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王茂荫的人才思想（徽学研究） / 开普饭

王茂荫的人才思想

文 / 陈平民

（安徽黄山）

2021.10

王茂荫的人才思想，同其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吏治思想、管理思想一样，堪称丰富，卓尔不群。

“存心”端正 “才”“学”“识”并重

什么样的人算得人才？换句话说，衡量人才应坚持什么样的标准？对这个问题，王茂荫有他独特的见解。

王茂荫关于人才的标准的表述，体现在他于咸丰元年为歙县三阳坑二姑丈二姑母所作的《恭祝例授儒林郎貤封奉直大夫梅庵姑丈大人列封安人貤封宜人从洪门二姑母大人七旬双寿序》中。

王茂荫二姑丈洪伯成（1782—1858），字禹功，号梅庵，为嘉庆、道光年间贾名儒行的大商人，其“慷慨之怀，为世所稀”，曾被敕封为儒林郎光禄寺署正，貤封奉直大夫，又因王茂荫贵授封户部贵州司员外郎、覃恩诰封资政大夫叙道加四级。其嫡配夫人王柏芝为王茂荫二姑母，自幼昵称“小姑，原系王茂荫伯祖父王槐庭之女，奉母命过继王茂荫祖母方太夫人为女，同茂荫之父应矩公一道由方太夫人抚育成人，亲如同胞。该女与丈夫洪梅庵同庚，比丈夫迟一年作古。咸丰元年（1851），他们同为七秩荣寿，王茂荫为他们写了一篇千余字的“双寿序”。这篇“双寿序”共有八个条屏，每个条屏原件纵（高）173厘米，横（宽）43·50厘米，屏文系王茂荫亲书楷书，每个字5厘米见方，第一个条屏卷口背面贴有蝇头小楷草书的棉纸标签“梅庵翁寿屏王子怀侍郎撰”。现该寿序仍残存六个条屏，由本卷著者收藏。

正是在这篇“双寿序”中，王茂荫对衡量人才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原文如次：

世之论人者，每重士大夫，而轻商贾，以托业为尊卑，意殊不谓，然夫人亦论其才识与存心耳。才、学、识三者并重，然学成于人，而才、识必本诸天生。而才、识优者，则学焉。而益以扩之，生而才、识短者，虽学亦适成迂腐。彼寻章摘句，兀兀穷年，置世务不问，并不能治一身者，固不足论。即技擅雕龙，文高倚马，身处人上，机而所见出市井下者岂少也哉。至存心不正，则才识虽优，适为天下患矣。[1]

这段话表明，在王茂荫看来，才、学、识三者并重，而统帅才、学、识三者的是“存心”。这个“存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德”，“存心”端正，也就是“德”端正。“德”如果不端正，虽然才、识优秀，“适为天下患”。因此，王茂荫的人才标准简洁地说，就是“德、才、学、识”四字，“德”在前头，是挂帅的。

治平之道用人尤重

王茂荫从三十五岁举进士之后，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但成为清廷的显宦，则是在咸丰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清政府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交迫最甚，国事艰难的一个时期，王茂荫直言敢谏，对于“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军事之利害，知无不言，言无不详”。[2]咸丰登极不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廷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王茂荫认为，要扭转颓势，治国安邦，当务之急是用人、理财两大问题。他最初上给咸丰的两个奏折，一为《条议钞法折》（一八五一年九月初二日），一为《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日）。前者专讲理财问题，后者专讲用人问题。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而用人尤重。用非其人，财不可得理也。”[3]在国家财政窘迫的境况下，王茂荫认为理财固然刻不容缓，但与用人相比，则用人显得更为重要。这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以及清代思想家魏源所主张的“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的观点，是一致的。

王茂荫十分重视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他说：“臣见今日之天下，似未可作晏然无事观也。外则英夷之祸心包藏，而未知发于何日也，内则粤省之贼势滋蔓，而遂以至于今日也。山野则有匪，河海则有盗，隐匿讳饰所不能尽者，月或数闻焉。治盐，而盐之利未可必兴；治漕，而漕之费未能尽革；治河，而河决又见告矣。此犹得谓无乏才之虑乎？”[4]他在分析国家时势之同时，第一位强调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才问题，其思才安邦之心，不可谓不诚矣！

面对紧张局势，外内臣工“每遇盘错，辄曰无法”。对此，王茂荫深感忧虑，他说：“国家所以重赖臣工而宠异之者，为其有法耳。若皆以为'无法’，即何不思访求有法之人而用之?为天下得人难。诚欲访求有法之人蓄以待用，似非设法以振兴之，使天下之聪明材力务于有用之学不可。聪明材力误用可惜，真实经济骤期为难，自今而振兴之，犹虑其缓，似不宜仍守相沿之积习，而为整顿之空言。”[5]这番话说得够有份量。为振兴人才，治国安邦，他大声疾呼要切切实实加以整顿，改革相沿陈规陋习。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革命已蔓延东南数省，清军节节败退。这年八月十七日，王茂荫给咸丰上《荐举人材折》，他说：“方今所急在将才，尤在吏才。盖得一将才可以平乱；而得一贤督抚，则该省自不乱；得一贤牧令，则该州县自不乱。”[6]他所说的“平乱”，无疑是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农民起义，对于一个忠于封建政权的官员，他持这一立场，很自然，无足为怪。他所说的“将才”、“吏才”、“贤督抚”、“贤牧令”，标准也不可能与我们今天一样，但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天下之大安得无才

王茂荫认为：“聪明材力，世所不乏，务于有用，则用得其力；务于无用，则用不得其力”[7]，“天下之大，安得无才?亦在地方有司之留心访察耳。”[8]这大意是说：经邦济世之才，什么时候都会有。关键在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那么，如何振兴人才呢?王茂荫在《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中提出五条建议：

一是“请乡会试务期覈实，以拔真才”。乡、会试是旧科举取士制度中的初试，成绩出色者方有资格参加殿试（朝考），从而取得“文凭”，晋身仕途。如果初试不覈实，就难以选拔到真才。王茂荫认为，乡、会试一定要重经策，舍此不能辨学之虚实。他建议策问要分五门发题：一曰博通史鉴；二日精熟韬钤；三曰制器通算；四曰洞知阴阳占候；五曰熟谙舆地情形。应考者可以自选一门答题，成绩出色者方可拔魁登选。这实际上是主张考生必须在史学、军事、实用科学、天文学、地理学中任选一科，作出答卷。这个意见，原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两广总督祁埙提出来的，因守旧派反对未被通过。而王茂荫却在九年之后奏请咸丰按这个意见改革科举制度，以便振兴人才。

二是“请殿试朝考务重文义，以式多士”。这是针对当时考生大都端致于摹墨卷练小楷，而将群书束之不观这一相沿的积习提出来的。他请咸丰饬令各阅卷大臣，今后不能只讲究字体工拙、笔划偶疏，而应专取学识过入之卷，进呈钦定。

三是“请遴选岁贡，以勗人才”。旧科举制度中由地方选送国子监的贡生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另有捐纳取得的贡生称为例贡。拔贡，是旧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2名，州、县学各1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遴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王茂荫建议应以考列优等最多者充贡，“应将历过五次以上者比较，未历五次者不与”[9]。

四是“请广保举，以求真才。”即请各级官员推荐人才。王茂荫在《振兴人材以济实用折》中说：道光三十年谕旨内外臣工荐举人才，然而被荐举者皆已登仕版之员，科举之外的草野之士则没有一个得到荐举，这样势必会“淹没”人才。为此，他建议：“拟请令各省州县并教官留心察访，或博古通今，才识非常；或专门名家，精通一艺；或膂力过人，胆勇足备者，访验的（得）实，无论士民，准于学政按临时备文，将该生所长申送考试，学政就所长考验得实，文则奏明送国子监，武则奏明送督抚标，均许官给盘费廪饩。国子监与督抚标考试一年，果有过人之能，奏明送礼部引见，随材酌用，不称者发回原籍。”[10]在人才发掘上，王茂荫主张扩大视野，留心察访，无论士民，用人一艺之长，特别要注意从未登仕版的“草野之士”中发见人才，“随材酌用”。这一见解，是十分高明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前人所主张的“隐处求才”。两晋文学家左思在一首《咏史》诗中说，“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注意从“草野之士”中发掘人才，这是一种极明智的做法。

五是“请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济实用”。

将王茂荫提出的这五条办法加以综合，可以看出，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尤其要重视在科举之外发见人才。一个半多世纪年前，一个出身于旧科举的人，能提出这样的改革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王茂荫的上述改革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也许正是为了这一缘故，咸丰六年(1856)四月初三日，他在另一个奏折中再次大声疾呼：“今天下才实不足，久在圣鉴之中，此诚可忧之事也。然，莫谓天下无才也。天生才以供世用，不在上，则在下，如罗泽南，今皆知为将才矣，初则一岁贡耳。且湖南一省，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师弟，则他省可知，第少有留意人才如曾国藩、骆秉璋者耳。唯贤知贤，唯才爱才。”[11]。并且说：“皇上赏谕令各督抚广为诏访矣，诚恐各督抚有见而不能知，知而不能用者”[12]。人才“不在上，则在下”，“唯贤知贤，唯才爱才”，这话说得何等好啊！身为督抚者，本有诏访、荐举人才之责，倘若对人才“有见不能知，知而不能用”，那就不是一个好督抚，那就会给国家造成灾难。

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在《权修》篇中说：“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王茂荫也有这样的思想，他说：“百年之计，莫如树人。”[13]

在王茂荫看来，治国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化为先。他说：“自来非常之才，有不必从学出者，然从学出者千百，不从学者一二，即后汉臣诸葛亮亦有'学须静'，’才须学’之言。”[14]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成才的基础是立志于学，发愤攻读。从历史上看，有不少人才是由科举出身，也有不是科举出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人从小就好学笃远，讲究真才实学。王茂荫认为，一个官吏，是必须有学问的，尤其要精通经史。—个生员如果为应对科举考试，重字不重文，成天去练字，即使练出了好字，但将群书丢在一边不读，无真才实学，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治国之才的。

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王茂荫对咸丰朝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推行的报捐举人制度（按：通俗地说，就是用钱买得“文凭”而做官），是坚决反对的。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二日，他在上给咸丰的一个折子中说，报捐举人附生，不仅“无益于目前”，而且将“贻讥于后世”。他说：举人秀才，天下所贵，天下之士，莫不从攻苦力学以求之，岂能用钱来买?他说：“入赀拜官，虽非善政，然自汉以来有之。至报捐科名，则古所未有。臣闻筹国大臣于此一事惧阻人言，谏之甚秘，发之甚速，以为可以立致千万，故甘冒千古之不韪而不辞，其用心亦良苦。而考之未详，虑之未深，将来无益度之，而徒伤国体。窃恐诸大臣之终将悔之而已无及也！”[15]

据传，王茂荫在上这一奏折之前，他的一位很有钱的舅兄曾来找他帮忙捐个举人，以便买个知县做做。王茂荫知道舅兄的来意后，劝他还是多读几年书再说，否则当了官连自己的名字都还得请人代签，这岂不笑话。而他的舅兄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知县有几个书读得多的?听说徽州府的府官还叫师爷替他画行字呢，他还不是照样刮钱。王茂荫反驳说：这真是笑话！如果当官是为了刮钱，那么老百姓又何必要这个官呢?第二天，他的《驳部议捐纳军功举人生员片》奏折，便呈在咸丰皇帝的面前。

简用才能不拘资格

用人不循常格，这是我国古代人才论中的一个精华。包拯就说过：“常格不破，大才难得”，“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序深浅为限”。王茂荫继承了古代人才论中的精华，主张“破格用人”[16]，“简用才能，不拘资格”。[17]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王茂荫在《条陈军务事宜折》中请求咸丰特旨，宣谕中外：

有能精通谋略，善晓兵机，可以参赞军务者；或才能出众，智勇足备，可当将帅之任者；或专门名家，精于一艺，可备军营之用者，无论内外大小臣工，均许各举所知。不能自奏者，呈该管衙门代奏，以备试用。[18]

既然，上自军务参赞、将帅之任，下至军营委差，均可从内外大小臣工中选拔，那就没有什么资格可论。这对封建社会泪沿的那种“循资格”用人的陈规陋习，是强有力的挑战。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些“虽出草野”，但“素习武略，谋勇兼优之士”，就有可能被破格擢用。

次年十月十二日，王茂荫上《条陈兵事折》，再次强调用人不可循资格按名位委任，而应注重真实才能。他说，如果不考察一个人是否有真实才能，就凭其“名位所在”而责其带兵打战，势必有名无实。他说：

近闻贼（按：指太平军）至天津，总兵恇惧欲逃，而敢督战能杀贼者，乃在知县。总兵者，武职大员也；知县者，文职小员也。由此观之，事固存乎其人，而不可以资格论矣。伏愿皇上用人不论名位，但问其能，再试其胆。有能杀贼敢向前者，即用以带兵。不交与不能不敢者，以钤束之。”[19]

咸丰八年（1858）四月十八日，英法联军打到天津城外，王茂荫给咸丰提了好几条防御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破格用人，他说：“今日在位诸臣，大抵老成醇谨，大奸恶固属绝无，而大才能亦殊不易。彼夷所来之人，必极彼国之选。于此而欲言战，必先谋敌之所以败我。至于竭智毕虑，共决其无可败，而后可以言战。欲言守，必先谋敌之所以攻我，至于竭智毕虑，共决其无可入而后可以言守。此岂寻常循分者之所能？若但按名位为委任，势必至于误事，非彼为误，其才能限之也。夫天地生才，不在上则在下，观湖南一省，得骆秉章之知人善任，而其才遂用之不穷。是其明证。应请诏令廷臣各举所知，无论资格，例得奏事者自行具奏，不能者具呈长官代奏，以期解策群力之效。”[20]

王茂荫是在六十—岁时说以上这番话的。他居官三十余载，“简用才能，不拘资格”这一思想，一直贯彻始终。

简贤任能得人而任

王茂荫还认为，如果仅仅注意识别人才和一般地使用人才，那还不够，还必须对真正的人才委以重任，让他发挥特长，主管一个部门的工作，那才能起到作用。他以军队的情况为例指出：“三军之命，系于一将。将得其人，则军用命；不得其人，则军不用命。故行军必以选将为先。国家简贤任能，岂不欲得人而任?”[21]他认为，在使用人才上，有三种情况是不幸的：

一是“以有将才之人，而交无才之人用，上既不知所以用，而下又不乐为用，则有用亦归于无用矣”![22]

二是只是一般地使用人才，而不能破格超擢，这与不用人才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以军旅大事为例说：“方今能者不易得，若得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使各路之兵皆为所用，则必不济；用而不能统全局而大胜大破之，终亦与不用等。”[23]

三是不能虚衷采纳有才者的意见。他说：“有善用之人，或献谋而不见听，或力谏而不见从，则虽有真才，而亦终无以见。今天下多患无才，窃恐湮没于此中者，正不少也!”[24]

所以，王茂荫的结沦是：“聪明材力，误用可惜。”他所说的“误用”，既包括未能及时选用人才，也包括—般地使用人才而不能破格擢用，委以重任，以便其施展才能。不论何者，皆属人才浪费。而人才浪费，是最可惜的事情。

晚清名臣思想家王茂荫强调理财也好，强调用人也好，目的都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在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之际，他强调人才问题，也主要是从“理财”和“平乱”考虑问题的。这与他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是不足为怪的。“观今宜鉴古”。王茂荫人才观中的积极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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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曹天生点校整理《王茂荫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2] 方宗诚：《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见缪荃荪编《续碑传集》卷11。

[3] 王茂荫《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1991年黄山书社点校版《王侍郎奏议·卷一》第七页。

[4] 王茂荫《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1991年黄山书社点校版《王侍郎奏议·卷一》第八页。

[5] 王茂荫《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1991年黄山书社点校版《王侍郎奏议·卷一》第八至九页。

[6] 王茂荫《荐举人才折》，1991年黄山书社点校版《王侍郎奏议·卷九》第一三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