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缘何迁都寿春浅析

楚国，是周朝时期华夏族（汉族原称）在中国南方建立的一个诸候国。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常与周发生战争，周人称为荆蛮。熊渠做国君时，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楚文王时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春秋时兼并周围小国，不断与晋争霸，史称“战国七雄”。楚庄王为霸主时，疆域西北扩大到武关（今陕西商南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疆域东北扩大到今山东南部，西南扩大到今广西东北角。楚怀王攻灭越国，又扩大到今江苏和浙江等广袤地区。在秦统一战争中，屡次被秦打败。公元前278年郢失守，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前241年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前223年被秦所灭，在寿春建都18年。

　　楚，原为江汉间小国，与江淮地区的寿春相距千里。春秋以降，楚在南方崛起，北上中原，东进江淮，征战于江汉与淮水之间，争雄称霸，一跃成为南方大国。从楚入江淮，至迁都寿春（命曰郢），到为秦所灭，楚在江淮之间经营长达数百年之久。当年，楚在秦强大的军事重压下，迫不得已将都城步步东迁，最终选择寿春为都，直至灭亡。依当年楚地之辽阔，又号称南蛮大国，且江陵郢都城近在长江北岸，为何不渡江去东南一带寻个远离秦人又有险可守的地方做都城，反而向东北方的沿淮一带去，最后迁到平畴千里、地势开阔的寿春呢？有什么个中原因呢？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对有关问题略作浅析，试图解开这一千古之谜。
　　东渐江淮的历程
　　剖析楚国迁都寿春的缘由，必须要了解和掌握楚东渐江淮的历史。楚的兴起与衰亡的过程，几乎与整个周代相始终。楚原为南方小国，在西周成王时，因举文武勤劳之嗣，封于子男之田，居丹阳。至西周晚期，“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至于鄂，……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进入春秋，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楚频繁征伐于江淮之间，北上中原与蔡、郑、许、申等诸侯强国或盟或伐，争夺霸主地位。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称霸，楚亦始大。至楚文王时，已“兼国三十”。楚成王时，使人献周天子，周天子赐胙（zuò，音作）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达千里。由上可知，楚在春期早期强大后迅速扩张，主要活动于江淮以西，北上中原图谋霸主地位的战略意图急剧膨胀。
　　楚东进江淮大约在春秋时期。其客观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楚北上争霸受阻。公元前679年，齐国取得霸主地位后，中原一些诸侯国因受楚威胁纷纷依附于齐，结盟抗楚。此外，江淮西部的江、黄、弦、柏等小国方睦于齐，采取联姻抗楚，对楚构成重大威胁。由于淮河流域诸国联合抗楚，又有强大的齐国做后盾，使楚北上图谋屡屡受阻。二是徐人取舒，削弱了江淮地区的偃姓方国势力。《绎史》卷六十六载：“舒势之分，盖始于徐人取舒之后（公元前657年）”。在徐人的侵扰下，导致偃姓群舒集团分裂，根本无力抗拒楚国强大的军事机器。
　　楚北上受阻后，转而东进。公元前655—623年，先后灭弦、黄、江等小国，江淮西境诸侯小国尽被楚所灭，或成为附庸。据《左传》记载：楚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年），“六（今安徽六安）人不服楚即东夷，楚灭六。冬灭蓼（今河南固始）”。楚灭六事件，可看作是楚东进江淮的重要标志。楚以六为据点，进驻江淮，开始了征服江淮的进程，楚穆王十一年（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夏，楚子孔执舒子，平宗子，遂围巢”。楚庄王元年（公元前613年），“楚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xiè，音谢）与子仪守而伐舒蓼”。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绎史》卷六十六载：“舒在穆庄之际，咸与楚构怨”，正反映了这段历史。从上述史籍记载中看，楚在春秋中期后段已进入江淮，至吴入江淮前，楚逐步征服了江淮，江淮诸小国纷纷沦为附庸或被灭国，楚东境已拓展至江淮大别山以东、以北地区。
　　春秋中晚期之交，吴在楚东境逐渐强大。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4年，“楚子重、子反杀申公巫臣之族，巫臣为晋使吴，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马陵之会，吴入州来。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从吴始伐楚、伐巢进入江淮，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楚在江淮的争霸战长达111年。这期间，蔡迫于楚的压力，于公元前493年从上蔡迁至州来，成为吴之附庸。寿春，春秋为州来地。吴楚之争的结果，在客观上加强了楚在江淮的统治，其一是导致江淮方国阵营的分化，沦为吴或楚之附庸，最终被灭国；其二是楚在江淮设立边邑，实行“绥靖”政策；其三是设立军事据点，加强军事能力建设。
　　战国初期，越灭吴后北上称霸江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曰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公元前447年楚灭蔡。从越灭吴，至楚灭蔡，蔡在江淮仍延续了26年，其活动中心仍在寿春一带。公元前445年后，越在江淮失去重要属国支撑，已不能正视江淮北，楚广地至泗上，基本结束了江淮地区纷争的局面。楚在徐人取舒后进入江淮，经历了与江淮六国集团的征伐、吴楚之争、楚越蔡之战，逐步统一了江淮，并于战国晚期迁都寿春，至公元前223年被秦灭国，楚在江淮的经营长达400多年。据史料记载，楚国从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223年，存在时间约819年，其中在江淮地区就占了一半时间。
　　楚东进江淮的历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凡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一是结束了江淮地区小国林立、纷争割据的局面。楚入江淮前，境内小国城邦纷杂，楚入江淮后，在其军事征服和强权统治下，结束了小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江淮，也为后来的秦统一奠定了基础。二是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楚入江淮后，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同时通过商贸活动，沟通了江淮与处界的联系，随着封邑、设县，促进了包括寿春城等一批城市的兴起，这对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推动了区域间文化交流与融合。楚与江淮地区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楚入江淮后，其“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爱国”的精神物质和先进的文化，逐步渗透并影响至这一地区，最终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文化。这一方面反映了进步的文化扬弃落后文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楚在更大范围内也不可避免地吸纳了当地文化的因素，形成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文化特点，从而拓展和丰富了楚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迫使楚东迁淮阳，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相应东移。至战国晚期后段，随着楚考列王迁都寿春（公元前241年），江淮地区的寿春实际上已成为楚国东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迁都寿春的缘由
　　据文献记载，在楚国8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建有丹阳、郢、鄀、鄢、陈、矩阳、寿春等八座都城，其中规模较大、颇有名气的都城有四座。早期的都城在湖北江陵的纪南城（郢都），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至此，前后400余年。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拔郢，楚国都城被夷为平地，屈原闻讯愤投汩罗江，楚国也将都城迁往河南陈城（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41年，楚国第四十五世国王考烈王将都城迁往寿春，一直到公元前223年，楚国第四十八世国王负刍，楚国被秦国灭亡为止，前后不到20年。寿春作为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历经楚考烈王、楚幽王、楚哀王、楚王负刍四王。其中楚考烈王在寿春为王2年，楚幽王在寿春为王10年，楚哀王在寿春为王仅1年，楚王负刍最后在寿春为王5年。
　　战国时期的楚国相当强大，有“楚地半天下”之称。《淮南子·兵略篇》中记载：“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郾（yǎn，音眼）、淮，汝、颖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当时，秦王赢政手下曾经有一个大臣说过两句非常有名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意思是说楚国撑天拄地、窜南跃北，犹如虎荡羊群。战国后期，尽管楚的国势已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渐后楚国国力仍然不可小觑。寿春是楚国最后的国都，也是战国后期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据《史记·楚世家》记载：“（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寿春，命曰郢”。《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寿春邑下自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后记又说：“后秦又击楚，徙寿春”。从史料记载上看，寿春为楚国国都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人未加抵抗就放弃本土东迁，“保于陈城”，不想这一“保”竟达37年。到了楚考列王“不利而去”之时，“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相国春申君和其门客朱英等人，向楚考列王提出“徙都寿春”之议，而一生无子的考列王居然二话不说，就爽快地答应了此事。“楚于是去陈，徙寿春，命曰郢”。从此，地处江淮地区的寿春就与楚国晚期的历史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江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缔造出了煌煌荧荧、炜烨艳丽的寿春楚文化。
　　那么，楚国为什么选择迁都寿春呢？当时作为楚国国君的考列王为何毫不犹豫地就应承下来了呢？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分析，楚迁都寿春，除了迫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压力外，最主要的还是与寿春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古代，都城的选址一般都要考虑如下一些因素：依山傍水，水陆交通便利，地势险要，有自然的阻隔屏障，具军事要隘，物产丰富，能供给足够的粮草，等等。以当时寿春的境况，完全具备这些先决条件。
　　一是地势形胜。寿春，古为“江东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晋书·周馥表》中载：“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pī，音批）、东海亦足守御。”王俭在《启》一文中云：“江西连汝颖，土旷民希，匈奴越逸，惟以寿春为险”。《隋书》中说：“寿春形胜，建业之肩髀”。吕祉感叹说：“东南防守利便，寿春故城倚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八公山）以为固，当徙据其地，因修复忠正军以控扼淮上，如正阳、古下蔡戌，皆沿淮立栅；如硖石可筑堡坞，以为防限。如是则寿春根势立矣。”寿春城北有八公山作为天然屏障，淝水自南向北流入淮河，良田沃野千里，有淮河、淝河作为天然屏障，还有江南南陵、铜陵丰富的铜矿资源，真可谓“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的战略要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寿州志》（清·光绪）记载：在从春秋战国到清咸丰时期约2500年的时间里，以寿春为战略中心的各种战争和兵事就有数百场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战争有楚人灭六、王贲伐楚、曹操入淮、淝水之战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谢玄肥水之战，却苻秦百万之师，刘仁赡坚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寿春之形势亦可见矣。”但是，寿春如此显要的战略要地，最终却成为楚国灭亡的坟场。据《楚世家》载：“王负刍四年，秦将王翦被楚军于蕲（qí，音其，今湖北省），杀将军项燕（西楚霸王项羽祖父）。五年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虽然国土最为辽阔，但是，楚国却是被秦国第一个灭掉的大国。不过，历史甚为诡异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最后灭掉秦国的真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这些楚国人。在分析楚国灭亡的原因时，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总结说：“改革不利，政治腐败，不明大势，这三点是导致楚国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运漕四通。战国时，魏国为了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开通了沟通黄河和淮河的鸿沟。鸿沟的开凿，“通宋、郑、陈、蔡、卫，与济、汝、淮、泗会”，沟通了今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的航道，对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邗沟、菏水、鸿沟的开凿，淮河流域一些主要河道沿岸，相继兴起了一批繁华的城市。像位于鸿沟岸边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菏水、济水之交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汝水岸边的陈（今河南省淮阳县），睢（suī，音谁）水岸边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丹阳和泗水交会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尤其像地处淮河干流岸边且是淝水入淮口的寿春，遂成为南北水上交通要道，更是名极一时的大都市。《史记·货殖传》中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南齐书》中说：“寿春淮南，一郡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陈书》云：“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国朝《江南通志》中也说：“长淮引桐柏之源横其北，石梁众水之流环其西”。晋时伏滔在《正淮论》中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寿阳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徐，水陆不足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肥之固。”北魏源怀感慨说：“寿春去建康（亦称建邺，今江苏南京）不过七百里，乘舟藉水，悠忽可至。”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见寿春当时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沟通了寿春这座区域中心城市与边鄙地区的联系，楚国选择迁都至此，应充分考虑到了寿春的交通优势，为增强楚在地缘上的政治统治和向心力奠定了基础。此外，从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等文物上，也证实了寿春当年的交通状况。“鄂君启金节”有车节、舟节两种，系楚怀王六年（公元323年）为鄂君启贱贩鬻（yù，音预）贵、负税通行、优惠招待所作通商之器。该节规定了鄂君启通商的水陆通行路线，反映了战国中期江淮地区与楚中心区域的交通商贸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三是物产丰饶。楚都寿春城地处黄淮平原最南部，东、西两面不远即为淮南丘陵地区，西面和西南面是淮河山丘区，北面与淮北平原相连，北面和东北与凤台、淮南、蚌埠、定远、嘉山等地相交处，分布有比较破碎的低山丘陵带，相对高差100-200米，著名的八公山就是北面丘陵中一座较高的山峰。淮河自西向东北从寿春城的西北面流过，淠河、东淝河（古肥水）等淮河南侧支流经古城区域向北汇入淮河。寿春处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降水和地面径流丰富集中。寿春地区主要气候因素的变化均呈单峰型，有冬夏长、春秋短，四季分明的特点。优良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寿春自古就物产丰富，富甲一方。伏滔在《正淮论》里记述道：“（寿春）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隅，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这里所说的虽是西晋时寿春的景况，但就其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来说，还是与楚被灭前大同小异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唐书·地理志》土贡曰：“（寿春）丝布、絁、茶、生石斛”。陆羽在《茶经》中说：“寿州产的云雾茶，可清融积滞，蠲（juān，音捐）除沉疴”。从上述记载中，可见寿春当时可谓是“鱼米之乡，米粮之川，畜牧之地”，物产是何等丰饶，难怪宏徇在《谢公祠》一文中赞叹曰：“（寿春）其财力雄壮，独甲诸州而翼蔽长淮，固守国之奥区也。”更为重要的是，寿春受益于芍陂（今安丰塘），使周围区域内农业经济发达，这在当时农耕经济作为社会命脉的条件下尤为重要。芍陂为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所造”，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史载是楚相孙叔敖建于楚庄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597-公元前591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安丰塘、漳河渠、都江堰、郑国渠）之一，千百年来，在灌溉、航运、屯田、济军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古人在《芍陂》一诗中描绘道：“因川成利费经营，遥望江南尽稻粳，支渠派引千畦涧，陇亩村连百宝盈。流泽于今不未艾，试听放闸鼓歌声。”芍陂的修建，对楚国的经济繁荣和屯田济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楚国得以积草屯粮，整军经武，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为楚国晚期在寿春立足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文献资料中分析，楚国迁都寿春，除了上述几项建都的先决条件外，还出于其它综合因素的考虑。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立国不居中。立国居中，是我国古代一种颇为盛行的都市规划指导思想。《吕代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太平御览》卷中载：“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立国”、“立都”，都是在自己的封域内营建城池，“居中”就是要选择适中的地点。《汉书·地理志》说：“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中土，诸候蕃屏四方，故立京师。”春秋战国时期，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节约的观点出发，在选择有利地势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用水和排水等一系列问题，这比起“立国居中”的思想来，确实略高一筹。楚是东周时期的大国，《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从楚国当时建造的几座都城所处地理位置来看，不在大山之下，便在广川之上，为解决城市水源问题，多建于河流近旁。纪南城地处西部，陈城位于北边，寿春城偏居东方，前后三座都邑都是立国不居中。由此可见，楚人对于都城的建设比较讲究，完全是在一种务实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二是立北不立南。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立国都，都喜欢立在北方，而不立在南方。古代的时候，南方人口比北方多，立都在北方的原因是，古代把南视为至尊，而把北象征为失败、臣服。宫殿和庙宇都面向正南，帝王的座位都是座北朝南，当上皇帝称所谓“面南背北，驾作九五之尊”，打了败仗、臣服他人叫“败北”、“北面称臣”。正因为正南这个方向如此至尊，所以古时老百姓盖房子，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方向，都是偏东或偏西一些，以免犯忌讳而获罪。中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的发源地，因此中原在北方，也是直接令各代都立都北方的原因。楚国迁都寿春后，这里人口和资源都很好，而且平原广大，地域开阔，作为帝王不能固步自封在狭小的水域或者逼仄的山上，选择迁都寿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地图上看，晚楚地域广大，寿春地处楚境的北部，在此建都可能就是出于“立北不立南”的考虑。
　　纵观楚国迁都寿春的历程和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楚国虽然势穷力竭、强弩之末，其状若蹈虎尾，如涉春冰，但随着其东渐江淮、楚地东扩，楚国王室的重器应该是无一例外地搬往寿春城，楚国几百年的文化艺术以及手工业的巧夺天工也随之沉淀在这里。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垂世千秋、永放光芒。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