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故事二三个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生，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经过对比发现，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

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手续，比如学生对学校有要求，要写申请等校长批准，校长的批示，还要装在镜框中展示出来。

在美国，即使国家最大的事情，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传。他在纽约街头看见动员参加海军的宣传语为：“加入海军，周游世界！”

他认为，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在美国留学时，官费有时不能按时寄来，冯友兰便勤工俭学，去餐馆收拾盘子，每天干一个小时，还可以在餐馆吃一顿饭。

一天，他去中国城演讲，因为讲的时间长，耽误了上工的时间，等他到餐馆，已经开始营业了，老板大怒，冯友兰便失业了。

冯友兰在中国城的那次演讲有一个小小的收获。

演讲结束后，他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说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但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每天将生字记下来，标明书的页数，让冯友兰填上相应的中文字，他按照每个字给报酬。

于是冯友兰便当起了此人的“活字典”， 每天大约可以收入五角。

冯友兰曾申请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杜威的推荐信上写道：这个学生是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但因为送去晚了，没有申请成功。不过学校为冯提供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

有了这几份工作，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冯友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

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

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发言的地方。

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到重庆，蒋必请其赴宴，每次吃饭，总有二十多人。

席间，蒋总是问一些地方官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

如果答得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答有问题，他就追问是什么问题，一旦回答不合其意，他就发怒，甚至当面训斥。

几次后，冯总结出一条规律： 善于做官的人，总是说好。

他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不能说不聪明，但为什么总是把事情办糟，就是因为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即所谓“瞒上不瞒下”，等到他发现被瞒了，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冯友兰念墨索里尼，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

他在清华开“天人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课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听完，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学生中传为笑谈。

许渊冲回忆说，他在联大听过冯友兰的演讲，冯友兰说话虽然结巴，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

因为他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

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时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曾三度要求联大遵守教育部的规定，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

此项训令的目的是加强蒋的思想。

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抵抗此训令，而信函的执笔者正是冯友兰。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

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

二、 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

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出众，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

1946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前，决定在联大原址留碑纪念。

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举行，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写碑文，被称为“三绝碑”。

冯友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文章比肩，被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在碑文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称“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百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