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07：海内存知己
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07：海内存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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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散文、诗词奠定了他一代文学宗师的地位，而在浩瀚的“苏海”文集中，他与朋友的诗文信札就占去一大半。有学者评价说，“苏轼待人犹如赤子，诚挚天真，交游广泛，相投便为朋友，亦不分贵贱，乃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然而，在苏轼众多的友人之中，给予他最大帮助的还是士林中的朋友。人们常说，官场上没有真朋友，但在苏轼仕途受挫、人生落魄的时候，正是那些不顾前途、不畏生死伸出援手的朋友，让他收获了真正的友情。那么，苏轼与这些友人之间有哪些令人唏嘘、让人感动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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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六君子之外，苏轼在士林当中、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一个跟一个都不太一样，你要是详细地考察和观察会发现苏轼交的朋友都很有个性，跟他本人一样。他自己说了，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这是他的一种交友的观念，基本的观念就是人都是好的。
在士林中他的朋友有很多类型。第一类，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这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方平，张方平比他大二十九岁，当年曾经在益州做过知州，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成都市的市长，张方平一到益州做知州，就开始察访这个地方上有没有什么有才能的人，就看中了苏洵，苏轼的父亲。后来苏洵带着他这二十岁的儿子苏轼就去见张方平，张方平一看见苏轼就很喜欢，知道他很有才华。按照苏洵的意思是说，先在成都这参加一个乡试，参加了乡试之后再去省试，一步一步地考，张方平说不是，张方平说，你儿子是“骐骥”。“骐骥”是什么，骏马。你让他参加乡试就跟一匹骏马在小胡同里跑一样，那会憋屈他的，不可取，让他直接参加省试，参加省试得有推荐，张方平说我推荐是没有用的，我给你推荐个人，欧阳修，当代的文坛的盟主，可是我们知道张方平跟欧阳修是有过节儿的，两个人有点小过节，不痛快。没事，为了要推荐苏洵父子，张方平宁可心里别扭，但是他为什么会推荐这几个人呢？因为他觉得真有才华，就推荐给了欧阳修，就这么着。应该说，苏轼在他走出四川，这第一步是谁帮他走出来的？张方平，张方平还给他们父子提供盘缠，去京城的路费，所以我们说，张方平对于苏轼父子都是有知遇之恩的。
张方平非常器重苏轼，他自己到晚年的时候，要把自己写的文章和诗编一个集子，古人都是这样，自己写了很多诗和文章，要编一个集子，编这集子他就交给了苏轼，让苏轼帮他编这集子，这是很大的信任，你想苏轼比他小近三十岁，完全是两代人，交给这小伙子去编，苏轼也真是很用力地编了好几年，把这集子编成了之后，苏轼给这集子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边苏轼称“我为门生”，因为那是个长辈，所以他在序言里边说我是门生。张方平坚决要求他把这“门生”俩字去掉，那换句话说，在张方平的心目当中他们俩虽然年龄差了三十岁，但是在知识水平上、在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是同辈人，所以你现在要去看张方平的集子里头苏轼写的序言，没有“门生”这两个字。所以你就看苏轼交的这个知遇之恩的朋友，首先他是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又很有才华，当然苏轼本人也确实很优秀，但是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前辈跟苏轼打交道的时候，他是以德为先的。
苏轼“乌台诗案”我们都知道给抓起来了，很多人都去救他，当时张方平已经七十多岁了，退休在家里头，在南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老头听说了之后就给皇上写了一封信，
要救苏轼，这信写好了，他又交给南京市政府，让他们交给皇上去，当地官员不敢接这事，为什么呢？苏轼这案子是皇上亲自办的，谁敢惹这事儿，不敢交。不敢交怎么办？老头儿怒了，直接让他的儿子张恕拿上这封信，到开封的登闻鼓院，登闻鼓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办，直接交给官员，这张恕跟他爸的性格不一样，比较怯懦，比较懦弱，他到登闻鼓院门口一看，守备森严，揣着这信在门口走来走去、晃来晃去，晃了半天不敢进去，揣着信就回来了，信就没送成。后来苏轼回到朝廷之后，翻档案，就看到了（张方平）这封信的复本，这复本一看把苏轼吓一跳，舌头都吐出来了，为什么呢？这信太可怕了，他这封信第一句话就说，苏轼说天下之奇才，然后告诉皇上说苏轼因为文章而得罪，这不是什么大的罪过，苏轼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您作为皇上应该原谅他，应该赦免他，不应该给他定罪。你想，这样的信在当时的情况下，神宗要真是看到了，会更加震怒，更加生气。尤其那些办案的御史要是看到这封信，那苏轼的下场可能更惨了。我们只能说还多亏这张恕比较怯懦，没敢把这信递上去，要真递上去可能更惨。
但从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得出来，在当时大家都离得远远的，谁都不敢跟苏轼打交道的情况下，这老先生已经退休了，这事跟自己都没多大关系，他为了正义仗义执言，为什么呢？第一，他认为这是天下的公义；第二，他欣赏苏轼的才华，这也是一种知遇之恩。所以张方平去世之后苏轼非常地悲痛，给他一连写了三篇祭文，我们知道苏轼写文章是很慎重的，不是谁跟他要文章他都写的，他给老先生连写了三篇祭文，而且在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住在商丘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专门地探望老先生，你看张方平跟苏轼算是一种具有知遇之恩的这种朋友。
还有一种朋友是什么呢？是师生之情。欧阳修，欧阳修比他也大将近三十岁，关于欧阳修跟苏轼的事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了，在这儿可以不再说已经说过的那些，苏轼考科举，欧阳修把卷子给看错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为是（门生）曾巩的，给了个第二，后来发现是苏轼的。这且不说，最关键的核心是苏轼当时只不过二十二岁，而且他的文章跟当时的所谓主流是有差别的，欧阳修看中了这篇文章，毅然把它定为第二，当时朝廷上下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些举子们都很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是所谓的一种很艰涩、很怪诞的“太学体”，大家考试都学那个体，就跟我们现在比方说你考试作文，大家都去写议论文，你写了个记叙文，这就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准备的方向。欧阳修为了倡导一种新的文从字顺的一种文体和文风，健康的文风，坚持己见，就这么定了，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苏轼能够考中进士，甭管第一名、第二名，最核心的问题是这篇文章被欧阳修看中了，而且欧阳修一旦看中，绝对再不会改变，所以应该说欧阳修对他有提携之恩。
苏轼后来考中之后，给副考官梅尧臣，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写过一封信，这封信里边核心就谈了两个意思：第一，对您两位的名字，欧阳修和梅尧臣，我早有耳闻，知道你们都是大人物，也是朋友，可是我不好意思去见你们，原因是我原来学的都是骈体文，为了要应付考试，没办法，但是后来我的这种纵横捭阖的文风我很担心，我害怕考不上，因为大家主流都是要么是骈体文，要么是太学体，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得一个第二名，要不是因为欧阳修大人破除陈旧的见解，想要开创新的文风，打破僵局，我是不可能被录取的。苏轼接下来讲了一段话，虽然他很小很年轻，但这话非常深刻，他讲什么呢？
“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苏轼《上梅直讲书》
什么意思？人不能够苟且富贵，也不能以贫贱为友。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跟有道德、有操守、有文章才华的人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跟一个高水准的、领袖级的这样的文坛的盟主交游一生，那这辈子就知足了。
你看，因为有欧阳修，所以使得年轻的苏轼明白了什么叫高度，有了高度才有眼光，有了眼光做事情才会有水平，所以苏轼对这一点是感恩戴德。欧阳修也不含糊，我们前面曾经说过，欧阳修给他的朋友写信说苏轼太厉害了，我看苏轼的书非常钦佩，背上冒汗，再过三十年没人知道我欧阳修，都会说有个苏轼。跟他儿子下棋，对他儿子说什么呢，说我这老头应该给苏轼让出一条路来，让他出人头地。你想他当年已经五十多岁了，苏轼比他小三十岁，这样一个文坛的盟主又是副宰相、翰林学士，能够这样地器重提携这样一个年轻人，欧阳修对他的提携之恩那是不用说了。苏轼对他也是非常敬重，跟他的儿子关系非常好，而且后来苏轼的次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两家又结成亲家了。
欧阳修去世之后，苏轼也经常到家里头去看这太夫人。后来在欧阳修去世十九年以后，他的集子被整理出来，苏轼对欧阳修有很高的评价，怎么评价的呢？说他论大道就像韩愈一样；他写的议论文就像唐代的陆贽一样；他要是记叙一件事情就跟司马迁一样；他如果写诗就像李白一样，这评价非常高。不但他个人才华高，而且因为有欧阳修出世，所以使得天下的士人因此得以养育，所以在这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得益于欧阳修的提拔和提携，所以欧阳修不但是一木独秀，而且是什么呢，有了欧阳修，使得众木皆秀，有领袖的地位。
所以我们说，你看他跟欧阳修的这种关系，那跟刚才张方平又有所不同，在对于欧阳修的感情方面，一方面有很深的个人的感情，另外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从文章的发展，从道统的继承上，苏轼是非常自觉的，他知道欧阳修对他期待很高，所以前面我们讲过的，欧阳修当时是一代盟主，现在他是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也应该成为欧阳修的后继者，继续把这种繁盛的文化局面和文学创作推行下去，这叫什么？这就叫具有提携之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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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轻轻就踏入仕途的苏轼，在政坛上却是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像。累积十年的贬谪生活几乎成为他生命的主题，四十五岁时被贬至湖北黄州；五十九岁时被贬至广东惠州、六十二岁时被贬到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然而作为被朝廷贬谪的一名犯官，苏轼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士林友人的倾情相助。那么，究竟是谁不畏强权、不顾前途向他伸出援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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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什么呢？叫患难之交。我想这类朋友苏轼最多，为什么呢？苏轼前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加在一起将近十一年，占了他做官时间的三分之一，所以在被贬期间，苏轼的心情是肯定不好的，虽然他写过很多旷达的诗词，但他心里边总的来讲肯定是很忧患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被贬到一个地方，贬你的这些朝廷的官员肯定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你到地方上去了之后，你是个犯官，我们知道他到黄州、到惠州，特别到儋州之后，他没有任何的公事权，就是等于说是给你点饭吃，给你个地方住，其他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就是个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官员对你是什么态度就很重要了。
苏轼真的很幸运，或者我们可以说这种幸运是必然的，他被贬的这几个地方的地方官对他都特别好，即便为此而有所担待，依然如故。比如说他被贬黄州，我们都对苏轼去黄州这事很熟悉，他写了《赤壁赋》，前后《赤壁赋》，写了“大江东去”等等等等，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黄州的知州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过吗？当时的黄州知州叫徐大受，他跟苏轼一见面，相约情同骨肉，关系特别好，每逢重阳节的时候都要在一个酒楼上设下酒宴，跟苏轼喝酒，两个人谈诗论文。在这个徐大受的影响下，那个通判，等于是黄州的副知州叫孟震，也对苏轼特别好，三个人经常在一块儿喝酒，根本就看不出来苏轼是一个犯官。尤其有意思的是有一次这仨人在一块儿喝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徐大受跟孟震都不善饮酒，苏轼是喜欢喝，贪杯，但是酒量很小，苏轼就拿他们俩开涮，写了一首诗，说什么呢？说：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
风流自有高人识，通介宁随薄俗移。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
——苏轼《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云》
什么意思？这里边用了好多典故。你注意宋代人写诗，他不用典故他就难受，他学问就出不来。苏轼说，这俩人不是一个叫徐大受吗？一个叫孟震，两个人都不善饮酒好了，他找了两个他们的祖先，一个人叫徐邈，徐邈是曹操时代的人，是个大将，徐邈有一次喝醉酒了，他的上级就问他官府方面的事，他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说“中圣人”。后来这个事就报到曹操那儿，曹操就很不高兴，说你喝醉酒不耽误事吗？怎么搞的？什么叫中圣人啊？旁边有个人搭话说您不知道，这酒徒他们把清酒叫圣人，把这浊酒叫贤人，所以这徐邈说“中圣人”就是说他喝的是好酒。曹操一听居然没有追问他。还有这个孟嘉是什么呢？孟嘉是魏晋时期的人，孟嘉特别喜欢喝酒，他有个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叫桓温，是个大将，桓温不善饮酒，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爱喝酒？酒有什么好喝的？孟嘉就跟他说，酒的乐趣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太好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徐邈和孟嘉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酒徒，苏轼这诗写的什么意思？你们的两位祖先都很能喝酒，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如果他们知道你们今天这个状态，他们会拍着手说，哎哟，我的徒子徒孙里头还有清醒的两个人，因为这俩人不能喝酒。
你看人家开这玩笑是很高雅的。你写这首诗，拿当地的两位最高的长官在开玩笑，如果不是混成一家人了，能开这种玩笑吗？不能。这说明苏轼跟徐大受和孟震的关系非常地融洽，但我们别忘了，这融洽的主导是谁在主导的？是这两位知州、通判，这关系非常好。徐大受去世以后苏轼非常难受，给徐大受的弟弟写了好几封信，因为徐大受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成年，他再三交代一定不能让孩子辍学，一定要让孩子学习。你看，这说明什么呢，他跟徐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我刚才说了，患难之交，什么叫患难之交，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是管辖者和被管辖者，但是他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
苏轼后来被贬到惠州，惠州的知州前后有两任，一个叫詹范，一个叫方子容，两个人对他都非常好。
这詹范经常跟他在一块儿吃饭，苏轼去吃的时候拎一桶酒，拿点牛肉，这詹范请他吃什么呢？请他吃槐叶冷淘，这是一种什么玩意啊？就是跟我们现在说的凉皮、凉面、凉粉这种食品。你说说、你想想那个场景，一个惠州的知州和他在押的一个犯官，两人一边喝着酒、吃着牛肉、吃着凉面、吃着凉皮儿，那关系能不好吗？
后来詹范任职期满之后走了，换来的是方子容，换了方子容，方子容跟他关系也很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当官的人，做知州的人，都是饱学之士，他们见了苏轼有种天然的亲近，尤其这方子容，他收藏了很多的字画，他就请苏轼鉴定字画，而且在这字画上题跋。我们知道，在字画上题跋，这实际上是对你很高的待遇，让你要鉴定书画，并且要发表评论。方子容跟苏轼处得挺不错的，可是他有个难题，正在他们处得不错的时候，苏轼，朝廷下令要把他贬到儋州、海南岛，方子容很难过，但是他是个官员、公务员，他得来宣布这个东西，他就去找苏轼，他说，这待不成了，您得再往南边走，得到儋州去，得过海。但是他马上说，他说你不要担心，我给你说个事，我夫人信佛的，有天晚上她做了个梦，她梦见菩萨了，菩萨跟她说再过七十二天，我就要陪着苏轼去儋州了，要过海。你看，我老婆做梦的时间今天一算正好七十二天，所以这是早有预兆的，是菩萨要助你过海去，不用有什么担心，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而且您很有福气，您过海的时候菩萨会保佑你。苏轼一听就知道方子容在安慰他，说嗨，什么命定不命定的，你就是不命定我也能想到有这一遭，倒真不用烦劳菩萨了，我自己过海也行。
其实我们说方子容按他的职务来讲，他讲不讲这个话都无所谓，关我何事？他为什么会特别加上这样一点安慰呢，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在苏轼交往的这些朋友当中，我刚才说的患难的朋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给苏轼提供一个让他感觉到第一是比较安全的环境，第二是知己的环境，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苏轼在黄州还能写出前后《赤壁赋》来，写出“大江东去”来。他在惠州和在儋州一方面靠着自己个人的坚强的意志和一些养生的手段、旷达的性情，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死，这些太守们、这些知州们对他的关爱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患难之交？这就叫患难之交。
苏轼要过海，先得到雷州，他的弟弟苏辙被贬雷州，所以到雷州苏辙就算到头了，苏轼还得往南边走，他们到了雷州，雷州的知州叫张逢，对他们特别好，让出官府的房子让他们住。没过两天，张逢就被撤职了，因为按照朝廷的规定，是不能对他们这么好的。
苏轼到了海南岛，到了儋州，当地的官员叫张中，张中对他也特别好，看他住在一个破烂的驿馆里边，专门派人去修。张中这个人喜欢下围棋，苏轼到海南岛的时候只带他的小儿子苏过，俩人天天就在一块儿下围棋。苏轼呢，大家以为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恰恰相反，苏轼，第一酒量特小，喝不了几杯就醉了；第二臭棋篓子不会下棋。他们俩下棋，苏轼在旁边站着看，溜溜儿一站就能看一天。你想想，当年在儋州、在海南岛上有什么娱乐活动啊，言语不通，没有朋友，像苏轼这样高端的文人拿什么来排解心境，得亏有个张中，下着围棋。没过几天，朝廷来人说，不准住在官驿里边，就是我们现在官府的招待所、县委招待所，给他轰出去，轰出去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苏轼没办法，跟当地人在一块儿，想给自己盖一个桄榔庵，就拿那个桄榔树盖一个小茅屋，这张中也忘了自己的身份了，操着铁锹跟当地的农民一块儿就把这房子给盖起来了。他对苏轼确实是太好了，所以这官就没法再当了，没过多长时间，这事迹就败露了，朝廷就贬官要把他调走，他实在是舍不得走，四月份命令就下达了，十一月份还没走呢，两个人天天坐在一块儿喝酒，“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苏轼给他写诗说什么呢？
“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
——苏轼《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
你放心走吧，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这个人来到世间本来就是无依无靠的。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个类型非常特殊，你注意，特殊在哪儿，苏轼被贬官之后，就一定要跟当地的官府发生关系，他的境遇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官府的官员的。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徐大受、方子容、张逢、张中，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不要说对他不好，只要说对他冷漠，或者忠诚地执行朝廷的命令，苏轼还有好日子过吗？苏轼还能开垦东坡吗？苏轼还能修建雪堂吗？苏轼还可能在东坡的晚上看月色吗？他的心情会非常糟糕，那也许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苏东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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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最失意的时候，也恰恰是他认识真朋友的时候。在他被贬期间，许多士林友人不远千里到穷乡僻壤来看望他，不仅给了他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使苏轼得以度过那段艰难的贬谪生涯。而更为难得的是，在苏轼漂泊异乡时居然能够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位相见时让苏轼欣喜若狂的友人又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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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患难之交是什么呢？不是做官的，不是官员，只是平民百姓，他们跟苏轼之间没有什么政治瓜葛，只是情投意合的莫逆之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叫陈慥。
陈慥，其实苏轼开始跟他不认识，跟他爸爸认识，他爸爸是谁呢？是陈公弼，就是苏轼最开始、这辈子做的第一个官是在凤翔府做的，陈公弼是凤翔的知府，苏轼的老乡，乡前辈，也是眉山人，为人特别严肃、不苟言笑。看见苏轼少年得志，老先生可能想历练苏轼，觉得苏轼左也不对，右也不对。苏轼觉得待在他这官府里边心情特别地差、特别不好。苏轼不是原来考过制科吗，制科有个名目叫“贤良方正科”，所以这同事里边有的人就尊称他就叫“苏贤良”，就好比我们现在谁要是拿了个博士学位，人家说你张博士、李博士，就叫他“苏贤良”，这陈公弼一听就不高兴了，年纪轻轻的什么贤良来贤良去的？把称呼他“苏贤良”这人打了一顿板子，这苏轼就很难堪也很不高兴。中元节的时候按规矩官府的人要在一块聚
会，苏轼也拒绝出席，结果又被罚了十斤铜，就跟现在罚款一样，所以苏轼心里就更不高兴了。而且苏轼是以文章出名的，这陈公弼天天地修改他的公文，让苏轼觉得很不爽。后来这陈公弼我们都知道，在这官府后院里头修了一座台子叫凌虚台，其实就是让官员们休闲用的，专门让苏轼写篇文章来记叙这凌虚台，苏轼也没客气，当时年少气盛，当时就写说这凌虚台修在凤翔，凤翔这个地方是周秦汉唐的故址，周秦汉唐的宫殿早就没影了，凌虚台总有一天也会灰飞烟灭。建筑尚且如此，况且人事乎？那意思是说，甭看你现在称王称霸的，总有一天你也会消失的。陈公弼看了这文章毫不介怀，说，我的辈分是他爷爷辈的，我之所以这么干是想历练这小子，看他少年轻狂，没想到还当真了，一个字不用改，都刻到石碑上去。陈公弼历练小伙子的这行为我觉得有点太隐蔽了，这让谁也接受不了，但是起码说明苏轼开始跟这陈家的老父亲接触是不愉快的。
陈慥跟他父亲完全相反，是个浪漫公子，天天喜欢骑马射箭，苏轼跟他一见如故，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在陈公弼的眼里他这个儿子是个浪子，但是在苏轼的眼睛里他这个儿子陈慥跟自己正好情投意合的朋友。后来世事变化就不提了，十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路过麻城和歧亭的时候，没想到，当年的风流公子现在就隐居在这个地方，陈慥专门乘马来接他，给接到家里住了五、六天的时间，给苏轼高兴坏了，这真是他乡遇故知啊。苏轼到了黄州之后，想邀请这陈慥到他们家去坐坐，可他们家没地儿坐，苏轼在给他的信里边说我们家只有一间房子，是西晒的房子，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来住，我的建议要不然到一庙里找间房子您住住？后来协商的结果是，让他住在船上，那比较通风，凉快一点。陈慥在苏轼黄州五年期间，来了七次，你要知道陈慥住的地方离黄州有上百里路，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给他带点东西，物质上的帮衬帮衬他。苏轼后来说，您恨不得把腿上的肉割给我吃，您对我的帮助实在是仁至义尽，已经到了极点了。陈慥来看苏轼，没想到是个大新闻，为什么呢？陈慥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他基本上是个准侠客的人物，所以他来到黄州之后，黄州地面上这些江湖的豪侠们都想结识结识他，陈慥一个不见，就待在这西晒的房子里头扇着扇子流着汗，跟苏轼聊天，苏轼觉得特满足、特得意。
就认识这么一个朋友，你说这朋友跟他有什么利害关系吗？没有，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情投意合，所以我说他们叫莫逆之交。可你要知道，好多人都是像黄花鱼似的溜着边走的，不敢跟他交往，不敢给他写信，苏轼自己都说，他给朋友写信，结尾说，看完就烧了，这我给你说的，不许跟别人说。因为什么呢，“乌台诗案”对苏轼打击太大了，他惟恐因言再获罪，在这种情况下，连苏轼自己都战战兢兢的，陈慥不以为意，把他做朋友看，而且做最好的朋友来看。
说实在的，现在说起苏轼被贬黄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件美差一样，苏轼到那之后精神焕发，无比地旷达，变成了东坡居士，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嘛，在那样的情况下能有一个朋友天天跟他谈空说有，从百里外赶来跟他睡在那西晒的房子里头，两个人聊着天、说着话，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觉得苏轼为什么很幸运呢？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光芒，任何一个接触他的人都会能感觉到他身上可爱、可亲和可敬的地方。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苏轼身边有很多的好人、善良的人、有德行的人，他们是以是非的曲直来判断苏轼，而不是依靠强行的行政命令来判断苏轼，这才使得苏轼能够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有可能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苏轼遭了难，在一生当中连续有三次被贬的经历，而且一次比一次贬得惨，但是为什么苏轼最后能够活着回到中原，而且苏轼在这三次被贬的时候写了大量的诗词文，很多诗词文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绝世的精品，何以如此？除了他本人的天才之外，这种非常良好的人际环境，特别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爱和善良，也使得苏轼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轼的这些士林的交往里面，真的是给我们还原了北宋时代士大夫的一个整体的环境，正是依靠这个环境苏轼才能有所成就。当然了，苏轼的朋友遍天下，多得很，不光在士林圈子里头，还有好些布衣之交，这就是下一次我们要接着讲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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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逾古稀的朋友，为看望他而不惜搭上性命，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会为他的坎坷遭遇而鸣不平，禅宗佛法是他悲天悯人、升华思想的精神寄托，下层女子在他的作品中顾盼传情、婀娜多姿，看苏轼感人至深的交友故事，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八集《布衣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