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是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到只有50万的主要原因吗?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给人的印象是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你知道吗,在明万历时期统计的四川人口达到了600万人,可到了清康熙时期仅有不到50万人了,川人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多点爆发,全国战乱不断,四川也不能幸免,军民伤亡巨大;加上清军南下入关后,为彻底清除南明势力,对坚守抵抗不投降的地方采取了残忍的屠城政策,中华大地放眼望去,尸横遍野,皑皑白骨;再加上连年大旱,粮食绝收,中国进入明清小冰期,冬季异常干冷,百姓饿死、冻死的不计其数。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全国人口由明万历年间的6000万,降到了康熙年间的1000万,减少了近八成人口。四川人口减少的就更让人触目惊心,600万减少到不足50万!九成多人没了。为啥四川减少的更多呢?这和一个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者有直接关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他生性残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毫无人性。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他在疯狂屠杀成都20万无辜百姓后曾经说:“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杀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至极。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1646年7月,张献忠被南明部队围困在成都,他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在大军逃离成都前,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都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临出发前,张献忠将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斩杀,又下令将皇宫纵火焚毁。如此的毫无人性的屠戮,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了。

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当时南明将领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回忆说,当时南明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张献忠为了逃脱,将历年劫掠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没,这也就是后来“江口沉银”传说的由来。

1646年农历十一月(阳历为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也就是在这里,40岁的张献忠被一支流箭射中肩部而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史书上记载,四川真正的大乱,从明朝灭亡的当年1644年开始后,三年后(1647年)张献忠被杀。此后南明军队、大西军余部、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以及四川本土的军团势力又与清军展开了反复的厮杀争夺,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病逝,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陆的抗清势力全部覆灭,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又接着爆发,此后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37年间(1647-1681年),四川仍然陷于长期的战争、动荡之中。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张献忠的“屠蜀”虽然恶贯满盈,但并非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但是重要原因之一。

清初刘景伯在所著《蜀龟鉴》中也大概指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

“川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姚黄者(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十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有关张献忠“屠蜀”的恶行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被不断夸张演化。在张献忠确实“屠蜀”的既存事实上,清廷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掳掠与屠杀,全部归咎于张献忠,甚至不惜进行肆意的夸大和渲染,最终达到为自己入主中原、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套路。

在1949年建国后,史学界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重塑张献忠 “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又被故意忽略,有的学者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那么多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张献忠的评价日趋客观,有关张献忠是否“屠蜀”的问题也被更加充分和全面的讨论。如今回顾这段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血腥历史,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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