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杜重远遇害后,妻子受尽折辱,为夫守寡54年,培养3个病子成才

1989年,香港、澳门和大陆已经能间接通邮。期间,88岁的张学良接到了一封来自大陆老友的信函,感慨万千。不久后,他激动地寄出了通往睽违四十年之久的大陆的第一封信:

“御之夫人惠鉴:十一月十日来信和相片八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抚养子女成人,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愿上帝祝福你们!”

张学良在信中称呼的这位“御之夫人”,正是他阔别多年的老友侯御之。也许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但是这位女性的履历却让人过目难忘。

侯御之是民国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女学霸,不仅8岁就考取“庚子赔款赴日公费留学生”,能说七国语言,而且极具音乐才华,她被在日本的各国外交官尊称为“公主殿下”。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是当年燕京大学最年轻的女教授。

按理说,这样一位才貌超群的女性,一生定然精彩无限,前途无量。但是谁能想到,在她寄信给张学良的这一年,她已经告别法学工作50年有余。她的丈夫也已经离开她46年之久,唯一的儿子先她一步心梗离世,而风烛残年的她还患上了癌症。

那时她的左肺全切,右肺肺气气肿,加上喉返神经被切除,她的气管已经不能正常闭合,每吃一顿饭,都要被呛得汗淋窒息。这样的晚景常常让人忘了,在她昔年的风华里,她曾是个能弹善唱的才女……而她所有人生轨迹的改变,都要从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说起。

01

侯御之,1912年生于北京的一个传教士家庭。除了母病早逝,从小缺乏母爱这一点外,她是一个被上帝开了无数扇窗的女孩。由于父亲重视教育,加上侯御之天资聪颖,她的成才之路实属一帆风顺。

8岁那年,侯御之便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赴日留学;在日本读书期间,她不仅门门功课第一,还习得了七国语言;与此同时,侯御之的音乐天赋十分出众,唱歌剧、做指挥、奏钢琴,样样出色。因此,她常常在聚会中震惊四座。

优异的成绩、出众的才华、典雅的气质……这个集万千荣耀于一身的中国女孩,在日期间赢得了很多日本人的青眼与尊重。只不过彼时的侯御之身在东洋,却心系祖国。

当时适逢日本号召国民大批定居旅顺和大连,其侵华野心昭然若揭,不少留学生常常上街进行爱国游行活动,这些人当中就有侯御之。侯御之的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她的加入常常能将抗议活动推向高潮。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侯御之结识了这些游行活动的实际组织者杜重远。杜重远和侯御之一样,同为在日的爱国留学生。当时杜学习的是陶瓷制造,一心希望有朝一日通过实业救国。

侯御之对这个身怀抱负又才华横溢的青年很是敬佩,常常去听他的爱国演讲,参加他组织的活动。而她没想到,不久之后,杜重远竟对自己表白了。当时由于两人之间存在十几岁的年龄差距,加上杜重远身上负有一段包办婚姻,侯御之很自然地拒绝了对方的求爱。

只不过,侯御之的决绝,带给杜重远的反而是更多的不舍。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杜重远还是锲而不舍地给侯御之写信。一直到1930年,18岁的侯御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京都大学毕业。而此时的杜重远已经毕业7年,回国后他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开启了自己的实业救国梦。

侯御之毕业领奖那日,杜重远不畏路途遥遥,特意赶到学校为她拍了照片。这份情意在侯御之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毕业后,她虽然没有和杜重远走到一起,却深受其救国理想的影响。为此,侯御之放弃了擅长的音乐,全心攻读法学博士,以求将来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

1932年秋,侯御之学成归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当时日本高等学府、各国使馆纷纷带着优厚的条件来函聘职,侯御之却一一拒绝了。而后她选择回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工作。其间,她一边任教,一边撰写《刑法学》,声名在外,颇受好评。

一日,侯御之站在宿舍窗前,看到了一只别致的雁形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上的字是“我在这里等你”。

原来一晃几年过去,是杜重远再次回来找她了。这一次,杜重远已经解除了早年的包办婚约。并且再见之时,杜已经是《生活》周刊的撰稿,并以记者的全新身份投入到了抗日活动。

兜兜转转,侯御之终是为杜重远的一片真心打动了。这个执着于救国理想的年轻人,原来同样执着于自己。杭州西子湖畔,他们缘定三生。那一日,张学良为他们送去一枚心形金盾作为订婚贺礼,并致贺词:

“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山河。”

02

由于日寇不断进犯,侯御之逐渐意识到,在这些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们面前,所谓法律也不过一纸空文。从那时起,她决定走下讲坛,和丈夫一同奔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之路。

1933年初,杜重远与侯御之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当时,杜重远买下了位于淮海路的上千平方的大豪宅,光是花园就有六亩地。当然,这不仅是想给妻子一个惊喜,更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

当时的杜重远已经秘密加入了地下抗日工作,他常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人在此联系、开会,因此需要这样一个豪宅作为掩体。而侯御之也将配合工作做得很好。

一次深夜,杜重远以麻将桌作为掩护,正和潘汉年等人密谈,却突然有一队人气势汹汹地上门查问。面对这群不速之客,逃跑已经来不及,好在侯御之急中生智。她当即换上了一身尊贵的和服,一脸愠怒地走下了楼,随即用一口流利的日语道出了自己和许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关系,吓得对方连连道歉,仓皇撤走。为此,朋友们都称她为“女诸葛”。

是年年底,由于《生活》周刊被查禁,主编流亡海外,杜重远选择顶着白色恐怖,挺身而出重新创办《新生》周刊。期间,侯御之全力协助丈夫修改、编发稿件。

为了给前线供应物资,杜重远四下奔走,开办瓷厂,侯御之就帮着丈夫应付催款单、筹集资金。紧锣密鼓的抗日工作,让两人的心挨得更近了。可是不久后,噩耗传来。

1935年,杜重远因涉嫌在《新生》周刊上“侮辱天皇”,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捕入狱。当时的侯御之已经身怀六甲。为了营救丈夫,她顶着骄阳,四处奔波;为了照顾丈夫,她不顾饥鼠绕床、蝙蝠飞舞,住在监狱附近的破庙里,以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将强加在丈夫身上的罪状一一驳回。

她用多种语言翻译了洋洋洒洒的《抗告书》,发表在海内外的各大刊物上,为丈夫争取舆论的支持。终于,经过一年的奔走,杜重远被准许保外就医。遗憾的是,侯御之却因为劳累过度,永远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

杜重远出狱后,随即借前往南京开会的机会,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做联共抗日的工作,共商救国大计。短短两周后,“西安事变”爆发。而杜重远不出意外地被以“幕后策划者”的罪名逮捕,再次入狱。

侯御之来到机场送行时,十分清楚丈夫此次一去,生死难料,但她还是竭力克制自己的悲伤,含泪把时间留给丈夫和他的同时安排陶厂后事。

等侯御之再次见到丈夫,已经是8个月以后了。此时国共已经再次合作,杜重远经过同志们的营救也再度获释。然而,作为一个著名企业家,一个积极抗日分子,杜重远的处境依旧危险,日本人对他的通缉从未停止过。

为了躲避暗杀,侯御之不得不改名换姓,不断更换住处,后又流亡到香港。其间,侯御之同他相依相偎,形影不离。

后来,杜重远决定带着举家前往新疆,因为当时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他在留日期间的同学。他见盛世才在新疆高举抗日旗帜,广纳英才,因而产生了帮助老同学将新疆建设为抗日基地的想法。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却成了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03

对于侯御之这样一个贵族小姐而言,从香港花园洋房到新疆的粗陋毡屋,这样的物质生活落差是非常明显的,但侯御之还是十分平静地留了下来。

杜重远曾饱含愧疚地问妻子:“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

侯御之笑了笑,又不无期待地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

就这样,新疆虽然环境艰苦,但是侯御之守着丈夫和子女在这里,倒也甘之如饴。杜重远时任新疆学院院长,主要在外培养人才,创办进步刊物,而侯御之则在家全心哺育儿女。闲暇时光,她喜欢把这个小家描进她笔下的五彩世界里,尽显温馨浪漫。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里的疾风暴雨却在悄悄酝酿。

随着杜重远的社会威望越来越高,老同学盛世才对他的态度慢慢从接纳变成了嫉恨。更糟糕的是,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盛世才开始公然背叛革命,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杜重远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多年后,那次惨痛的经历还让侯御之历历在目:“重远被捕后,夜间,厨师佣人全部撤退,席卷一空。家中粒米无存,我想烧壶开水,还要到远处打水。孩子幼小,邻里不敢同情我这个'叛逆家属’,我喊叫一夜,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侯御之一度前往特务机关找人。只是每一次,她都会被侦缉队粗暴地拖回。不久后,她和孩子们也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小女儿才刚刚出生,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折磨让侯御之一度陷入晕厥。而丧心病狂的盛世才竟趁机派人来夺她的孩子,将其刚出生的女儿扔到了零下四十多度的雪地中,好在被一名白俄助产护士救下。

迫于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压力,盛世才不敢将杜重远一家在监狱中处决。于是,他又惨无人道地将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了当地的肺结核医院,试图用疾病这把软刀子杀人。

由于医院里经常有病人大口吐出鲜血,侯御之的大女儿在入院不久后就因惊吓过度,患上了小儿精神紊乱。两个月后,盛世才在确定母子几人全部患上了肺结核后,才重新将他们软禁在家里。

那段时间,盛世才不允许他们一家与外界的人有任何接触,不仅不给他们任何的衣食供给,还冻结了他们的全部账户。在这种绝境下,侯御之和她的几个孩子,又病又饿,三五日吃不得一顿饱饭,已经游离在死亡的边缘。

那时唯一让一息尚存的侯御之坚持活着的理由只有一个——孩子。她的三个孩子们,一个三岁,一个两岁,最小的一个还在襁褓之中。面对孩子们可怜的目光,她想起了狱中的丈夫最后对她说的话:“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望你好好照顾孩子,务必抚养他们长大……”

想到这里,她又强打精神,挣扎着起来给孩子们喂几口奶,喂一点发霉的果酱。在母性的支持下,身染重病的她一度强闯戒备森严的督办公署,恳求他们公正处理,放过自己年幼的孩子。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是徒劳。侯御之的苦难一直持续到1944年,盛世才被调往重庆。

04

也是在盛世才离开以后,侯御之才得到那个让她感到天崩地裂的噩耗:杜重远已经遇害了。这一年,侯御之不过32岁。

在那之后,她一直强忍着悲痛,四处打探丈夫遇害的消息。她要知道,丈夫是如何遇害的,最后究竟又殒命何处。可惜她查探了新疆大大小小的监狱,均无所获。为此,她一度以为丈夫尚在人世。直到有一天,杜重远的狱友来访,含泪向她说出了杜重远生前忍受种种酷刑的经过。

那一刻,侯御之确信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从此,她开始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说话,以各种方式折磨自己。有人说她疯了,她也不在乎。直到孩子后来的一声哭泣,把她拉回了现实。

“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这是丈夫生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如今,丈夫为爱国而死,她却要为爱他而生!

在经历四个多月的煎熬之后,侯御之接到监狱的通知,前去认领丈夫的遗物。为了不让那些冷酷的狱卒们看笑话,她一路上显得十分平静,没有流一滴眼泪。走出牢房后,她翻开了丈夫最后留下的日记本,扉页上血迹斑斑,最后一句话写的是:

“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看到这句话,侯御之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戚,倒在了自家门口。

在复仇之心的支撑下,侯御之带着三个生病的孩子回到重庆,一纸诉状向国民政府控告了盛世才“杀人枉法”的罪过,请求申冤。然而,乱世之中的一纸呈文,哪里抵得上盛世才的黄金万两。病痛、失望和情绪的折磨接连击垮了侯御之。

当时,侯御之的大女儿因胸膜结核恶化,已经命在旦夕。所幸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家人被送回上海治疗。回到昔日的这栋花园别墅,一切物是人非。侯御之也不免触景伤怀,几个孩子常常问她爸爸去哪儿了,她只能一日一日地哄着:“爸爸就快回来了。”

但是孩子们不理解,为什么妈妈每次说到爸爸快要回来了,就很伤心。后来,为了给孩子们治病,继续维持生计,侯御之卖掉了这栋丈夫曾为她买下的别墅。母子四人从此东一处、西一处地,或门楼、或弄堂,四处租住、流落。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一家人的生活才实现了稳定。余生,侯御之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对几个孩子的培养上。但是几个孩子因为肺病的后遗症,免疫力低下,动不动就要发烧,入学也只好一再推迟。

为了解决孩子上学困难的问题,侯御之在病床前亲自给几个孩子授课。三个孩子在她的教导下,仅用三年就学完了中小学的全部课程,而且成绩相当出色。

1963年,这三个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的孩子分别被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对侯御之来说,这是对丈夫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侯御之晚年最大的遗憾,其实是自己一生所学未能用于社会,因此她常常勉励三个子女完成父亲未竟之事业。两个女儿后期在母亲的感召下,全部在大陆创办了公司。她们奔走海内外,为国内吸引了诸多实力雄厚的外资,还促成了多个能源大项目,很好地继承了父亲实业兴国的遗志。

1998年6月21日,侯御之在与癌症抗争了十八年后,在病床上平静结束了自己苦难而辉煌的一生。弥留之际,她说自己的遗愿是希望能把丈夫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

何止是杜重远呢,其实是杜重远和侯御之的烽火人生,作为后辈的我们,世代不敢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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