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迫使我们谨小慎微，也驱使我们大胆探索
1890年秋，温斯顿·丘吉尔写了一首关于流感的诗。当时他15岁，还是哈罗公学的学生，这首少年老成的诗歌灵感来源于欧洲最近发生的“俄国流感”，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最早暴发于1889年秋天的圣彼得堡。对于这位心思细腻敏感的年轻学生和未来的英国首相来说，流感是一种“卑鄙、贪得无厌的祸害”，是一种无视国籍和阶级的疾病。伴随着流感“悄无声息的脚步”，跨越“荒凉的西伯利亚平原”，到俄国、阿尔萨斯和“被遗弃的洛林”，丘吉尔写道：
无论贫富贵贱，
无论地位高低，
一旦染上流感，
同样丧失活力。
丘吉尔这首诗写于俄国流感大流行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反映了他对俄国流感的极大兴趣，也反映了这场流感对维多利亚时代想象的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与1847—1848年的大流行不同，俄国流感被广泛记录下来，成为日报和期刊广泛评论的主题。像《每日新闻》和《旗帜晚报》这样的报纸争先恐后地为读者提供来自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新报道，这场疫情很快就变成了情节剧。除了《泰晤士报》之外，许多此类报道的语气都是危言耸听的，比如《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头版头条进行了长篇报道，使用粗体、三重标题，以至于《柳叶刀》指责说“对疫情的恐惧是由电报引发的”。《流感大历史》一书认为，流感通过铁路在欧洲的迅速传播，以及通过全球电报网络对疫情近乎即时的报道，使俄国流感成了某种“媒体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大流行是特别“现代”的，因为它与现代交通和全球通信技术密切相关。
最早的受害者正是那些被认为对社会和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的人，比如男性户主、政治家、外交官、邮局职员、律师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雇员。在一个对城市化和社会变革步伐日益感到焦虑的时期，这赋予了流感广泛的文化意义。
民众对流行病的反应是由其直接生物影响和与有关事件信息交流相关的“风险信号”所决定的。这些信号是复杂的心理、文化、社会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既可以减弱也可以放大社会对危险事件的反应。这种放大效应可以通过对风险的直接体验而发生，也可以通过从科学家、新闻界或社交网络那里收到的关于风险的信息而产生。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型，关于风险的信息越多，发生放大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有关风险的争论，对风险及其象征内涵的戏剧化也都会导致这种放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科学和新闻界发出某种危险事件有可能发生的信号。
苏珊·桑塔格认为，现在人们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科学工具和技术对未来做出预测，这“可以启发人们应该如何处理当下”。桑塔格追溯了世纪末这种“面向未来”的思维习惯，指出对风险的科学评估使“每一个过程都成为一个前景，让人们根据统计做出预测”。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了“现实中的流行病和根据统计推理被预测的大流行”之间的鸿沟，桑塔格称后者为“即将到来、尚未发生、的确无法把握的灾难”。结果是“一个永久的现代场景，即末日迫近，但并没有发生。”
在《流感大历史》中，作者认为19世纪90年代对俄国流感的风险信号是这样被放大的：第一，报纸报道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以确保疫情始终在公众的意识之中。第二，对流感病因和传播的不同理论意味着，在大流行的关键年份里，这种疾病是引发激烈医学争论的话题。第三，流感侵袭的速度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加上英国政要的病亡，提供了一种充满戏剧性和象征性征兆的叙事。流感造成了英国这么多个社会阶层患病，其中包括最有名的议会要员，因此被视为直接威胁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肌体。所以才有了丘吉尔“无论地位高低，一旦染上流感，同样丧失活力”的说法。
新的“轰动效应”
绘制流行病地图
1889年12月，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卫生干事乔治·布坎南让他的助手亨利·富兰克林·帕森斯（Henry Franklin Parsons）对俄国流感进行上述这种调查。帕森斯的第一步就是在《英国医学杂志》的读者来信专栏发布通知，让读者报告自己所在区域疫情的信息，“描述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并说明流感是否是从国外传入的……如果是机构的话，就要报告是不是从“外部”传入的。与此同时，帕森斯向英国1777个卫生区域的卫生医务官员发放了详细的问卷，以获得有关流感病因、传播方式和潜伏期的信息。
地方政府委员会共收回问卷1150份。当时大多数人仍然用神秘观念来解释流感的大流行，而帕森斯的报告改变了人们对流感的医学和科学认识。就像乔治·布坎南在1891年报告的引言部分所说的那样，帕森斯最重要的发现是流感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普通接触来传播”，其传播速度不会超过人际交往的最快速度。
对于帕森斯和地方政府委员会医务处的其他专家来说，第一个挑战就是要确定流感来自哪里，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传到英国的。他的研究表明，几乎可以肯定流感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吉尔吉斯大草原。通过仔细研究证据，帕森斯确定流感是通过接触传染的。
帕森斯的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含糊其词的空间。他认为流感是一种病菌，直接沿着人际交往的路线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先是城市和主要的城市中心受到侵袭，然后是城镇和乡村。因为其潜伏期短，所以传播迅速而广泛，但是从来不会“比人际交往、包裹或信件的速度更快”。此外，帕森斯还发现，与瘴气理论相反，这种流行病“不受季节、气候和天气的影响”，南北半球虽然季节相反，却会同时暴发疫情。但也许他最重要的发现是，虽然最初的病例和普通的卡他相类似，甚至有几位医生否认流行病的存在，但是后来症状变得愈发严重，许多医生记录了“复发和危险的并发症”。
在《流感大历史》一书中，作者认为流感在19世纪90年代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兴起既是临床和流行病学监测的结果，也是细菌学研究的结果。流感大流行成为史无前例的新闻监督对象。尤其是在大流行的初始阶段，世界范围内的电报网络和维多利亚时代大众市场报纸之间的竞争使得对疫情的报道几乎是即时的，而这让俄国流感成为“轰动效应”和“恐惧”的对象。起初，刺激这种恐惧的是医学界对流感病因的不确定，以及记者在英国本土暴发疫情之前，就通过电报将流感在欧洲各国首都肆虐的消息发到国内。但是，到了大流行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对流感的恐惧越来越成为对名人病患之死进行宣传的结果，这些名人包括约克大主教和克拉伦斯公爵。与此同时，细菌学领域对流感病因的最新研究使病菌的威胁越来越被拟人化，因此有了大量将流感描绘为“恶魔”的做法。
“流感恶魔，或老人和喷嚏”
但是，也许关键性的因素是对肺炎、支气管炎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超额死亡率”的统计学分析，它使流感日益成为公众健康顾虑的对象。然而，虽然新的科学发现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疫情的威胁，由于无法实施疫情报告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如对患者实施隔离，这意味着往往无法对流感进行强制性的卫生管控。医学话语强调的是自我调节，鼓励患者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行为，以减少复发的风险并避免把流感传播给更多的人。这使得生命政治话语成为一把双刃剑。对流感的恐惧可以让人们为自己考虑而规范自己的行为，采取预防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情感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和社会需要。因此，医学新闻声称对俄国流感的恐惧可以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恐惧也有可能会变成恐慌和歇斯底里，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惧让人担忧，尤其是在恐惧成为令人抑郁的因素时，因为它会削弱身体的抵抗力，让人更容易感染。问题是，由于流感变化多端，在大流行期间是一种像瘟疫一样的疾病，在非大流行期间是一种轻度的、像卡他一样的感染，“适当的”恐惧和“不适当的”恐惧之间的边界会不断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