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以学问为诗”向清代“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转化

劳秦汉

宋代诗人的“以学问为诗”，是宋诗的一大艺术特色和妙境，亦是“宋调”和“唐音”的最大区别之一。而经元明两朝的“宗唐去宋”后，宋调巳趋式微，“以学问为诗”亦几为“以性情为诗”所替代。但到了清代初期，“崇宋”已有所抬头和复苏，至中后期尤其是道咸同光宣时的宋诗派崛起，以学问为诗不仅成为了晚清诗坛的主流，且更还出现了向学问与性情融合的“人与文一”的“真诗人”转化发展的新境界新趋势。为厘清这一转化趋向，有必要从产生形成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宋、清两代诗人本身的因素、两者之间的转变脉络及其结果着手，方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以学问为诗”转化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这一诗学问题。

一、宋代诗人的“以学问为诗”之自身因素

一般而言，宋代诗人的以学问为诗是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崇杜、学杜”开其端的。考其缘由，除宋代的重文轻武和理学兴盛及文学复古运动诸社会环境因素外，诗人自身之因素则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为应试，诗人自身必然好学博闻。自隋开创科考取士，经唐洎宋以渐定型。宋代科举一般可分为进士科及九经、三史、明经诸科。就其中最为热门的进士科的省试而言，诗赋、经义、论、策是四个必考科目。唐代科试重诗赋，宋代科试重策论，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为相，虽在政治立场上迥异，但皆反对以诗赋取士。在科举上甚至出现了两次停试诗赋：第一次从北宗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哲宗元祐四年（1089），进士科罢试诗赋改试经义凡十九年；第二次从哲宗绍圣元年（1094）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诏罢诗赋专用经义凡三十四年。高宗虽下诏复试诗赋，却又告戒大臣：“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今古。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宋代的策论重于诗赋由此可窥一斑。由于策论是对治国安邦提出各种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包括财赋、兵刑、边防、吏治、民政、农商、河渠等等，考生平素必须多读书，多积学，广闻博见，有学问，有见地方能及第。另外，宋代尚有专取布衣的“贤良方正”、“博通坟典”等六个科目的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即“御试对策”。就贤良方正科而言，应试者所考亦主要是一篇对策，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经大臣推荐，应试者要预先向朝廷提交五十篇策论即“贤良进卷”，其知识面更是包罗万象。由于制科出身的人较易得到提拔升迁，很多进士科及第的考生如苏轼、苏辙、秦观等，又去应试了这一制科，提交了五十篇贤良进卷。由此可见，宋代科举及制科的重策论，势必促使士子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及致力于学问的钻研，而诗人大多即为士子，从而亦就造就了有宋一代的多读书、有学问的诗人。

其二，诗人自身的重学养、多人文意象。所谓的人文意象，主要是指棋琴书画、金石古玩、园林亭馆、花卉鱼禽、禅道玄理等等具有书卷、学术、艺术、审美诸精神气质会融的一种文明活动旨趣。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之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正是由于在宋代包括诗人在内的文人学士，都特别重视自身的学问涵养即读书与学殖，强调文与道的合一即学养、人品、文（诗）品的统一。故诗人们都特別注重“以学为诗”，“资书以为诗”，置自身于读书做学问以及弹琴弈棋、摩石挲鼎等人文意象活动中，以追求精神文化的研究、创造与欣赏。由此在宋代自然就产生了众多的诗人兼学问家，而诗人中的通才亦非凤毛麟角。如欧阳修既是诗词赋文兼擅，又是史学家、金石学家；王安石诗人兼古文家，又精通经学、禅学；苏轼更是全才，不仅诗词赋文、书法绘画具擅成就突出，而且还精通佛、道，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亦有深究；黄庭坚诗词文章皆工，书法精妙，为书法“宋四家”之一；陆游不仅是著名诗人，亦擅词、文，又是史学家，并工书法，尤精草书；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哲学家，而且亦是宋代诗坛上的“以经史事理，播之吟咏”的一大家，又擅书法，工行草。

正是由于宋代诗人在这两个方面的自觉努力，从而在自身因素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品与诗品合一的理想人格与学养境界的孜孜追求与实现。读书与功名的关系已非唐代诗人那么休戚相关，读书积学博见更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享受。这亦正是苏东坡所言的“读破万卷诗愈美”和黄鲁直所谓的“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的学者诗人（学人）的气质。

二、元明之诗的对宋诗否定之否定的去宋宗唐

宋诗到了后期，说禅谈理泛滥，议论过尽；而以学问为诗，往往又过多堆砌典故，饾饤学问，失去生意。故至晚宋的“四灵”诗和“江湖派”诗中就已出现了唐诗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回归。元为矫宋弊，走的更是否定之否定的去宋返唐的路径，其结果，在元代诗坛上就出现了“举世宗唐”的大趋势。正如清代学者顾奎光在《元诗选·序》中所指出的：“宋诗，唐之变也，变而成为宋；元诗，宋之变也，变而复于唐。”如在元初，南方诗人刘辰翁、赵孟頫等沿江湖派风格而崇尚唐音，清丽婉约；进入中叶，北方诗人曹伯启、姚遂，南方诗人袁桷、胡炳文等相继而起，古诗仿魏晋、近体诗学盛唐，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清豪猷壮之唐风；稍后“元代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柠、揭傒斯，虽各人风格有异，但均效法唐诗；到了后期，主要诗人有萨都刺、王冕、杨维祯等，萨诗尤其是宫词、乐府诗受晚唐李商隐影响较深，王诗学李白，杨诗效李贺，皆有唐音。再从元代诗论方面看，范柠及其门人的《诗学正论》云：返唐主要在“性情”，去宋主要在“议论”，“盖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宋诗主于立议论。”

进入明代，虽然诗派林立，但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仍是继元的尊唐为宗，以拟古主义为基调。明初诗人林鸿等在诗作上已专学盛唐，高棅等在诗学批评上更开将盛唐诗崇奉为唐诗正宗之先河。到了成化至隆庆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提出了“古则魏晋，律必盛唐”的主张。接着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则进一步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从而形成了明代诗坛上的诗宗盛唐的“风华声气，笼罩海内”之大局面。他们只所以推宗盛唐，其主因在于追求盛唐诗歌的“格古调逸”，而这一格调则皆由情发之。如前七子的另一代表人物徐桢卿在《谈艺录》中就肯定了“情”是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心志的表达；王世贞则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作富有才情。

三、清代之诗的对元明诗再否定之否定的宋诗派崛起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

步入清代，满清统治集团为巩固异族统治，一方面大开科举用八股取士，另一方面倡导编制《四库全书》等一类大部头书，同时又钳制舆论，大兴文字狱。从而促使有清一代奔仕途的科举业与做学问的考据学盛行，诗人自身往往就是经史小学、金石舆地之类的饱学之士甚或为某一领域的学问家。加之对元诗的宗唐尤其是学晚唐的绮弱轻靡和对明诗的一味复古的粗浅狭窄的不满，于是又走上了对元明之诗否定之否定的宗宋抑唐之路。试简述如下：

顺、康两朝为清前期，先是钱谦益、朱彝尊两位清初诗坛巨擘，均兼取并融唐宋诗之长，已开宗宋之先声。接着的是堪与王士祯并称为清代第一流诗人的查慎行，其诗深受苏轼、陆游影响，用笔劲炼，讲究音节色泽，如《度仙霞关题天雨庵壁》：“虎啸猿啼万壑哀，北风吹雨过山来。人从井底盘旋上，天向关门豁达开。地险昔曾当剧贼，时平谁敢说雄才？煎茶好领闲僧意，知是芒鞋到几回！”另外尚有宗宋诗人宋荦，极力推崇苏轼，亦有不少佳作。

雍、乾、嘉三朝为清中期即清代全盛期，亦是乾嘉考据学派盛行和诗歌繁荣、诗派竞创期。如除前期王士祯的神韵派外，又出现了沈德潜的格调派、翁方纲的肌理派、袁枚的性灵派等。虽然宗唐派不少，但宗宋派已经兴起，如著名浙派词人厉鹗，亦是宗宋诗派高手，着力追仿南宋姜夔和永嘉四灵之诗，五言尤胜。继厉鹗而起的钱载，其诗俚质中饶有清韵，以生涩取胜，受宋诗影响亦可谓至深。而翁方纲的肌理派，即“为学必依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翁本人的许多诗作就是把经史、金石等考证融入诗中，以显示肌理所在，实质上即为宗宋派的以学问为根柢。

道咸同光宣五朝为清后期，亦称晚清（近代）时期，列强入侵，国难当头。之前的以美学倾向为主的宗唐诗派随之被淡化，而以忠孝为本之爱国主义和重理求实为主的宋诗派，则很快崛起并在诗坛上占据了主流地位。其运动脉络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

道光至咸丰为第一时期。先是著名汉学家程恩泽、经史学家兼著名书法家祁隽藻为晚清首倡宋诗之代表者。程注重学问，推尊黄庭坚，为诗奇险拗折，提出了治学问且贯彻到诗歌创作中之“凡欲通义理者必自训诂始”的主张；祁作为道光年间诗坛领袖，作诗三千余首，倡导诗要讲究“学识”与“性情”，如《题壹斋师钱书图·其一》：“长铗归来尚有车，短镫檠在即我庐。不知疏傅黄金外，可载兰台几卷书。”接着的宋诗派诗人主要有汉学家兼书画家何绍基、经学家兼小学家郑珍、目录版本学家莫友芝等。何在诗歌内容上主张“不俗”，要做到诗品与人品的“人与文一”；郑提出通过“读书”、“养气”来提高自身道德和诗学涵养的主张，为宋诗派翘楚；莫认为诗歌创作要以学问为基础，提倡“学问”和“性情”融通的诗学观。稍后的晚清重臣曾国藩，富有宋诗宗趣，尤推黄庭坚，强调学力深厚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因其地位之影响，对宋诗派成为诗坛主流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治、光绪、宣统甚至延至民国为第二时期，宋诗运动发展至此而形成了“同光体”。其名最早由陈衍在《沈乙庵诗序》中提出，以宗宋为主，“不墨守盛唐”，内部又可细划为赣、闽、浙三小派，代表诗人有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陈（三立）为赣派代表，师黄庭坚，好用僻字拗句，在“句法”上推陈出新，形成了“沉郁而澹远”的诗风；沈精通经史、佛学、律法、舆地、版本、考据、金石及医学、书法等诸多方面，被推崇为“硕学大儒”，为浙派代表。强调写诗要用自己的性情语言，要融文史哲诸学问于其中，充分表现出真才学与真性情融合之“人与文一”的特点。如：“瓯波亭上佳公子，绝代丹青写清思。渊源不到宋遗民，大雅能窥唐画史。茗渚蘋洲满意春，管公楼对比肩人。还将平远溪山意，消取沧桑异代身。”（《题赵吴兴瓯波亭图》）；郑为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晚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堕为可耻汉奸。诗作因意韵简穆淡远而显得“清苍幽峭”，享有一定盛誉，为闽派领军人物；陈（衍）通经史训诂之学，诗人兼著名诗论家。推举苏轼、陆游。其虽学古而善于变化，反对一味摹拟，强调“诗莫盛于三元”和“求真”、“不俗”及“合学人诗人二而一之”等，故其诗用笔曲折，骨力清健，亦为闽派代表人物，但其诗不如其诗论成就大。

清代宋诗派诗人虽否定了元明的“去宋返唐”，却又吸收了其宗唐的“主于性情”和“因情立格”，并进一步提出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主张。所谓的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真正作为一种诗学概念，为清代雍乾时期经史学家杭世骏在《沈沃田诗序》中所正式提出：“《诗三百》之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且还指出学人之诗的“诗以'学’之一字立诗之干”等；到了“同光体”派崛起，其诗论家陈衍则进一步揭橥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理论即这一慨念的美学内涵，试举其在《石遗室诗话》中的若干论说：“余平生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也”；祁春圃相国诗“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学问之于诗“如造酒然，味酽者用术必多，及其既熟，固见酒不见术也”。由此可见，陈衍所代表的晚清宋诗派所谓的学人之诗主要是指诗人的学问，即诗人所具有的深厚经史根柢和朴学功夫，体现于诗作中就是以学问入诗:用典故、讲来历、长于考证，举事精切，一字不苟，有真道理真本领；所谓的诗人之诗主要是指诗人的性情，即诗人所具有的真情实感，体现于诗作中就是以情志入诗:自由洒脱、情景交融、自然天成、有情有味的真性情真怀抱。两者互相区别对应，界限清楚，诗人应性情与学问兼备才能称之为“真诗人”。故学诗必须先为诗人之诗，“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石遗室诗话》）从而使同光体宋诗派在“宗宋”的基础上又兼有“唐宋并举”的创新，一直延续至民国“新诗”兴起后方才式微，即在中国近代诗坛上终究留下了一个最后的古典诗派的闪光身影。

（原载2020年《中华诗词》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