为证 读唐章怀太子墓“西客使图”壁画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的东、西两壁上各有一幅以六人组成的“客使图” 壁画，亦称“礼宾图”、“迎宾图”。现将西壁客使图各位使者身份一一解析并探讨其壁画性质。(《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东客使图”》见本刊 2014 年 12 月刊）
“愈礼”的典客令和典客丞
通过三人的服饰、服色以及第二、三人手中所执的“上挫下方”朝笏可知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壁画上的朝笏，主要是借助于其不同造型来表现不同质地的朝笏。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六品已下，执竹木为笏，上挫下方”，这三人很有可能就是鸿胪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员——从七品下的典客令和从八品下的典客丞。《旧唐书·职官志》载：“典客令掌二王后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丞为之贰。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预焉。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因此我推想，典客令和典客丞作为“四夷归化在蕃者”吊客的向导，一起前往李贤墓地吊唁雍王是完全有可能的。
文献上记载的制度与壁画实物资料之间还存在有较大的差距。例如，从这三个人所穿服饰、服色来看，应为五品官员，倒不像是从七品下和从八品下的官员。《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上元元年 (674 年 ) 八月又制“五品服浅绯，并金带”。这些文献记载，显然与朝笏的使用等级制度是自相矛盾的。这三人到底是五品官员，还是从七品下和从八品下的官员，尚存质疑，有待今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从鸿胪寺中无五品官员来分析，这些人是从七品下和从八品下的官员估计不会大错。这样一来，三人的服饰、服色可以视为是一种“愈礼”的现象。
高昌王子为使
第四人，宽圆脸，高颧骨，披发于后，身穿圆领右衽窄袖黄袍，腰束带，带上并系一短刀，双手执笏，拱于胸前，脚穿黑色长靴。对于此人，王仁波等先生“推测可能是高昌使节”。《新唐书·高昌传》载 ：“俗辫发垂后”，另据《< 通典 > 西域文献要注》“高昌条”记载：“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施之于背，女子头发辫而垂”，由此可见，这一推测大致不错。
此外，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其王麹伯雅……隋炀帝时入朝，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仍以戚属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以妻之”，尤其是“武德二年 (619年)，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来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太宗即位以后， “贞观四年 (630年) 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后来，文泰却背信弃义反唐，太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命令侯君集等进行讨伐，文泰于贞观十四年 (640 年 ) 忧惧而死。但是，唐太宗宽宏大量，没有因此株连文泰的子女，仍然拜其子智盛为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 ；季子智湛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这一记载，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1965 年秋，在对昭陵祭坛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带有“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勇”题记的石像底座。据岑仲勉先生考证，智盛与智勇为同一人，即原名智盛，“后赐名智勇”。智湛于麟德年间（664~665 年）在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的职位去世后，天授 (690~692年) 初，授其子崇裕为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直到崇裕卒，才封袭遂绝。如果从天授年间算起，到神龙二年 (706年) 迁葬雍王为止，中间仅相隔了十多年。完全可以估计当时的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崇裕可能还健在，高昌和唐代的关系还依然存在。因此我认为在神龙二年 (706 年 )，高昌王派遣包括崇裕在内的使者出席安葬雍王李贤的葬礼，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联系紧密的吐蕃使
第五人，长脸，大眼，高髻，发束于脑后。身穿圆领窄袖黑色长袍，腰束带，脚穿黑长靴，袖手而立。特点是在额部、面颊、鼻梁和下腭处，均涂有朱色。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
从这人身上所穿的黑色长袍来分析，此服饰应似吐蕃的丧服。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唐太宗的昭陵立有吐蕃松赞干布的石造像，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立有吐蕃使夫论悉曩然、吐蕃大酋长赞婆的石刻像。
再据《旧唐书·吐蕃传》载 ：“永徽元年 (650年)，弄赞卒。高宗为之举哀，遣右武侯将军鲜于臣济持节赍玺书吊祭”，此后“仪凤四年 (679年)，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后……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且请和。高宗遣郎将宋令文入蕃会葬。永隆元年 (680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吊祭之”。武则天临朝称帝以后，吐蕃与大唐的关系日趋恶化。直到长安二年 (702 年 )，吐蕃遣使求和，两国的关系才有所改善，重归于好，即“吐蕃遣使论弥萨等入朝请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尤其是“中宗神龙元年 (705年)，吐蕃使来告 (器弩悉弄) 丧，中宗为之举哀，废朝一日。俄而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薰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自是频岁贡献”，以至于到“景龙三年 (709 年 ) 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毬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观之”。由此可见，吐蕃与大唐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神龙二年(706年)迁葬雍王李贤之际，当时执政的吐蕃赞普就是器弩悉弄的儿子弃隶蹜赞。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神龙元年 (705年) 中宗为其父器弩悉弄“举哀，废朝一日”的情景。时隔一年之后，中宗就为其兄李贤进行迁葬，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弃隶蹜赞赞普也肯定会遣使吊唁雍王。
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桃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
远道而来的大食使者
第六人，形体高大，长脸，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戴卷沿尖顶毡帽，身穿大翻领窄袖绯色长袍，内着红衬衫，腰系白带，脚穿黑色长靴，手中执笏。《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条》记载 ：“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新唐书·西域传·大食条》中，也有“男子鼻高，黑而须”的记载。而这种卷沿尖顶毡帽应是唐代诗人刘言史笔下的所谓“蕃帽”。这种“蕃帽”的形状在出土的许多胡人俑都可见到。
据《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条》记载 ：“永徽二年 (651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长安中 (701~704年)，遣使献良马”，即使在雍王迁葬之后的景云二年 (711年) 和开元初年，大食帝国也曾“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那么一直存在友好交往的大食国派出使者参加唐王朝的国家典礼也是极有可能的。
1988 年元月，在西安韩森寨曾出土一件彩绘骑驼胡俑 (实物现藏西安市文物研究中心)，长64、高49厘米。据介绍：“胡俑深目高鼻，头戴尖顶高帽，身着紧身窄袖长裘衣，足蹬至膝长靴，一手握拳下垂，一手握拳并起，拳中有一孔，原执有物，应为扬鞭吆驼之状”，其中的胡俑头上所戴的尖顶高帽，同“西客使图”第六人头上的胡帽极为相似。
随着大食帝国的势力不断强大与扩大，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也随之进行过一些转移。原先是以今天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的麦加—麦地那为中心；到了大食倭马亚王朝 (661~750年)，其中心就移居到了今天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章怀太子墓“西客使图”第六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唐与大食倭马亚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1964年在西安西郊鱼化寨唐墓中出土有三枚大食倭马亚王朝所铸的金币，金币直径 2、厚 0.1 厘米。大食金币的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商业贸易、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盛况。
为何有客使图？
描绘了唐代初年各民族使者云集长安盛况的《王会图》（亦称《正会图》）以及乾陵的蕃臣石像群是唐太宗推行“爱之如一”平等政策的真实写照。唐太宗赢得了当时国内外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慕名前往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据《大唐六典》记载，当时“七千余蕃”都与大唐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及商业贸易的往来关系。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唐太宗为了将“异国来朝”的盛况记录下来，留作永恒的纪念，“诏 (阎)立本画《外国图》”。《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 ：“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 ；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
“中宗反正”后，极力恢复李唐的威信。为蒙冤的兄长迁葬并抬高等级，此时客使图壁画上的六位外国使者，极有可能是中宗渴望学习其祖父“万邦来朝”的缩影。不同的是，《外国图》反映的是阳间社会，而客使图则反映的是“事死如事生”的阴宅冥世罢了。可以说客使图是以“吊唁”之名，来行“阐扬先帝徽烈”之实。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5年02月刊，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导，韩国釜山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