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国栋自...

1951年11月，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国栋自首后，被看押在广西省公安厅看守所。

从1927年开始，张国栋22岁时就担任国民党唐山市党部常委，后来从事中统特务逾二十年。在此前的镇反中，张国栋亲眼看见或从媒体报道中得知，许多职位比他低得多，罪行也比他轻得多的中下级特务被处以极刑。他觉得自己恐怕离死期也不会太远了，就打算软顶硬抗，搏个“忠臣”的好名声。

因此，在一次次讯问时，审讯员说一句，张国栋就反驳数句，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动立场，甚至还会摆出一副有气节的样子说:“今天国民党失败了，我即成为寇贼，要杀便杀，不须多问!”

如此这样的多次审讯后，有一次，审讯员引用了主席的一段话，大意是：“像溥仪、杜聿明这样的战犯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就要给饭吃，就要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之路。”

听了这番话，张国栋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隐隐感到只要不继续对抗，就还有生的希望。于是，在以后的审讯中，他就用“不知道”，或者用沉默来进行“软抗”。

初来南宁时，张国栋被关押在四人一间的属室里，每天学习时事政治，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也参加一些劳动，如种点茄子、萝ト、西红柿之类。饮食上每天有荤有素，肉食平均每人每天不少于二两。文娱方面备有扑克、象棋、跳棋等，可以随意玩乐。

狱中还组织过几次文娱晚会。参加晚会的除几位管教人员外，仅五六十人，几乎人人都是演员。

1956年1月，广西省政府集中了全省的重要犯人：原军统局秘书王业鸿、原军统局处长张亦侯、原军统局贵州站站长潘澄清、原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书记长阳淑葆、原国民党军长颜僧武、原广西十二区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阳丽天、原广西省府委员兼行署主任尹承纲、原国民党华中桂北区少将司令霍冠南、原国民党第一OO军副军长黄飞、原国民党第七军一七六师师长秦靖、原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处长李岱年、原国民党中统局鄂汉区情报组代组长舒靖南，以及覃戈鸣和张国栋等。

这16人因为罪行深重，而且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调往单独一个庭院的四五间囚室，集中起来改造。看守所先是给他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身体检査；又是改善伙食，每人每餐两菜一汤，荤素皆有。

不久之后，看守所又组织他们外出参观南宁市的工厂、水库、商店和市容。张国栋有抵触情绪，不愿多走多看，但心里不得不承认还是共产党有办法，在短短的几年里不仅站稳了脚跟，还把国家治理得这样好，确实比国民党要强。

1956年5月，所长突然宣布，要将张国栋等21名特别犯人调往武汉。翌日，他们乘列车北上，个个都着新装，夹杂在旅客当中与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列车行至柳州和桂林站时，各个来站会面的亲属除赠些糕点、水果外，都一再叮嘱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返归。张国栋由于才和妻子离婚，不免心中悲凉。

监护他们到武汉的共有政府干部和公安人员五人。列车上设有书摊，日报和文艺书刊可售，亦可用车票作抵押借阅。张国栋借了一本苏联小说《日日夜夜》，来打发旅途寂寞。

途中进餐，他们分发的是七角一份的饭菜；而政府工作人员买的则是五角一份的饭菜，有的甚至只买了点烧饼、油条便对付一餐，这让张国栋深受感动。

火车抵达武昌车站后，他们被汽车送往湖北省公安厅看守所。之后，又陆续有广东、湖南等省的特别犯人前来集中，再加上原湖北省的共120余人。

他们住在一座洋房的二楼，每室住八九人，有学习室、阅览室、文娱室和运动场，还有大型浴室及医务室，每隔半个月还可看一场电影。生活方面，食堂有专人负责，每人还配发了全新的服装、被褥。张国栋对此曾暗自发笑：这哪里是改造场所，简直成了疗养院。

国庆节前后几天，政府组织他们参观农学院、即将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纺织厂、重型机械厂。这次参观，对张国栋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对我党暗自佩服。

1956年12月初的一天，管教人员要求他们每人再领一份新绒衣裤、新背心、新棉被等。这令他们疑虑顿生，并焦躁不安起来。三四天后，所方宣布将他们调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12月26日，中南五省战犯共120余人包乘两节车厢，向着抚顺方向开去。

27日，火车到达抚顺车站，他们乘坐的两节车厢被拉至没有旅客的另一小站，转乘专车前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他们到了后是从边门进去的，先穿过挂有厚厚门帘的廊门，走进一条长长的两边装有明亮玻璃的走廊，这时已不感到那么寒冷（室外零下30度）。先期到达的南京队(华东四省一市的战犯)迎上来帮他们搬行李，他们被领进各自的住室(每室住十人)。

他们刚到抚顺管理所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大门上挂着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牌子，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从疗养院式的武汉转来冰天雪地的抚顺，看来“好日子”到头了。

从此，张国栋便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战犯改造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