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台湾 一次鲜为人知的演讲
◎难于搜寻的钱钟书“佚文”
因为从事文史研究之必需，笔者经常在距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旧报刊中搜寻第一手史料。虽然现有的各类文集、选集、全集，已然形成了相当量级的文献资源，已然为文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事实证明，在这些尘封已久、蛀蚀漶漫的旧报刊中，往往有着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史料，常常有着不少至今尚未发现的史事之记载。
长期以来，笔者通过搜集与整理这些散落在旧报刊中的“佚文”与“逸事”，不但对自身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多“新鲜”与“鲜活”的史料，也多次发现《鲁迅全集》《胡适全集》《蔡元培全集》《刘文典全集》《沈从文全集》《徐志摩全集》等诸多近现代名人全集失收的相关文献。对于现有各类全集的“辑佚”与“增订”，遂成为笔者的日常工作项目之一。
众所周知，钱钟书（1910—1998）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钱钟书集》业已出版、再版、重版多年，其著述篇目业已为读者所熟悉。那么，钱氏会不会亦有一些“集外文”与“佚文”之类的稀见史料，散落湮没于旧报刊之中呢？
遗憾的是，笔者经年搜寻，除了发现《清华周刊》上有一些零星的钱氏“少作”，且皆已辑入其文集之外，其余关涉钱氏的“佚文”以及其生平事迹相关报道，都少之又少，几近于无。这样的情形，与钱氏专心学术、倾心治学而少有社会活动，更少有公开发表言论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仅据笔者所见所知，钱氏乃见诸报端最少却又声名远扬的学术大家，也是著述极其丰富却又最难于从旧报刊中“辑佚”的著名学者。
◎偶然寻获钱钟书台湾讲演报道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笔者亦有一次颇感幸运的意外之获。那就是偶然在一份1948年4月14日的《东南日报》之上，寻获了一篇题为《钱钟书在台大演讲》的报道。关于钱钟书先生早年演讲活动的史料，可谓少之又少，更何况这还是其早年远渡台湾的一次演讲，更是少为人知，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
在此，为披露史料计，亦为便于后文考述，笔者不揣谫陋，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钱钟书在台大演讲
中国诗画有通家之好
嫄平
钱钟书先生，本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台湾台大法学院作专题讲演。讲题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他含笑向听众说道：我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我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我们研究批评史，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我们要瞭解一个作者而予以评判，有时也该知道旁人对于这个作者的意见。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一种风气之下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材料的取舍，标准的高低，给予他以机会，而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反对这种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推动，因为他不得另开路径，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所以风气是创造上的潜势力，也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往往看不出来。只有读作者同时一般人对于他作品的批评。看他们有什么贬责，有什么赞美，有什么标准和要求，我们才明白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里看时了（解）风的姿态，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期而能保持，无根本的变动就是传统；传统常常在活动，一面把规律定得严，限止新风气的产生，一面把规律定得松，可收容新风气。假如这新风气和旧传统太相抵触了，于是文艺思想上就起了革命。新的风气和新的教育增进了人类的健忘，我们对于该传统中的作品当然可作更客观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对于艺术家有新的认识，对于现代更有现实性——所谓不朽的艺术不就是继续有现实性，经得起重新估价的作品么？
诗跟画是姊妹艺术，有些人进一步以为诗画不但是姊妹，并且是孪生的姊妹，张浮休《画墁集》卷一《绂（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说到这里，钱先生又举例说：欧阳修《盘车图》诗说：“古画画意不尽形，梅诗咏物无遁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这意思就是说，若要看迹象，读画反不如咏诗，因为诗倒具所本有的功用。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艺术，若照近代心析学派的说法，艺术家的挑选某种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根本是“出位”的心理补偿。这个意思在诺娃利史Novails 的《碎锦集》Fragmenet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里早说明了。
钱先生对于“即诗即画”，“诗画一律”，都详征细剖，以证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越俎代谋之势，并引西方美学及文评家之说，以资考镜。
◎钱钟书台湾讲演的深远影响
上述近千字的报道，严格说来，只是对钱钟书演讲内容的概要性质的简述，并不是完整详尽的记录稿。不过，仅从此报道的基本内容来考察，也至少透露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
一为1948年4月1日上午十时，时年38岁的钱钟书在台湾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这对于研究钱氏生平乃至编订年谱，自有助益。二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是在钱氏撰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之后不久的一次公开宣讲，为此做一番文本与演讲内容上的比较研究，及至将这一比较研究纳入到钱氏学术思想的衍进历程的考察，都是令人颇感兴味的话题。
仅据笔者所知，一般读者及研究者接触到《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大多是通过《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初版），此书迭经多次再版重印，流传渐广。《七缀集》乃是钱钟书将其非常重视的七篇旧文结集而成，《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居于书中首位，发表时间也属其中最早者。
事实上，在辑入《七缀集》之前，《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又曾辑入《旧文四篇》（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初版）。据此书钱氏所撰“卷头语”，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最早乃是发表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的，初版时间为1947年3月。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1947年初版
溯源至此，可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至迟于1947年初即已完稿。一年之后，1948年4月1日，钱钟书选择以此文内容为基本框架，远赴台湾大学做同主题演讲，足见其对此文的重视。此次演讲，仿佛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缩写版”，且是由钱氏远赴台湾，现场宣讲出来的“缩写版”，真真是此文诸多版本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种罢。
钱钟书著《旧文四篇》1979年初版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讲演报道发表在《东南日报》第二版“长春”栏目，该栏目是由上海总社陈向平主编的。当时，这一报道通过《东南日报》公开发布，而该报在上海、杭州两地又同时发行，因此在当时整个东南地区应当都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说到这里，就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当时《东南日报》总社在上海，分社设在杭州的历史背景了。
1948年4月14日《东南日报》第二版【长春栏目】，钱钟书讲演之报道，位于版面左端
据考，《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更名为《东南日报》。1937年11月中旬，因日军即将侵占杭州，《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刊，“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成为分社；“南平版”则迁到上海，作为总社。可以看到，抗战前后，《东南日报》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战之前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与总社所在地，抗战之后杭州却成了分社所在地。
◎钱钟书台湾讲演的历史细节
另一方面，钱钟书此次赴台演讲，究竟是以什么名义、以何种身份去的，也是需要考索一番的。
最早对这一历史事迹予以考察的，乃是台湾学者林耀椿，其著《钱钟书与书的世界》（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初版）之中,有《钱钟书在台湾》专章考述。大陆学者方面，新近有桑农所撰《钱钟书的台湾之行》（原载于《书屋》杂志2018年第12期），对这一历史事迹钩沉索稽，在史料文献不甚充分的情况之下（当时此《东南日报》演讲报道尚未被发现），仅据台湾林氏著述及《槐聚诗存》所辑的两首钱氏诗作，基本梳理出了钱氏台湾之行的来龙去脉。
原来，钱氏是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文化宣慰团成员赴台的。此行相关活动，当年台湾《自立晚报》上有连续报道，对钱氏演讲亦详实报道。那么，此次团体赴台的缘起，或者说活动目的又是怎样的呢？
查阅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一书，可知抗战胜利后不久，钱氏曾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因中央图书馆归属教育部，随着抗战胜利之后的台湾光复，教育部方面希望通过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促进台湾当地的文化发展，于是便有了文化宣慰团的台湾之行。
此次文化宣慰团名士云集，阵容可谓强大。其中，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以及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钱钟书。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北京大学教授、敦煌学专家向达，中央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屈万里以及画家王季迁、俞子才，学者李宗侗等20余人。
据台湾当地报刊报道，宣慰团于1948年3月18日抵达基隆，24日在台北市的省级博物馆和图书馆办展，展出从南京带去的661件图书、瓷器、陶器、铜器、银器、俑及善本古籍等。3月30日至4月2日，分别安排了几场演讲，钱钟书的演讲安排在4于1日上午。
当时，台湾《自立晚报》曾经报道，钱钟书的演讲大受欢迎，是宣慰团赴台三日以来听众最多的一场演讲。因演讲时值4月1日，恰逢西方习俗的“愚人节”，钱氏即以此为由，来了一个十分幽默生动的开场白：
刘院长（指主持演讲的台大法学院院长刘鸿渐）介绍使我心里很惶恐，像开出一张支票，怕不能兑现。好在今天是“愚人节”，我这“愚人”在这里演讲，接受大家的审判。
这样风趣幽默的开场白，即刻引来在场听众会意的笑声，也于无形中拉近了学术演讲与一般听众的距离。这一代学术大家的演讲，也能令普通民众深感兴趣，这恐怕是主办方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此次演讲33年之后，时至1981年，台湾翻译学会理事长苏正隆曾邀钱钟书访台，以作旧地重游，期以旧事重温。钱氏复函婉谢，信中这样写道：
“承邀愚夫妇访台湾，极感厚爱，但弟自年前访日归来，自觉老懒身心，不宜酬应，且无意走江湖卖狗皮膏药，故前岁远则欧、美、澳，近则新加坡……皆有招邀，一律敬谢。今复多病，更安土重迁。台湾为弟旧游之地，尝寓草山一月……”
据考，钱氏信中所言，乃是其本人生前唯一一次谈到1948年的台湾之行。而台湾学者林耀椿也正是循此线索，着手查访相关史料，方才撰成《钱钟书在台湾》一文。
◎期待两岸相关文献“合璧”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关于钱钟书此次演讲，台湾《自立晚报》的相关报道，笔者至今尚未获见。试想，如果有一天，能将当年台湾方面的报道，与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合璧”，更充分的还原演讲原文原貌，更深入的探研此次演讲在海峡两岸所产生的特殊影响，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欣然之事。
无论如何，笔者已然寻获《东南日报》报道，已实属幸运之至了。这一篇70余年前的钱氏远赴台湾演讲之报道，竟忽尔于故纸堆中悄然浮现，难道真是冥冥中“书缘”使然乎？对此，笔者自感欣幸无已，自当珍藏永铭。同时，也衷心期待终有一日，能亲睹两岸相关文献“合璧”，完整再现此次重要演讲的历史原貌。
肖伊绯
刊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