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我在家乡的潜伏生涯--马明

作者简介：

马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新军决死队做政治工作， 1946年，任新华社记者不久，马明便参加了解放晋西南、汾（阳）孝（义）和晋中三次战役的军事报道，采写了《永和歼灭战》、《孝义之战》、《解放军来到晋中平川》等大量新闻报道。新中国成立后，马明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历任记者、副社长、党组书记。

1986年离休，曾经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11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马明同志享受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医疗、护理等项待遇。

马明同志是山西省政协第三、第四和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共山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马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5月19日晚23点零2分在太原逝世，享年97岁。

1941年秋，我受中共孝义县一区地下区委书记筱一(原名赵得华)的单线领导，在阎锡山统治区——我的家乡东盘粮村，进行隐蔽战线的工作。

这时，东盘粮村和周边的环境，跟我五年前离家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村东、村南距南同蒲铁路沿线的介休、义安和义棠日军据点，只有7公里；相距村西、村北太(原)介(休)公路线的汾阳、孝义等日军、阎军据点，也不过8至20公里。当时阎、日相互勾结、共同反共，阎方又派驻村人员对抗日活动实施监控，这种严峻形势给我的隐蔽工作，带来不少困难和风险。

面对这种局面，我心里确实还是有些紧张，但别无选择，只有提高警惕，经受考验，克服困难，从容应对。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周旋，我很快在本村学校担任了小学教师，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

东盘粮学校具有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校长王清温是一位热心培育学生、同情革命的老教育工作者，教师马景文追求进步，教师李建庭和校工史锡祯，抗战初期就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尽职尽责，为办好这所学校奠定了良好基础。我虽然缺乏教学实践经验，但有在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民族解放意识，增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我利用上课的机会，揭露日军在抗日根据地“扫荡”时推行“三光”(烧光、杀光和抢光)政策的残暴罪行，讲述我军大战平型关、血战台儿庄以及百团大战的胜利喜讯，受到学生的欢迎。

1942年元旦这天，我和李建庭领导师生以学校迎接新年开展文娱活动为名，分别到附近村庄动员农民来校观看“演戏”。我们要通过“演戏”揭露日军的“和平诱降”和阎锡山动摇妥协的行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

这天，指导学生在学校南戏台演出的自编自演节目有《缝军衣》、《黑人舞》、《抗战活报剧》、《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和独幕歌剧《送情郎参军》，深受观众喜爱，其中《送情郎参军》中情郎、新娘分别由学生任定陞、史崇功扮演。内容是情郎参军打东洋，新娘恋恋不舍地去送情郎。从家门送到村口，边送边唱。至今我还记得两人分手时，情郎对新娘的唱词是：“太阳已落西山去，我去参军你且回，我们大家齐努力，救国不分男和女。”

《抗战活报剧》是由我导演、主演的一个节目。我扮演一个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角色，手持木制步枪，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嘴里叽里呱啦：“支那、支那……”伸出凶恶的魔爪，显示妄图吞并悬挂在墙上的中国版图。观众看后愤恨不已。剧终时，戏台上出现了一位威武雄壮的中国军人，他高举一面大红旗，在舞台上挥舞。红旗下涌现出手持各种武器的工农兵，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向敌人冲去，取得了最后胜利。当场观众掌声雷动，无不称快。

这年元旦，我们还编出了一期以反映爱国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墙报，报头上的“1942年元旦”几个大字，是由我写的美术字，张贴在南戏台下面的墙上。墙报一贴出，吸引了许多师生观看。

不料，这些活动引起了阎锡山派驻村的编村村长马国辅和“同志会”特派员郑学温的注意。他俩当面问我的历史情况。我说，“抗战以来，一直在阎军第四十七师剧团做宣传工作”。我用临时编出来的这些话作掩护，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不久，郑学温提出让我参加“同志会”。“同志会”是阎方的反动组织。于是，我赶快向区党委书记筱一作了汇报，他又向时任中共孝义县委副书记的仝云请示后，表示同意，并指出：“这样更加便于隐蔽。”

这年夏天麦收季节，有一天，筱一突然告诉我：“仝云通知让你到太岳革命根据地沁源县中共晋西南工委(简称‘工委’是晋西南阎占区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学习七天。”并告诉我，因为中途经过汾河渡口和介休县城两道日、阎军封锁线，要装扮成农民，走时有向导护送。

第三天，和我结伴同行的是孝义县芦南街农民、中共地下党组织交通员白守义，他有丰富的地下交通工作经验。我们各挑了一担西瓜、甜瓜，以此来应付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可能碰到的麻烦。途中，白守义告诉我不久前发生的不幸事件：芦南街党员魏德政，路过介休城附近的花园村时，遇到巡逻的日伪军，他没有照常稳步行走，而是慌慌张张地急忙躲避，结果暴露被俘，惨遭杀害。白守义对我说：“在敌人眼皮下走过时，只要沉住气，不慌张，就没有事，因为他们暴露在明处，我们隐蔽在暗处。”

这次，我俩经过介休城西关时，果然碰上了气势汹汹的日伪军巡逻队，但是上市赶集买东西的农民很多，熙熙攘攘，很容易就“蒙混过关”了。在越过南同蒲铁路封锁线快过龙凤村时，忽然又遇到一支日伪军巡逻队，叽里哇啦地盘问：“干什么的?”白守义懂几句日语，从容不迫地说：“卖瓜的良民，太君的米西米西。”他们从头到脚看了我俩一遍，然后开路走了。我们又一次有惊无险。

夜幕降临后，我们摸黑爬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高山小路，进入沁源县境内，在南坪偏僻的山村里找到了“工委”机关，看到了久已盼望的组织科长兼孝义县委书记武高和“203”。后来才知道“203”是“工委”委员、宣传部长甘一飞的代号。在“工委”，我聆听了党中央关于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16字指导方针的传达。我汇报了在东盘粮村学校坚持工作的情况，武高同志提醒我一定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16字指导方针，注意防止急于求成和过早暴露的缺点。武高同志考虑到我不宜在外久待，让我提前返回原地。这次在“工委”机关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耳闻目睹了许多沁源人民对日寇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传奇故事，使我很受鼓舞。当我和白守义按原路返回，走到霍家堡快过汾河时，天色已经漆黑，为了径直各回各村，两人分两处过河。不料遇上渡船停歇，我无奈只好蹚着河水过来。刚一上岸，就被两个持枪上有刺刀的阎军士兵围住盘问：“哪里人?干什么的?”“东盘粮村人，到介休西关赶集买农具，价格贵，没买成。”我想用临时编造的这个理由应付过去。但是，他们不甘心，直至从我身上搜走几十元钱后，才把我放行了。

这期间，我和筱一接头的时间、地点常有变化。有时晚上到他家里，有时躲在学校钟楼容易隐蔽的偏僻地方。有一天晚上，筱一领着我到地下党交通员韩仁礼的家中，见到隐蔽在介休县城郊日占区的县委副书记仝云。那时他打扮成“小商贩”，骑着自行车带着从日占区贩来的针线、毛巾、袜子、布匹和扣子等小商品，这是战乱年月农村奇缺的日用品，卖得快，很受欢迎。他就以此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日、阎占领区交错地带，长年累月地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这年学校放暑假前，我和李建庭带领三四年级的学生，敲着鼓，吹着号，浩浩荡荡到文峪河东面的北桥头村，和这个村学校的师生举行联欢活动。正在兴高采烈地表演歌舞节目的时候，突然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阵枪声。这是驻扎在介休县城的日伪军扑来骚扰的。我们立即掩护来联欢的学生，快速穿过茂密的庄稼地，沿着文峪河安全撤回来。后来，日伪军在东盘粮周边的南、北桥头村、张家庄和李家庄等村，修建了五座碉堡，强迫民工挖掘了深3米宽7米的交通壕沟，相互联通，长期驻扎，并且经常外出骚扰。仅北桥头一个据点就驻扎日伪军140多人，对东盘粮村形成威胁。不久，筱一通知我：“县委决定让你迅速转移，并任你为敌工干事。争取早日打入阎锡山的党政机构。”

走进阎锡山的“战训班”

1942年6月的一天，我到大孝堡村我的姐夫张得仁家，正好遇到他堂弟张铭(原名张尚仁)。这时，张铭在国民党党政委员会山西分会在孝义兑镇“清虚宫”主办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战训班”)任教官兼指导员。张铭告诉我，“山西分会”由阎锡山任主任委员，阎的五堂妹夫梁延武任秘书长兼“战训班”教育长。他还说，“战训班”主持工作的副教育长张斌(原名张宪堂)、教导组长田曼青，抗战初期都追求进步，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他俩和张铭的关系非常密切，又都是孝义老乡。经过张铭的积极推荐，我很快调进“战训班”，担任了教官兼指导员。

“战训班”有学员150多名，绝大多数是来自孝义农村的知识青年。由田曼青、张铭和我分别讲授语文、政策法令和抗战形势课。讲抗战形势时，我既讲国民党军队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也有意讲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的胜利，以及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的典型战例忻口战役的胜利。学员们最爱听的，还是我在决死第八总队时亲历的夜袭西许日军据点和秦岗阻击战的感人故事。专讲收集情报、特工技术课的是梁日强分队长，他原是阎军的旧军人。从他们讲课的内容和这类课程的安排，看得出“战训班”主要是阎方为了培训未来的情报人员而举办的。

这期间，我和张斌、田曼青拉老乡、交朋友，向他俩和张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教导组3人——田曼青、张铭和我，除上课外．还开展了编辑《战训报》和组织歌剧演出等文娱活动。《战训报》是不定期的油印小报，每期两版，刊出时事政治要闻、学习动态和学员作品。

我和张铭几乎是无话不谈。他说：“抗战初，我曾在绥蒙地区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做政治工作，返回山西路经陕甘宁边区时，耳闻目睹了八路军和老百姓军民鱼水情的情景，并对共产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还说：“我过黄河时被阎锡山军队的河防部队拦截、刁难和虐待，河西、河东大不一样啊!”了解到他的这些进步表现情况后，我也向他讲了许多八路军、决死队在敌后浴血抗战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俩还暗中传阅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并商量过一起到解放区的事。从此我和他除了亲戚关系外，又增加了志趣相投的友好情谊。

每隔一两个月，我找区委书记筱一联系一次，接头的地点经常有变化，我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听取他的重要传达。有一次，他交代给我一项任务：“六区区委书记石启明带领的难民游击队，在汾(阳)孝(义)日、阎占领区边境的东小景村一带活动，急需接济一部分食盐，你准备妥当后，交给家住兑镇观音堂街的王子珏(地下党员)由他设法转交石启明。”我通过在阎方军界、政界做事的亲戚、同学关系，雇了一辆马车从孝义城把自费购买的200多斤奇缺食盐，押送到兑镇交给了王子珏，由他通过地下交通员化整为零地逐步交给了石启明游击队，解决了燃眉之急。

张铭、张斌被捕

1943年5月3日凌晨，我和同住一个宿舍的张铭正在睡梦之中，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由驻孝义第三宪兵队长齐步瀛带领的一伙宪兵突然冲进房来，我正准备从容应对的时候，他们一不说明理由，二不出示证件，就点名把张铭逮捕。同时，又把副教育长张斌的住所团团包围，把张斌也抓走，一起押解到阎锡山驻地的吉县克难坡宪兵司令部。我急切地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俩被捕是阎锡山决定的，都同杜任之案有牵连，要追究他俩对《战训报》刊登杜任之在“战圳班”所作的粮食问题讲话的责任。

杜任之是同年4月23日被齐步瀛带领宪兵队逮捕的，其后被押解到吉县克难坡宪兵司令部。杜任之被捕源自他在“战训班”的讲演。当时，杜任之是隐蔽在阎锡山身边坚持地下斗争长达15年之久的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这次，他是以阎方孝义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同志会”候补高级干部的合法身份被“战训班”邀请来讲话的。我在场亲自聆听了他慷慨激昂的讲演。他根据深入孝义农村调查所得到的情况，说：“老百姓吃糠咽菜没粮吃，小孩营养不良，一个个骨瘦如柴。但是军队(指阎军)存粮过多，吃不了而发霉，但却还要硬逼着催征过头粮，老百姓实在负担不了，这明明是在要老百姓的命啊!”讲到这里，他气愤难忍，语调激昂，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知道家乡民情的孝义籍“战训班”的教职员工，深深地受到感动。我们决定把张铭详细记录的杜任之讲话稿，在《战训报》头版头条发表出来。

杜任之的这次“讲话”惹怒了阎锡山的一些军政高官。靠反共起家的“同志会”高干、时任第二战区视察处负责人的薄毓相(太原解放后被镇压)，拿上刊登有杜任之“讲话”的《战训报》向阎锡山告黑状，诬告其“瓦解军心”。还说杜不执行逮捕地下共产党员的“肃伪”政策。阎锡山勃然大怒，于是决定先把杜撤职拿办，甚至决意要处决。尔后又决定逮捕张铭、张斌。这就是所谓杜任之“讲话”一案的由来。

据我所知，当时阎锡山之所以采取这种镇压手段，除了上述直接原因外，深层次的根源和政治背景是，阎锡山把杜任之视为他同日军伪政权勾结妥协的绊脚石，视他为“联日反共”的障碍。因为杜任之在担任阎方孝义地区“战工会”主任委员时期，既反对阎锡山“联日反共”的倒行逆施，又十分同情老百姓饥饿难忍的悲惨处境。他从有利于抗日救国出发，充实加强了“战工会”的领导机构；新派了能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丁皖生、卜生康和李功宇分别担任了孝义、汾阳的县长和介休县的主任特派员；还指挥这些县的军政民机关、团体联合起来进行“对日经济作战”。在和日军占领区连接的边缘地带，还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抵制日货进入，控制物资流出。由于孝义地区的经济很快得到复苏，开始阎锡山也挺满意，批示发通报表扬。但是，孝义地区的对日经济作战，不仅打击了日军，也堵住了某些阎军军官走私贩毒的发财之路。因此，阎锡山一接到日军的抗议和薄毓相等人对杜任之“讲话”的密报，他便出尔反尔，把杜任之视为他的眼中钉，决定处决。

阎锡山后来改变了主意，没有处决杜任之。杜任之利用被软禁的机会，撰写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和《孔子论语新体系》，后来他还担任了山西大学教授。张斌、张铭也被释放就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长期惦念，迷惑不解，直到建国后专访了久别的张斌、张铭，又特意和杜任之取得了联系之后，才解疑释惑。情况是这样的：杜任之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押送他的囚车前往克难坡途中，路经隰县城时，进山中学校长赵宗复(中共党员)，以他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儿子的身份，经过和宪兵队长齐步瀛的交涉，并火速派人给父亲送信，要他保护营救杜任之。

赵戴文平时对杜就有好感，认为杜曾在德国留学，是难得的人才。接到儿子的来信后，立即找阎询问扣捕杜的原因。经过赵戴文尽力辩护，阎锡山总算给了赵戴文一点面子，杜没有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而是被软禁在克难坡二新沟杜的家里。阎要处决杜任之，又怕落个迫害名人的臭名声，便决定让杜任之“自裁”，之后阎又想到让杜自杀也会激起广大文职人员和群众的反对，便想借刀杀人，面示赵承绶以“同志会”驻会主任委员身份，召开高级干部审判会，让他们集体签名强制杜任之“自裁”。会上，省政府秘书长王怀明和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在赵戴文的授意下没有签名。王怀明以“依法判罪没有证据不行”为理由，反驳了关于“杜任之是国际共产党，接受中共的指示”的说法。结果高级干部审判会不欢而散。1944年夏，山西大学代校长徐士瑚致函阎锡山，申请让杜任之到校任教授兼训导长，以安定学生情绪。阎看了信后，无可奈何地批了“去吧”两个字。

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

1943年5月上旬，“战训班”结束，全部人员改编为党政总队第三大队，仍隶属于国民党党政委员会山西分会领导。第三大队部仍驻兑镇“清虚宫”，副大队长田曼青(建国后任太原第二十五中学校长)领导五个分队。我被任命为第十五分队(也叫五分队)少校分队长。驻地南梧桐村，西北距孝义城阎军驻地五公里，东南距介休日军据点12公里。按照“上边”布置的任务，我派遣队员田晋祥、任广泰、范志雄、郭治树和小队长张福林等，潜入太原、平遥、介休、义安和北桥头等南同蒲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以小商贩或摆设摊点等多种活动方式，搜集日军、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日伪军调动、武器装备等情报，收集日伪出版发行的《太原新闻》(后改为《东亚新报》)、《新民报》和《东方杂志》。我对搜集到的这些日伪情报、报纸杂志，除上交大队部外，从中挑选出一些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及时上报给区委书记筱一，经过仝云再上报给中共晋西南工委。在此期间，阎锡山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到孝义白壁关村，和驻汾阳县城日军岩松旅团宫内参谋会谈达成协议，日军从孝义城撤出交阎军接管；阎锡山在晋西南推行“兵农合一、编组分地”的暴政，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我还把这些情况也都特意向筱一、仝云同志做了汇报。

这期间，我利用任第十五分队队长职务的身份，还给我党地下交通员史锡祯、韩仁礼等开出“通行证”，为这些同志在阎占区往返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我管辖的分队内，仿照八路军连队的列宁室办法，建立了民族革命室，利用这个场所，开展时事学习、文娱活动，宣传我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和坚持进步的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在驻地——梧桐村学校，利用兼职教师的身份，向学生讲解抗战形势，灌输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虎口脱险

这年11月，是刻骨铭心的一个月。阎锡山在包括孝义在内的晋西南各县，普遍推行了所谓“肃清伪装分子”、“净白革命阵营”的反共大逮捕运动。他依靠新组建的“政治流动工作队”(简称“政治流工队”)和各县的“肃伪专委”，采取“以伪肃伪”的办法，即所谓“有关系交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上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致使晋西南各县霎时成了白色恐怖世界。仅孝义一个县，被“政治流工队”抓捕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嫌疑分子、抗战军人家属和无辜百姓就多达500多人，被关押在兑镇后庄等村的阴暗、潮湿、狭窄的土窑洞内，逼迫他们交待和共产党的关系，妄图寻找、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有些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被枪杀、活埋和病饿而死。

东盘粮村一天内被捕的所谓嫌疑分子就有10多人。筱一、仝云得知这一情况后，担心有人供出我的党组织关系，通知我“迅速撤出，到沁源山上‘工委’机关报到”。当我回家告别父母亲时，发现就在前一天上午，我年迈的父亲马鸿勋、我二姐马登梅（她丈夫被日军杀害），以及她六岁的独生子张如柏，也被“政治流工队”抓走了，诬说他们“给山上送过情报”、“掩护过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这时，我不禁想起1940年冬天，我父亲曾两次被扣押进汾阳县日军宪兵队的情景。那次敌人强行剪掉了他的胡须。为了威逼他供出和叫回参加革命工作的子女，惨遭冰水浇身等逼供审讯的酷刑。他坚强不屈：“我不去也叫不回他们来，你们有办法，你们去找!”这次我父亲和二姐被捕，又是在冰天雪地数九寒天之日。当我心情沉重地向母亲告别时，慈祥、善良而又坚强的母亲，和1937年我参军辞行时一样，她握着我的手告诫：“这次远走，路上多加小心。”她不放心的是，父亲被抓走时，没人性的阎方“流动工作队”，连件厚实衣服都不让给他穿。从母亲严肃的眼神中，我看得出她对日、阎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越来越愤恨不已。我立即直奔孝义县城公安局看守所，我以国民党党政总队少校分队长的身份，经过反复交涉，终于给父亲和二姐送去了保暖防寒的衣物和食品。

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我没有采取偷偷摸摸离开所在的国民党党政十五分队的办法，因为这就会自我暴露，让对方上层机关怀疑我是逃避“肃伪”的共产党员，不仅会追究大队和分队内曾经同情、支持过我工作的有关人员，而且还会牵连到已经被捕在押的父亲和二姐。于是，我公开表示我要到太原搜集日伪军正在频繁调动的军事情报，到太原后外露出我在沦陷区执行任务时失踪的假象，借以蒙蔽对方，然后迅即折回介休径直寻找“工委”机关。采取这个办法，尽管我冒的风险大一些，但这样可以避免上述那种追查、株连别人和家人的不良后果。

我脱掉阎方灰色军装，换穿便服，携带预先仿制的假“良民证”，傍晚时分，越过汾河渡口的阎军封锁线，进入日占区，从义棠车站搭乘北上的南同蒲火车。在戒备森严的太原火车站出口处，两个日伪军警拦住我进行盘查，全身上下摸来摸去，仔细查看了“良民证”后，被平安放行了。这天夜里，我住宿在太原水西门外的日伪种畜场，接待我的是这个种畜场的孝义籍赛马骑手张福瑞，他这里曾是我在“党政十五分队”时的情报联络点，而他又是十五分从第一小队长张福林的弟弟。

第二天上午，我借故单独外出活动，便不辞而别，使张福瑞不知道我的去向。我乘坐南下的火车折回介休，跨过石河桥，沿着1942年我同地下党交通员白守义走过的路线，径直攀登蜿蜒曲折、丛林茂密的太岳山。当我进入沁源县境时，被边山农村的两个民兵看押起来，他俩看到我头戴瓜皮帽、身穿黑缎马褂的这身打扮，怀疑我是从敌占区来的汉奸探子，直到抵达南坪、西沟，回到“工委”机关得到证明后，才把我释放。这两位民兵忠于职守、高度警惕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十分钦佩。

据我后来了解，当我从国民党党政十五分队“撤出”后不久，上边就向大队、分队追查我的行踪去向，并派人到太原向张福瑞进行调查，幸好从太原情报联络点的张福瑞到分队、大队，都以我进入日占区执行任务失踪为理由，敷衍过去，不了了之。从而没有引起更多麻烦，没有牵连到曾经同情、支持过我工作的有关人员，也没有株连我的父母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