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后记

编者按：

说来本号《晫见》的命名者便是本文作者，很荣幸首发他历时十五年的一本几乎不能完成的著作的后记。读了他的文章便会知晓，这位并非山大中文78“亲”同学的史学者对汉语言文学的守望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对手足同门的情分更让人潸然泪下，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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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是已故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鲍思陶兄遗著。鲍思陶兄逝世已十五年，此书终于整理出版，鲍子诗学，必堪传焉。

鲍思陶，本名时祥，以心仪陶渊明而自改名，安徽枞阳人。1956年生，1978年从江西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取本系古代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殷孟伦先生。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5至2002年调入齐鲁书社做图书编辑工作，后复回山东大学文学院执教。2006年8月24日病逝。

鲍兄自幼年承祖父指授学习诗古文辞，其家学有清代以来“桐城派”文学渊源。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即使是在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的鄙人，即已素闻鲍兄善诗、精古文的大名。我虽学习考古专业，但也从中学起即十分爱学诗词，高中时已读王力先生《诗词格律》小册子，大学时从图书馆借阅王力先生大部头的论著《汉语诗律学》，平时常按王先生书中所述，揣摩学作“仄仄平平仄”的律诗。研究生毕业留校后，1986年9月，我调入中文系参加牟世金先生的古代文艺理论科研项目，也加入古代文学的教学团队。1989年牟世金先生溘然病逝，我在中文系不免陷于困境。此后直到2002年我应聘调走到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其间十来年世情冷暖自知。而所庆幸的是得与鲍兄结识和深交，使我的诗词爱好，得到他最热情、最当行的指导，使我不断获得传承诗词写作文化传统的激励和称许。这份因诗结缘的友谊，是我永难忘怀的。

1990年9月，系里安排我和鲍兄（还有谭好哲兄）带领87级同学到沂南县做实习，我们同住一屋十多天。此前我与鲍兄不熟，这次我做了准备，事先抄录了几首近期写作的五、七言律诗，特地请鲍兄指教。鲍兄先是给予热情鼓励，然后是温和细心的指导。从此，我有新作诗稿总要请他指正，我也常向他索要诗作欣赏学习。我们自然也多谈论所读有关诗学的书籍，讨论诗学问题。

印象很深的是，我原先当然将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和《汉语诗律学》两部书奉为圭臬，但鲍兄却说王力先生书固然是当代讲论诗律最深入、最有影响的论著，但其中也多有并不稳妥切实的说法，比如关于“一三五不论”的口诀，本来这个口诀大体上是对的，王力先生却把它批评得太过了。因为鲍兄能指出王力先生论著中也有可以商榷的问题，促使我后来再读《汉语诗律学》，对于其中的论断，总要自己去翻查例证，检验它是否稳妥。这样也就会自己发现其中一些并不可取的观点，也促使我自己更多的就诗律问题作独立思考，不断做归纳和分析，得出自己的认识。

反观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诸多诗词格律书，大多是笼罩在王力先生的诗律论著观点之下的。有的是明引王先生的观点，有的则是不明引而复述王先生的说法。也有试图不受王先生观点的笼罩而别出新解的，其中有些或可取，有的则更不可取。

总之，我在得到鲍兄具体指点诗作的同时，也得与鲍兄就诗学问题时有请教和讨论，从而加深认识，提高辨别力，获益良多。

1995至2002年，鲍兄在齐鲁书社工作期间，我与鲍兄还有一项极有意义的合作，我们共同为蒋维崧先生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书法作品集《蒋维崧书迹》，此书的出版也得到时任山东美术出版社社长李新学兄的支持、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鲍兄得以时时与蒋先生谈论诗文书法和学界掌故，都很愉快，也很获益。《蒋维崧书迹》出版后，我勉力写了一首二十韵排律志贺，鲍兄很是称赞。鲍兄则作七律一首曰：“春风云锦讵雕刊？六载编成意未安。一片清恬存夬韵，十分温润启奎观。纤毫点画留真易，彝鼎精神印出难。不为千秋传丽则，今朝风致竟谁看！”蒋先生对于鲍兄呈览的诗稿格外欣赏，笑而颔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5年暑假，我从重庆回济南探亲，在舜耕山庄陪蒋先生住了五个夜晚。有一晚约鲍兄来叙会，蒋先生与我们相谈甚欢，他自己想起说：“写字吧。”便坐到桌案边铺纸挥毫，凭记诵书写了杜甫五律《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行草书，写了两张，让鲍兄和我各取一幅，真让我们喜出望外。蒋先生特地书写这首杜甫诗赐赠我们，满含着对于我们两个尚用心于诗的欢喜和鼓励之情。

谁曾想那次暑假欢聚之后不久，鲍兄即检查出身患恶疾，虽经手术治疗，也已不能控制病情。2006年寒假我在济南一周，两次去西郊肿瘤医院探望住院医病的鲍兄。当年8月19日早晨，接电话得知鲍兄病危，我即奔机场乘下午的航班赶赴济南。次日上午往见鲍兄，鲍兄瘦弱已极，看着令人难过。鲍兄将前天（18日）写给我的两页遗嘱亲交与我：

志云兄：

弟去矣！今有一事相托：

弟未完稿“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论”，讲“声律论”、“体势论”、“韵格论”、“意境论”，大致完成。尚有“鉴赏论”和“用典论”，尤其后者，一定要讲。学如钱锺书，都讲错了“沧海珠”的典故。思来想去，前面“声律平仄”部分，唯吾兄能解。其中是弟心得之言，与王力、启功均不一样。也多次在学生中演绎过，效果不错。即以一首诗“银筝金粟柱”推全部平仄。“往前靠”三字是关键。兄能否帮弟充实完成此稿。有关出版事宜，我委托孙芙蓉与您联系。其中有用林正三诗例的，请换例句。费兄半年时间，或可蒇事，不知兄台能帮此忙否？

弟思陶顿首

这本是想连同打印的书稿寄给我的书信。因我当即前来，鲍兄便亲手交与我。我满口答应鲍兄，一定帮他完成这部专著。当时先遵鲍兄之嘱，即日通览了他的《得一斋诗抄》打印稿，提出些许商量意见，都由鲍兄定夺。那几天鲍兄自知命在旦夕了，还想起向我略说诗词吟诵，还预言诗词写作会有复兴，自信他的关于诗律的意见对于学诗者是有益的。有时他忍不住要咳血，他就对我说：“你出去。”一定要我离开病房，不让我看到他吐血时的情形，我都忍泪守在门外。8月24日上午，鲍兄去了！鲍兄遗体火化后，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其骨灰送回老家枞阳安葬。

200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鲍兄的《得一斋诗抄》。8月23日，我和学生孙爱霞君（她原是我在山大的研究生，也随鲍兄学习，后考取为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的博士生）相约同到枞阳。次日是鲍兄逝世周年，我们请鲍兄的弟弟时和君带我们去了墓园，我将带去的一部《得一斋诗抄》书本在鲍兄墓前焚化，报告他诗集先出版了，专著书稿我一定会整理完成。孙爱霞君也将一些原想送达鲍师的资料，在他墓前焚化。

那以后转眼十来年，我先是担任系副主任，后来转任图书馆馆长，教学加行政工作双肩挑，还有科研指标，日月忙碌，竟无暇整理鲍兄遗著书稿。忙碌当然是一个原因，其实还有学殖不足，一时不知如何着手的困难。平时每一念及，总是深怀愧疚。直到2019年9月，我有事到山大，又得见杜泽逊兄。杜兄学问早成大器，已是学界翘楚，高校名教授，又在任文学院院长。杜兄于思陶兄遗著书稿整理事亦时有敦促，这次更是表示希望我尽快整理出来，他可以主持资助出版事宜。我当然也很想赶紧做出来，而眼前有此出版保障，实在不能再耽搁，于是回重庆后即着手整理。

2020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严重的数月里，每天关注时事新闻，又实在难以静心整理书稿。直到暑假时，疫情已缓和，才安下心来，全神贯注于鲍兄遗著的整理。

鲍兄遗留的打印稿，他遗嘱中说的四章，其实有重复的内容，我尽量保留原稿纲目，依次整理为“诗歌体式”、“声律论”和“诗歌意境”三章。鲍兄说原稿中有用台湾林正三（林氏著有《诗学概要》一书）诗例，须换例证。我特地网购来林正三《诗学概要（修订版）》，检核鲍兄曾参取处，主要是“诗歌体式”章谈结构的“起承转合”一段，我即将此段完全改写了。“声律论”章在整理原稿基础上，凡是我补写的内容，例如关于“一三五不论”口诀的讨论等，基本观点也多是原先从鲍兄处听闻他所谈论，因而还是代他立言。我稍费些精神的是尽量找来适合的例证，使论不空发，言必有据。“诗歌意境”章原稿已很完整，我对于引据的文献都斟酌采用最可靠的出处。

鲍兄嘱咐我补撰的“鉴赏论”和“用典论”，我从书的结构考虑，将“用典论”移前为第四章，“鉴赏论”为第五章。

前三章的整理在去年年底已完成，今年初春有所修改。“用典论”章是今年四、五月间撰写，“鉴赏论”章是七、八月间撰写的。撰写“用典论”章时，鲍兄哲嗣重铮又提供我一些乃翁遗稿，其中有些论及用典的部分，我即尽量纳入补撰的“用典论”中。

后两章补撰完成后，又从头通览了全部五章，于行文字句仍有修改，前后内容相关处也注意说法的详略照应。又所有引用文献都查核鲍兄去世之前、即2006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杂志，以符合是替鲍兄整理和补充遗稿的性质。现在有网络的方便，凡是需要查核而我自己藏书中所无有、身边图书馆也没有的老版书，我即从旧书网上寻购，为此买了不少旧书。

关于书名，鲍兄遗嘱中所说“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论”，是他所拟书名之一种；他的打印稿上另题作“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我了解这部书稿是在他讲过的“古典诗歌语言研究”专题课讲稿基础上，原想整理成《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或名《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论》的专著。遗稿上有“诗歌语言研究的概念、范围、方法和意义”一段初拟的叙论文字，其中说到拟“分下列五个方面加以讨论：句式论、词汇论，讨论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形式美；声律论，讨论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声律美；色彩论、气韵论，讨论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理趣美。”但因病情急速恶化，他已无时间精力完成这部书，便考虑减缩论题，在他已成稿的三章内容基础上，嘱我代为补撰“用典论”和“鉴赏论”两章，仍可成一部内容大致完整的专著。而他在最后几天与我叙谈中，说此书是为指导诗歌创作着想的，相信有助于人们学习作诗。杜泽逊兄也说到鲍兄曾向他说有“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书稿托我整理。我反复考虑名实宜相副的问题，征得杜泽逊兄及重铮贤侄的赞同，决定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论”为书名。

现在终于完成了鲍兄嘱咐我代他整理和补充的专著书稿！

此书稿的整理、出版，不仅得到杜泽逊院长的关心敦促，得到山大文学院的惠予资助，也得到鲍兄哲嗣重铮君的协助，并得到鲍兄在齐鲁书社时的同事好友贺伟兄的关注和相助，还得到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戚良德教授、文学院刘晓艺教授的相助。此外，鲍兄同窗、好友孙芙蓉、罗琳、李新诸君，以及鲍兄弟子辈李西宁、蒋志敏、孙爱霞诸君，也都给予热情关注和支持。

此书的完成出版，亦足告慰鲍兄在天之灵矣。

2021年10月28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