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伊拉克库尔德人运动的历时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王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摘

要

以往对族群冲突的国际维度研究忽视了国际战争对国内族群政治产生的影响，因而对库尔德人运动这类深受国际政治和国际战争影响的案例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弥补这一不足。该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国际战争将导致母国对内控制力下降、国内少数族群政治诉求更为激进、敌国干预族群政治的动机上升，进而增大族群冲突爆发和升级的可能；这一因果机制受到了敌国的干预能力、少数族群的战略价值、少数族群的动员能力以及少数族群的动员意愿等四类因素的调控。通过对比分析伊拉克在1946－2000年间经历的六次国际战争对其境内库尔德人运动的影响，本文验证了该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关键词：库尔德问题；国际战争；族群政治；外部干预；伊拉克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第四大族群，但在这四大族群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建立以本族群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族群，其人口主体主要分散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家交界处约3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范围内，因而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库尔德人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一分为四的聚居区格局，其中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获得了相对更高的自治化和制度化权利，而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拉克库尔德人抓住了包括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内的历次国际战争带来的机会窗口。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从国际政治的现实看，国际战争并不一定都会促进国内民族运动的发展。那么伊拉克经历的六次国际战争又是如何影响了其国内的库尔德族群政治？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国际战争又是如何影响了国内的族群冲突？这也是本文试图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引言

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视角出发进行观察，国际战争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这一问题实际上属于广义上的国际政治影响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具体到国内冲突这一研究议题，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扩散往往会伴随着新旧势力和不同理念之间的激烈碰撞和大量随之而来的国内冲突，例如内战和族群冲突。此外，竞争国家的存在、地区制度环境和经贸关系等因素都会通过外部干预来影响各类国内冲突。但是，受到一些既有研究定式的影响，学界对国际政治施加于国内族群政治的因果影响的讨论显然不够充分和完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政治对国内族群冲突和国族塑造的复杂影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一批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在合作出版的《国内冲突的国际层面》一书中讨论了国际—国内冲突的互动，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对国内冲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是这一研究方向之后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在比较政治领域，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欧洲国家起源的经典著作不仅认为战争有助于建立国家，而且还可以通过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来塑造国族。尽管很多学者都延续了这个研究思路，但未考虑到战争还可能会对国族建构起到负面影响。

二是后来的国际或跨国维度的族群冲突研究大都倾向于将国际政治当作结果变量而非原因来对待。从这一视角研究外部干预问题的文献往往假定国际干预通常都是发生于族群冲突爆发后，因而忽视了国际政治因素对于族群冲突爆发的影响，例如转移注意力的战争假说（diversionary logic）、国内冲突的跨国界扩散、对国内冲突的第三方干预，等等。

因此，既有文献忽视了国际政治对于族群冲突爆发的影响机制这一问题，不利于学界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族群冲突相互关系的全面理解。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国际战争实际发生的这一特殊时期，因为国际战争时期的国内族群冲突能够真正有效地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前者对后者产生的影响。国际战争是国家间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国家往往采取各种极端和非常规手段来为战争目标服务，因此干涉他国的族群政治也是其理所当然地使用的战略手段之一。因此，本文认为国际战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窗口，而本文所指的国际战争时期泛指国际战争进行时期以及战争爆发前和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三段时间里的国内外形势最容易引发交战国国内的族群冲突。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理解和解释这个问题。

本文的姊妹文章曾综合使用二战后的全球冲突数据库（1946－2013）验证了国家间战争对国内冲突的正向影响。但是，量化研究长于在大样本中估计因果影响，对具体因果机制的讨论显然需要依靠案例研究才能说清楚讲明白。为此，本文考察了伊拉克在1946－2000年间经历的六次国际战争及其对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伊拉克所经历的国家间战争确实如后文理论框架所预测的那样影响了库尔德人运动的起伏。

后文的安排如下：首先，本文提出一个分析该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通过运用伊拉克库尔德人运动案例来验证这一理论框架；再次，探索和归纳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的内在逻辑；最后，对库尔德人运动案例进行总结。

二、理论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和平时期，国内族群冲突爆发的概率在国际战争时期会显著上升，从和平时期的1．6%增至2．8%，提升幅度高达75%。但是，除了通过定量研究来获取平均因果影响（average causal effect）之外，研究者还希望能够厘清社会行为体在各种限制性和促进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结果的因果机制。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来说，我们不仅想要知道国际战争的平均影响力，更想知道它是如何通过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来影响国内族群冲突的，且这一互动过程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调控。为此，本节提出了包含三个中间机制和四类调节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随后又介绍了如何通过选择和设计案例来验证这一分析框架。

图1 国际战争引发国内族群冲突的因果机制

（一）国际战争影响国内族群冲突的中间机制

国际战争时期是国家间争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关键时期。通过影响母国、敌对国和少数族群这三个行为体的能力和动机，它不仅可以影响它们的战略目标及互动过程，而且还可以导致最终增加和升级国内族群冲突的结果。具体来说，这一影响过程包含以下三个中间机制。

中间机制一：在国际战争期间，为了削弱对手，一国干预敌对国国内政治的动机最为强烈。在敌国国内的诸多潜在资助对象中，不满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少数族群是该国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因为后者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聚集地和共同的集体身份，而且还容易动员起来成为一支可以加以利用的潜在力量。

中间机制二：在国际战争期间，鉴于国家对内控制能力相对下降，自然会对敌对国与本国国内少数族群“联系”和“共谋”的可能性产生严重忧虑，因而会产生对其采取预防性的、更为严格和更具强制性的对内管控措施的动机，而这种情形又极易产生所谓的冲突螺旋。此外，在母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其能够控制住局面后，母国对曾经与敌国产生或保持“暧昧关系”的少数族群采取强制和惩罚措施，往往成为导致另一种族群冲突的诱发原因。

中间机制三：国际战争期间是国内少数族群进行政治动员、获取更多群体利益的重要机遇期。在此背景下，可期的外部援助不仅能够增强这些少数族群的动员能力，而且还能推动后者的诉求和动机更趋激进。

总体来看，国际战争作为国际体系中的极端暴力因素，能够通过影响母国、敌对国和少数族群三者的能力和动机来塑造三方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而这种互动的结果往往是比和平时期更多的国内族群冲突。因此，上述三个中间机制都具有非常明显而致命的正向反馈效果。

（二）调控中间机制的四类因素

国际战争通常都能够通过三个中间机制来引发国内族群冲突，但并不绝对，即并非每一场国际战争都能够引发国内族群冲突，因为导致这一结果的这些中间机制同时还受到了一些其他因素的调控。本文认为，在中间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至少存在这四类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对其进行调控：一是国家的外部干预能力；二是少数族群对于战争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三是少数族群具有的动员能力；四是少数族群怀有的动员意愿。只有每一类调控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时，其共同作用才能够激发中间机制发挥作用，从而引发族群冲突。下文将依次介绍每一类调控因素。

第一，外部干预能力因素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战争时期是否能够有效地干预敌国的国内族群政治。国家的外部干预能力受制于具体的战争形势。如果交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则往往是一国具有干预能力而另一国缺乏这种能力。此外，首先发起进攻的一方由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干预能力往往更强一些。

第二，少数族群自身的战略价值决定了一国是否会考虑拉拢或怂恿敌国境内的少数族群。少数族群战略价值的大小首先受制于该族群本身的特点。例如族群规模的大小、其组织能力的强弱等，其次还会受到战争类型、战争目标和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少数族群的动员意愿一方面能够影响该族群是否会考虑利用国际战争的机会来促进本族群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其在敌国眼中的战略价值。决定一个族群动员意愿的因素来源于多个方面，例如国家的歧视性政策、自治或独立历史、历史积怨等。

第四，少数族群的动员能力是相对容易度量的变量，学者往往可以根据少数族群占母国总人口的比例、是否拥有本族群聚居的根据地、是否在地理上拥有可以依靠的庇护（如靠近国界和山区）以及族群内部的组织和分裂程度等因素来估计其动员和分离的能力。

（三）案例选择目的

1945－2000年间，伊拉克共经历了六次国际战争，其国内的库尔德人运动在此过程中也相应起起伏伏，时强时弱。本文选取了该时段内全部六次国际战争对伊拉克国内运动的影响来组成六个小案例，并采取了案例内部比较（within case comparison）这种比较案例设计方式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剖析。选择该案例设计方式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

一是伊拉克案例比较典型。相比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伊拉克在整个1946－2000年间经历了更为频繁、不同形式、不同敌国的国际战争。在此期间，该国国内的库尔德人运动的烈度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本文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存在显著的变化。因此，对该案例的内部比较分析有利于从总体上验证不同国际战争时期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机制。

二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始终都具有较强的动员意愿和动员能力。由于伊拉克库尔德人具有长期的动员历史、大众基础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该案例可以控制两类调节因素———伊拉克库尔德人具有较强的动员意愿和动员能力，这使得案例中调节因素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伊拉克与其不同的敌国所经历的不同类型的国家间战争以及另外两类调节因素上，即敌国的干预能力和库尔德人的战略价值。不仅如此，该案例还能够考察到如下两种现象：其一是不同类型的国家间战争对库尔德人运动产生的影响是否类似；其二是其他竞争性的解释是否存在。

在进入实证分析之前，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一下本文对案例部分的具体操作。首先，伊拉克境内存在多个库尔德政党，基于可操作性，本文只选取了伊拉克国内历史最为悠久且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来进行分析。其次，本文力求论证“国际战争如何引发族群冲突”“两类调控因素如何影响这一过程”这两个主要问题及其运作机制，同时也会尽力回答“没有国际战争的状态是否会抑制族群冲突爆发”这个问题。最后，为了有效地研究这些长期存在的族群政治动态，本文将那些从和平或低烈度冲突状态下族群自治运动突然升级的情况同样视为族群冲突一种表现形式。

三、伊拉克经历的国际战争与其境内库尔德人运动

自一战后在前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和巴格达等省份的基础上人为地建立了伊拉克国家之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就一直在进行反抗运动。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的相对人口比例要高于其他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和伊朗；其二，相比于已经存在数个世纪的土耳其和伊朗，伊拉克是新建立的国家；其三，伊拉克境内还存在另外两国没有的逊尼派—什叶派之争。此外，该国的库尔德地区不仅富饶且盛产石油，伊拉克约三分之二的石油开采量和储量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因此，伊拉克政府自建国以来一直对库尔德人的政治倾向感到忧虑。

下文将主要依据乌普萨拉大学和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共同收集发布的国际战争数据“武装冲突数据库”（ACD）同时辅以其他历史资料来进一步确定伊拉克所经历的国际战争，共计如下六次。

第一次国际战争（1948年5月15日至1949年1月7日）。伊拉克加入了埃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一方，参与了对以色列作战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目标是争夺巴勒斯坦领土。该冲突为高烈度（伤亡＞1000人）。

第二次国际战争（1967年6月5日至6月12日）。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先发制人，主动对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发动了战争。

第三次国际战争（1973年10月中上旬）。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伊拉克派遣了一个主力装甲师和若干战斗机协同叙利亚军队和埃及军队作战。

第四次国际战争（1974年2月10日至12月31日）。伊拉克与伊朗爆发了短期的高烈度领土战争。

第五次国际战争（1980年9月23日至1988年8月20日）。这是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一场大规模、高烈度战争。

第六次国际战争（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3月1日）。这是伊拉克与科威特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之间的全面、高烈度战争，也称为第一次海湾战争或波斯湾战争。另一方面，本文主要依据瑞士理工大学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团队建立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EPR）和“武装冲突数据库”（ACD）来大致确定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之间发生的族群冲突。根据上述数据库，库尔德民主党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一直在与伊拉克政府发生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如下所述：

第一阶段（1961年12月31日至1970年3月11日）。这是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该冲突为高烈度（伤亡＞1000人）。

第二阶段（1973年7月31日至1991年）。冲突的主体依然是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该冲突为高烈度。

但是，鉴于上述数据库只能提供关于库尔德人运动的大致时间起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后文中以大量其他历史资料来进一步确定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之间发生族群冲突的爆发方式和烈度变化。

图2用时间轴的方式展示了伊拉克经历的国际战争和族群冲突大致的时间节点，后文将按照时间顺序逐个分析六次国际战争是否及如何影响了库尔德族群冲突，同时还要考察每次重要的族群冲突爆发是否都与国际战争相关。

图2 伊拉克经历的六场国际战争和库尔德族群冲突

（一）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年）与库尔德自治运动

自1932年伊拉克独立到1945年间，混杂着普通库尔德人对于本族群文化和自治权的要求，以及库尔德部落首领对政府势力“入侵”的排斥，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之间经历了数次武装冲突。在伊拉克最北面的库尔德部落之中，巴尔扎尼部落的领袖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了伊拉克境内库尔德独立运动的代言人。他于1946年组建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后更名为“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成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之前的1943年，巴尔扎尼在伊拉克北部发动了持续二年之久的“武装叛乱”。虽然有些人将这次“叛乱”判定为民族主义式的“起义”，但是库尔德问题专家戴维·麦克道尔（David Mc Dowall）认为，巴尔扎尼领导的“起义”更多的是为了他自己家族和部落的利益。对于本文具有更为重要意义的是，这次“叛乱”是在时间上距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最接近的一次族群冲突事件。

1948年，伊拉克加入了埃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一方，参与了针对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在此次战争爆发前后通过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来获得战略利益，巴尔扎尼在1943－1945年间发动“起义”的主要原因基本上源于其所在的库尔德部落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以色列才刚刚建国一天就开始面临数个阿拉伯国家针对自己的战争，因此，它无论在能力还是在时间上都不允许其通过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来削弱对手。这一案例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说明国际战争并非族群冲突的充分条件，在缺乏必要的对外干预能力的情况下，国际战争并不一定会导致族群冲突。

（二）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与库尔德族群冲突（1961－1970年）

1958年7月14日，阿普杜拉·卡西姆（Abdal－KarimQasim）发动政变推翻伊拉克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新政权建立之初，卡西姆承诺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将部分库尔德精英纳入新政府，并在《临时宪法》中明确规定“伊拉克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在现实政治中，卡西姆刚上台时面临诸多挑战，遂采用驱狼吞虎的战略，例如邀请流亡在外的巴尔扎尼回国，以制衡复兴党内和党外的政治对手，但是到了1960年左右，巴尔扎尼在库尔德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卡西姆开始感受到了他的威胁，因而开始一步步排斥和打压巴尔扎尼。但是，1961年12月库尔德“起义”真正的导火索是库尔德传统部落的政治和宗教上层精英因反对卡西姆的农业改革法令而发动了反政府叛乱。

自1961年起，巴尔扎尼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冲突一直时断时续，第三次中东战争却恰好给这次冲突火上浇油。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先发制人，在历时6天的战争中，以色列以极低的代价击败了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占领了阿拉伯人的大片土地。有证据表明，至少从1965年起，巴尔扎尼就开始保持与以色列之间的沟通，并且根据以色列的要求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对伊拉克政府发动了进攻，以牵制伊拉克政府。1967年9月中旬，巴尔扎尼收到了以色列支付的五万美金酬金。

该案例表明，国际战争能够加剧族群之间的冲突，本文所列举的三个中间机制中的外部干预机制和少数族群借机谋求更多群体利益的机制得到了证明。该案例还表明，相比于还未与政府决裂的族群而言，已经与政府产生矛盾的少数族群武装组织借机获取更多利益的动机更为强烈。

（三）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与库尔德族群冲突（1973－1991年）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伊拉克境内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联盟形势变得更为复杂起来：一是伊拉克政府联合了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中反对巴尔扎尼的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派系；二是伊朗开始支持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武装。1970年3月11日，内忧外患迫使伊拉克复兴党与巴尔扎尼达成和平协议（又称《三月宣言》）。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拉克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和自治权利等。伊拉克政府随后开始履行该协议中部分文化权利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条款，双方关系因而一度进入了蜜月期。但是，《三月宣言》并未完全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双方之间的矛盾在此后两年还开始逐渐加深。例如，1971年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出现，双方围绕着库尔德人自治的范围、基尔库克附近的人口和归属权问题、纠正“阿拉伯化”政策以及伊朗的干预等问题而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相互间的不信任不断加深。此外，伊拉克政府在这一年还对国内石油产业采取了国有化措施，导致库尔德人蒙受巨大损失，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并开始向武装冲突方向发展。可以说，双方各自的离心之举是加深双方矛盾的主要原因。

1973年6月下旬开始，伊拉克军队轰炸了库尔德人的阵地，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的武装冲突在时隔三年之后重燃战火，并持续到1991年。另一方面，在这长达18年的族群暴力冲突过程中，作为母国的伊拉克共计经历了四次国际战争。从本节开始，下文将依次讨论这四次国际战争。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是由埃及和叙利亚同时主动向色列发动全面进攻而拉开序幕。在战争局势越来越不利后，伊拉克大力支持了叙利亚和埃及，一方面派出一个主力装甲师，有超过300辆坦克、18000士兵和100多架飞机协同叙利亚军队向戈兰高地发起了攻击，另一方面还向埃及前线派去了一个空军中队的霍克猎人战斗机参加对以色列军队的作战。目前来看，并未有证据表明第四次中东战争影响了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战争，这主要与这场国际战争的具体情况有关。众所周知，这场战争主要是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发起，直到战争发起前的几个小时，叙利亚时任总统阿萨德（Hafiz Assad）才打电话告知时任伊拉克总统巴克尔（Ahmed Hassanal-Bak）战争即将打响。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是一场自己主动策划发起的战争。因此，在不清楚伊拉克意图的情况下，过度支持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次局部战争持续时间非常短，以色列没有时间考虑支持库尔德人这一问题。

综上分析，该案例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案例相类似，说明在那些并非己方主动策划发起的战争中，或是在战争持续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国家往往缺乏干预能力。

（四）两伊边境战争（1974－1975年）与库尔德族群冲突（1973－1991年）

战争通常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阶段。但是，出于分析的需要，本案例将两伊边境战争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其对库尔德人运动的影响：第一阶段包括战前和战中；第二阶段指的是战后。

1．1974－1975年两伊边境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对库尔德人运动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伊朗国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试图确立伊朗在波斯湾的领导地位，因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开始展示出进攻态势，导致两伊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1971年11月，伊朗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中阿联酋声称拥有主权的三个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小岛，致使伊拉克在同年年底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直至1974年春，伊朗与伊拉克围绕着阿拉伯河水道的归属问题发生了更大规模的边境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1975年，两国相互做出妥协，签订了解决边境问题的《阿尔及尔协议》，伊拉克获得了伊朗不再插手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保证。

如前文所述，在两伊爆发边境战争前，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就开始趋于恶化。现有证据表明，采取进攻性外交战略的伊朗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成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主要赞助人，不仅向他们提供了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在本国境内为他们提供后勤基地，以帮助他们对抗伊拉克政府。1972年，巴尔扎尼没有按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关闭与伊朗的边界，而是继续从伊朗获取武器装备，同时还向美国求助。1973年，巴尔扎尼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但将自己的筹码主要押在了伊朗身上。同年，巴尔扎尼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让后者难以接受的要求，包括扩大库尔德人的自治范围，然后将伊拉克国家改组成一个“自愿联盟”，等等。在得不到伊拉克政府的应允后，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人武装力量与伊拉克政府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对于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而言，该案例属于有力的正面案例，它表明在国际战争前期，国际战争的威胁会通过三个中间机制诱发族群冲突。首先，该案例表明，对国际战争的威胁感知和预期，导致敌对国家（伊朗）积极支持母国（伊拉克）境内的少数族群来对抗其母国政府。其次，在国际战争前期的紧张局势中，少数族群（库尔德人）具有强烈的动机来争取敌国（伊朗）的援助，并在与其母国政府谈判中提高要价。最后，在战争威胁面前，母国（伊拉克）对少数族群（库尔德人）的控制和平叛能力明显降低。此外，该案例还表明，本文理论的主要竞争性解释表现在国内族群冲突引发国家间冲突的逻辑并不适用于解释本案例。

2．1975年战争结束后导致的另一种族群冲突：政府平叛和强制移民

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同时与伊朗和国内库尔德人展开两面作战，属于一种无奈之举，是自己陷入战略被动的一种表现。但是，1975年伊拉克向伊朗妥协后，伊拉克政府开始从胡萝卜加大棒两个方面来全力解决国内的库尔德人问题。首先，政府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政策，不仅坚决打击库尔德武装，而且还大范围实行强制移民政策。也就是说，伊拉克政府在同年5月对库尔德人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其结果是，巴尔扎尼领导的部队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失败后部分退入伊朗境内；另一方面，伊拉克政府开始实行大范围的强制移民政策。其次，伊拉克政府还采取了安抚和拉拢政策，在库尔德斯坦部分地区建立了所谓的“自治地区”，并执行一些经济开发计划。

上述两伊战争结束之后的动态体现了本文理论中涉及国际战争之后，母国与国内少数族群的互动，即那些在国际战争期间受到敌国资助并反对中央政府的少数族群很可能成为战争结束后母国政府的报复对象。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更是进一步体现了这种逻辑。

（五）两伊战争（1980－1988年）与库尔德族群冲突（1973－1991年）

本案例将聚焦两伊战争的全过程，但出于分析的便利而将战争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借此来考察这两个战争阶段对库尔德人运动的影响：一是将两伊战争的前期和中期视为一个阶段；二是将两伊战争的后期视为一个阶段。

1．两伊战争前期和中期对库尔德人运动的影响

1980年9月，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前，国内外形势对伊拉克都比较有利，但是伊拉克的进攻计划并不顺利，两伊战争逐渐陷入消耗战。在此背景下，交战双方开始相互支持对方国内的库尔德人来反抗其母国政府，借此削弱敌国力量，因而形成了非常奇特的跨国联盟，例如伊朗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而伊拉克则与伊朗的库尔德社会党联合在了一起。

这种局面的出现再次激活了诱发冲突的三个中间机制。

首先，在外部支持方面，根据两伊在1975年签订的协议，伊朗当时停止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但是当战争的威胁来临时，伊朗依然按照现实主义政治的思路恢复了其以往针对伊拉克的制衡战略。例如：1980年左右，伊朗开始逐步恢复其对库尔德人的援助；1983年，伊朗开始公开打库尔德牌；1985年，伊朗开始大幅度提升其支持库尔德人的力度。

其次，在库尔德人方面，自被1975年签订的两伊协议抛弃后，库尔德民主党一直在寻找机会卷土从来，两伊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则是其可以利用的绝好机会。1983年夏秋之际，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不仅为伊朗军队充当了侦察兵的角色，而且还帮助其通过两处通道进入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1986年底到1987年春，在伊朗的撮合下，多个库尔德政党联合组成了库尔德民族阵线，并组建了共同的指挥中心来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因而对伊拉克政府造成了巨大威胁。

最后，在伊拉克政府方面，国际战争的威胁明显影响了其对国内库尔德人运动的态度和战略，以1983年为界，其战略从战争开始的安抚拉拢转变为带有更多的强制色彩。在战争初期（1980－1983年），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的政策主要是以安抚为主，例如，从1982年夏天开始，伊拉克政府通过秘密谈判，希望通过给予境内的两大库尔德组织更多的自治权来获得库尔德人的支持。

2．两伊战争后期的另一种族群冲突：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强制政策

在伊朗1983年发起了对伊拉克的反攻且获得了伊拉克库尔德政党的支持之后，伊拉克政府便开始使用强制手段来压制库尔德政党。“伊拉克政府在两伊战争初期的目标是有选择性的限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同时，伊拉克政府也开始向库尔德斯坦地区增兵，压缩库尔德游击队的战略空间。当这些措施在两伊战争的中后期失效后，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强制政策呈现扩大化趋势，双方间冲突的螺旋不断发展，矛盾加深。

（六）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与库尔德族群冲突（1973－1991年）

两伊战争结束后，在伊拉克境内经历过强制措施后的库尔德人各个党派决定继续抵抗政府。面对政府的军事优势，库尔德人采取了以袭扰和埋伏为主的反抗策略。两伊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次年2月，第一次海湾战争因多国部队介入而迅速结束，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在战争中受到重创。海湾战争的发生改变了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斗争的模式，他们不再满足于袭扰和埋伏的斗争方式，开始采取攻势策略。例如，包括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内的库尔德各政党，利用当萨达姆的失利和外部支持的机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一度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库尔德地区。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他们的进攻行动很快被伊拉克政府军击败。

在伊拉克政府方面，进攻科威特的计划以及之后所面临的外部干预都削弱了其对库尔德人地区的管控能力，不少原先镇守库尔德地区的军队也被派往了南方战场，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进攻则导致伊拉克方面阵亡和被俘人数多达近10万人，其经济损失也高达数千亿美元。

在库尔德人方面，虽然乐于看到伊拉克政府被削弱，但是他们对于是否利用当前的机会反抗伊拉克政府依然存在两方面疑虑：其一，公开与西方国家结盟可能会被阿拉伯世界视为一种背叛行为；其二，萨达姆政府依然可以利用其军事优势来威慑和打击库尔德人。但是，随着海湾战争以多国部队的完胜而结束之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被国内反对萨达姆的力量推上了反抗母国政府的前台，在此背景下，库尔德民族阵线领导的军队从1991年2月的1．5万人迅速增长到3月的10万人，不仅控制了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而且还与南方的政府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来说，库尔德人可能是重要的盟友，但其战略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和其对伊拉克战争的目标这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美国支持库尔德人可能会影响地区局势，例如可能将抱有政治野心且与库尔德人问题有关联的地区国家（土耳其和伊朗）都引入伊拉克境内，同时还会影响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这类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多国部队此次的战斗目标并非是摧毁伊拉克而是为了削弱萨达姆政权。

虽然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号召伊拉克人起来共同反对萨达姆政权，但是无论在战争过程中还是战后，美国并未公开给予库尔德人足够的帮助，战后库尔德人的胜利也只保持了很短时间。1991年3月底，萨达姆在平息了南部什叶派的骚乱后调军北上，迅速击败了北方的库尔德武装，导致数百万伊拉克库尔德难民背井离乡。4月份，美国和英国不得不以保护库尔德人的名义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禁飞区”。该案例表明，国际战争中的交战国不会真正支持敌国的少数族群人运动，而外部支持敌国少数族群人运动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其战略价值的大小。

四、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的内在逻辑

国际战争是一种影响国家所处外部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关键性事件，而战争时期则是国家间竞争和冲突最为激烈和暴力的时段。此时，国家利用一切战略和手段来谋求胜利的欲望最为强烈，因而能够深刻改变三个主要战略行为体（母国、母国国内的少数族群和敌对国家）的既有能力、动机及互动方式。在这个不确定、未知和机会主义盛行的动荡时期，国内族群冲突更容易爆发，本文案例分析中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具体来说，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国际战争主要通过三个中间机制来影响国内族群冲突

国际战争时期对三个主要战略行为体的影响实际上体现了国际战争时期诱发国内族群冲突的三个中间机制，而这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能否被引发则决定了族群冲突是否会最终爆发的结果。其一，国际战争会导致国家拥有更多利益或动机去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动员敌对国家的少数族群，以求削弱敌对国家。其二，国际战争时期，国家（母国）的对内控制能力受限，且会因持续担忧其境内的少数族群与敌对国家勾结而产生一定的镇压动机；另一方面，当国际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或者母国赢得了国际战争的胜利后，母国可能会采取预防性的强制政策。其三，在有外部敌对国家的潜在支持和母国力量被削弱的情况下，少数族群往往更愿意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来寻求更多的族群利益。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个机制存在非常明显而致命的正向反馈效果，因而使得国际战争期间的族群冲突更容易爆发。

（二）并非所有的国际战争都会引发族群冲突

国际战争并非族群冲突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这一逻辑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变现为国际战争及其诱发国内族群冲突的三个中间机制并不一定会完全被激活，而是受到了一些必要因素的调控。本文认为，至少存在四个重要的调控因素，即国家的外部干预能力、少数族群对于战争的战略价值、少数族群的动员能力以及少数族群的动员意愿。由于上述四个调控因素对于国际战争是否会引发族群冲突都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至少每个调控因素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够引发族群冲突，或者说上述四个调控因素集体构成了一组类似必要条件的组合。此外，族群冲突完全可能因安全困境、不满和贪婪等机制的驱动而爆发，这在库尔德人运动的案例中有所体现，但这类冲突的发生并不会挑战本文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

（三）战前、战时、战后出现的不同形势会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族群冲突

鉴于战前、战时、战后敌对双方力量对比态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国际战争所导致的族群冲突大体上有两种类型，其诱发机制既存在不同，也有相互联系之处。其一，母国少数族群利用国际战争提供的契机而主动发起反政府运动，这在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里都有可能发生。其二，族群冲突还可能是主动由政府主动挑起，这种类型的冲突往往发生在国际战争陷入僵持阶段或者母国取得了国际战争胜利之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的母国能够从国际战争的危机中腾出手来对曾经背离的族群采取强制措施。

五、结论

综合以上对伊拉克所经历的六次国际战争和其国内库尔德人运动的比较分析，本文回答了一些有关国际战争与族群冲突关系的理论问题。

第一，敌国的外部干预能力可以调控国际战争对族群冲突的影响。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居于主动地位，以色列因缺乏迅速的干预能力而未能利用后者国内的族群资源。相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主动谋划战争，援助并要求巴尔扎尼在战争期间对伊拉克政府发动进攻。这两个案例证明，国际战争并非族群冲突的充分条件，因为冲突引发效果还要受到敌国干预能力的调控。

第二，少数族群的战略价值同样能够调控国际战争对族群冲突的影响。少数族群的战略价值本身除了受到其自身的人口、组织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制于敌国的总体战略利益和战争目标。对于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的美国或者1974年两伊边境战争中的伊朗来说，库尔德人只是战略价值有限的潜在盟友，因而随时可以被抛弃。

第三，伊朗在与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前后（1974－1975年、1980－1988年）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支持是本文的典型正面支持案例。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两次战争加剧和延长了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族群冲突。此外，对两伊战争的讨论表明，本文理论的主要竞争性解释和反向因果关系主要表现在国内族群冲突引发国家间冲突的逻辑，并不适用于解释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群冲突。

第四，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族群冲突的分析证明了战争结束后依然会导致预防式的族群冲突。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两伊战争中和战争后，母国的强制措施会引发族群矛盾和冲突。

最后，1961年爆发的库尔德民主党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族群冲突（1961－1970年）对本文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该案例提醒我们，国际战争不是国内族群冲突的必要条件，因为少数族群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依然是族群冲突的核心。总体来看，对伊拉克1946－2000年之间库尔德人运动的案例内部比较分析，不仅证明了国际战争对国内族群政治发挥着复杂和重要的影响力，而且也给了我们更多信心去相信本文所提出的因果解释机制对于国内族群冲突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际战争时期，因为对国内族群政治的研究必须要关注国际政治维度的影响，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来源：《国际观察》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