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这两篇推送是对《公共社会学》中布洛维的两篇文章《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赖特合著）、《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合一》的笔记梳理，前者中译版占篇幅近五十页，后者一百页。笔者在这里所做的，只是在阅读后对文本内容的论证脉络的大致梳理，若有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推荐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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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布洛维阐述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基础与核心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布洛维通过对葛兰西和波兰尼思想的综合，继续阐发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及相关理论。布洛维指出，葛兰西与波兰尼独立地从差别巨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前者延续列宁的马克思谱系、后者延续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出发，相交于“社会”这个概念。殊途同归暗示了他们的发现是崭新的和重要的。事实上，这正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处在国家和经济间的“社会”的进步既是发达资本主义经久不衰的保障，也是超越它的关键条件，正如社会的脆弱是造成苏联共产主义衰败的原因。后共产主义时代是凯歌高奏的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后者正以惊人的效果败坏和瓦解所有可能替代它的制度。布洛维希望能够揭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如何适应这个后共产主义时代的。

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

今天的社会学教科书里，马克思已经被视为是与涂尔干、韦伯并列的社会学经典三大家。然而，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世界内，由于俄国在列宁领导下走向革命的成功以及随后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学在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常常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产阶级国家里，社会学成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和抗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取代欧洲成为社会学发展重镇的美国。不过，随着六七十年欧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爆发，一大批左翼社会学知识分析寻求将马克思主义重新引入社会学当中，各式各样的左派社会学家一时跃居社会学主流地位，劳工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种族、文化社会学研究、女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等诸多领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而进入八九十年代，共产主义遭遇重大挫折，革命、改革与转型带来了社会学在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复兴。“社会主义无社会”这一怪像受到广泛的反思与批判，由此，“社会”这一概念在一些原共产主义国家被重新思考。

正是在这一历史变革进程中，布洛维作为一个“学术工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南非、赞比亚、匈牙利、波兰、俄罗斯等国家与地区进入工厂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原因，并进行理论化探索，由此创建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布洛维认为葛兰西与波兰尼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物，细致考察了他们的理论，阐发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的源起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

布洛维指出，葛兰西的社会是指公民社会，一般要放在它和国家的矛盾关系中才能理解。公民社会是指工会、政党、大众教育和其他志愿团体、利益群体的发展。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在拍世纪末的欧洲和美国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新式的交通工具（汽车、铁路）、通讯媒介（邮政、报纸）和管理机构（警察）不仅把人与国家，而且把人与人联结起来。一方面，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以遏制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能够促进阶级斗争。波兰尼的社会被布洛维称为能动社会，一般要放在它和市场的矛盾的制衡关系中才能理解。一方面，市场有毁灭社会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以行动/回应来保护自己，制服市场。波兰尼认为社会具有本体，真实存在，代表自己行动；而葛兰西则把公民社会看成一个斗争的场所。不过，他们都认为，“社会”占据了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国家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制度空间。其区别在于：公民社会溢入了国家，而能动社会渗透了市场。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和国家对自我调节的社会的服从。这种社会即葛兰西所称的受规制的社会。

具备了这个社会的概念，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第一，“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不是没有时间性的概念，而是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产物。事实上，“社会”在他们著述中的出现正好和经典社会学的诞生同时，从而戳穿了经典社会学标榜的普世性。这不是说在19世纪之前我们无法谈到“社会”，只是那个“社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第二，社会不是悬在自发的价值共识流中的一个自主领域。通过把社会特定为一个被政党、大众教育、志愿团体、工会、教堂，乃至家庭占据的制度空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关注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波兰尼）、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葛兰西）。第三，尽管当今社会学已经借用了“公民社会”、市场的“嵌入”、“社会资本”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和有效的条件，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仍是一柄双剑：它一方面稳定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如果说葛兰西的出发点是公民社会通过和国家相联结来建立共识、抑制阶级斗争的话，那么波兰尼则是从能动社会消除市场经济的去人性化作用出发的。但他们都止于一个问题：社会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使经济和国家都服从自我调节的社会。第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采用并增加了社会学对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感。它将社会学自身的普世性主张、关于社会行动和共同体的理论转变为批判的武器。通过把市场和国家边缘化，社会学中社会的概念变成对社会主义的最初憧憬。简言之，就像社会学已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使其为我所用一样，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也在寻求用社会学来实现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

布洛维通过对葛兰西与波兰尼两人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思想的考察指出，葛兰西和波兰尼对革命在西方的失败、法西斯的兴起和苏联革命的共同遭遇使他们成功地超越了悬殊的身世背景、迥异的政治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国家环境，独立地走向了相似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后者是一个与经济、国家相离又相关的空间。他们都发现了社会，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和解释传承了极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谱系。而布洛维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共性终止的地方探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社会：起源和功能

在“社会”这一概念被阐发后，现在所要探讨的是社会的起源与功能。布洛维认为，波兰尼和葛兰西二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分歧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应根据能动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不是经济形态来划分时期。波兰尼认为，社会与市场相抗衡；葛兰西则认为，社会是国家的一种扩张。他们都意识到社会是一种“有组织的”或“受规制的”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基础，它为资本主义内的世界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创造了新的可能和障碍。但是，这个“社会”来自何方？它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此出现了分歧：葛兰西对社会的起源令人惊异地几乎只字未提，而波兰尼则把它追溯到市场革命，但他的这个观点建立在一系列值得质疑的假设和主张上。

葛兰西：公民社会的政治功能

葛兰西通过对其所处时代的考察，认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霸权——在兴起。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社会学家所讨论的由制裁/惩罚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和由“价值共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这两者结合了起来，由此，认同不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维系社会的“自发的共识”，而是通过特殊的制度组织起来，并总是（也必然地）被权力潜在的实施支持。这一认识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理论中也得到进一步阐发。

很清楚，这种统治的新形式在国家的扩张中找到了实证的制度表达方式。阿尔都塞后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包括教育、法律，还有葛兰西一笔带过的福利机构。霸权不仅是“政治的”，也是“公民的”。这说明，霸权不仅意味着国家的扩张，而且意味着国家向新兴的公民社会的延伸。后者是屹立在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联合体。于是，葛兰西引进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分期方法。资本主义不再由经济类型来划分，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稳健的、与扩张的国家相联系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相联系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标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而且标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同地域。公民社会只适用于“现代国家”，而不是落后国家或殖民地。于此，葛兰西区分了“东方”和“西方”。由此，葛兰西的理论解释了共产主义革命为何会在俄国而不是马克思预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在俄国，不存在一个阻碍革命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扑灭了任何直接夺取国家权力的企图，使革命变成需要重新组织协会、工会、政党、学校、法制系统等等的漫长的进程。

葛兰西

布洛维在这里形象的称之为“运动战”与“阵地战”，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展的是“运动战”这种“传统革命”的政治策略——迅速、激烈的占领国家的形式，只属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开展“阵地战”——在掌握国家权力前逐渐占领公民社会的一个个战壕——种族斗争、女权斗争等都是一个个被逐步占领获得解放的阵地。

布洛维认为，每当葛兰西谈到国家和公民社会，他都提到它们在阶级斗争组织方面的政治功能。不过事实上，从他的定义看，国家具有容纳任何制度的潜能：“国家是实践和理论行动的全部联合体。统治阶级凭借这些行动不仅能够证明、维系其统治，而且能够赢得那些被统治者的积极认同。”但是，他对功能的讨论忽略了起源的问题。这个新兴、稳健的公民社会和它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来自何方？具体的，造就这种壕沟、堡垒和工事新布局的机制从未被研究。就像大多数的功能分析那样，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它们必须出现！不过，葛兰西具体分析了国家吸收并规制公民社会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一案例，他的分析集中在法西斯主义的阶级起源上：第一，没有农民起义；第二，排斥工人阶级的压迫型的农业社会结构；第三，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应对。意大利的国家统一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是一场消极革命，一场没有革命的消极革命，它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保护自由民主制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消极革命的后果不仅是一个软弱的公民社会，而且是一场有限的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阶级斗争确实激化了，但这场政治危机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者和之后的共产主义者失去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让位于把社会变为专制工具的法西斯主义。

葛兰西提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比较史，而不是公民社会起源的一般理论。在研究公民社会起源的一般机制时，他用功能分析代替了因果分析，即提出一种公民社会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尽管如此，这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性突破，是对列宁的国家理论的发展：首先，扩张国家的意义，使它不仅包括压迫工具，而且包括有积极意义的工具；其次，延伸国家，把公民社会包括进来。他发现了一种统治的新形式——霸权。它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意义和策略。虽然他没有霸权制度起源的完备理论，但他以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为核心提示了一种思路。如果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这以研究视角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已被阐发了——不过，马克思对革命过程中阶级联合与分裂的精彩分析并没有进一步扩展下去，分析其对社会结构及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波兰尼：社会的经济起源

与葛兰西不同，波兰尼通过把关注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从生产转移到交换，波兰尼用英国历史的特例来证明并深化了这种社会的阶级起源观。波兰尼认为，社会加诸市场的限制是由阶级力量推进的，而阶级力量总有历史偶然性。一个有回应的能动社会的产生和诸如工会、合作社这样的工人阶级制度的产生，以及诸如限制劳动力商品化的工厂法案这些立法的产生是相关的。总之，一旦旧的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社会就会在阶级力量的颠覆性作用下进行扩张。

不过，这些阶级力量是否总是保护社会的呢？读了波兰尼对英国的描述，读者或许会这么想，但是看到他的殖民主义理论，读者很容易明白社会的产生是要有特殊条件的。在殖民地，社会反应的无能引发了一场文化和社会灾难：资本主义之前的亲缘组织、邻里、职业、信条，或者说，一个本土的有机社会的所有形式都遭到了破坏。殖民地缺乏能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主权。波兰尼认为，由于国家不独立，殖民地社会无法保护自己对抗掠夺成性的国际贸易和帝国主义。此即欧洲强国与其殖民地的重要区别。

综合：阶级和社会的起源

葛兰西和波兰尼都淘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为自己播下毁灭之种的观念。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引起自己的灭亡，而会创造一个社会，（与社会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打下基础。葛兰西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缓冲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受到的挑战。由此，他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独裁转向政治霸权的一次转折。这个转折只发生在西方，没有出现在东方。波兰尼的能动社会遏制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在他这里，转折是从市场专制转向市场规制。这个转折只发生在欧洲，没有出现在欧洲的殖民地。政治独裁（法西斯主义）和市场专制（自我调节的市场）都是源自没能把底层动员起来的消极革命。葛兰西和波兰尼都认为，茁壮的“社会”是和动员起来的底层相关的。在此，我们遇到了他们理论中的一个永恒难题：阶级和社会谁先出现？——回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个永恒的哲学问题！

葛兰西通过讨论公民社会的功能简单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是说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联合方式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波兰尼则采用了一种过时的阶级形成观，即无组织的状态可以奇迹般地变成有组织的状态。而且波兰尼对斯品汉姆兰制的历史作用的分析也存在重大史实错误。由此，布洛维试图纠正波兰尼的理论错误：工业化的背景，尤其是把劳动力商品化的企图，为阶级动员创造了条件。但是，这出戏的导演，乃至决定它是否上演的，都是此前已经存在的共同体。英国工人阶级不是一块毫无抗御市场之力的白板。它早已嵌入共同体当中。正是共同体赋予它武器以自卫，并让它以阶级的名义推动能动社会的发展。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赖于此前已经存在的“公民社会”——主要控制在底层手中的“公共领域”。参与式的民主制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出现，而当时英国的经济实为牧场农业而非耕植农业。在牧场农业下，政治控制授权给村庄，工人从法律系统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发展出一个权利社会，可以被看做阶级形成的先驱。工业革命引起的市场的扩张可能激励了工人阶级，但绝不是从头开始创造了这个阶级。

而在波兰尼所分析的殖民地，殖民秩序不仅没能摧毁本土社会，反倒用积极的行动来支持这个社会。殖民者自身为市场对非洲社会的入侵制造了障碍。殖民统治力图保护本土社会，一方面是为了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政治的稳定。以种族隔离和间接统治为特征的殖民体系依赖本土社会的生命力来防止可能给种族隔离带来政治威胁的（最后也确实如此）工人们在城市聚集。如果说对利益和政治稳定的考虑限制了对社会的殖民掠夺，那么也正是它们为最终摧毁种族隔离的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布洛维指出，从现在对英国和南非了解的情况看，波兰尼和葛兰西认为社会和阶级是共生的思想（即二者互相需要）是令人赞同的。但是，波兰尼认为是市场把社会从无至有地制造出来的看法是违背史实的。为了弥补其错误的社会历史论，他构想了一套错误的阶级形成论。这套所谓阶级是从虚无中形成的理论最终高估了工人阶级可能的现实成就。也就是说，由于忽视了组织传统的重要性，波兰尼不仅误解了阶级的起源，而且没有理解这些传统是如何塑造、限制和禁止阶级目标的。与之相反，葛兰西没有过多地困惑于起源间题，却对阶级和社会的共生有着更现实的（也是悲观的）理解。这个共生不是由市场干预的，而是由国家干预的。通过强调阶级、国家、社会的三足鼎立，葛兰西不再把市场看做一种物质力量，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要理解葛兰西的三足鼎立说，需要理解他的霸权的第二层含义。

阶级：霸权和反霸权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命题是阶级斗争激化论。阶级行动者和阶级利益是由和生产资料的共同关系决定的。为了争夺生产资料，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展开了日益深化的、不可调和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历史的引擎。葛兰西和波兰尼反对这种经济学家谬论（波兰尼用语），他们倾向用霸权的（第二种）概念（葛兰西用语）来解释。霸权在此处指的是社会把阶级组织起来的方式（包括阶级的含义、阶级的能力、阶级的利益、阶级的同盟）和具有变革作用的阶级斗争的潜力。他们虽然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会自动激化的理论，但都沿用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法（地主、农民、工人、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等等——都是根据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定义的），保留了阶级分析。不过，他们认为没有阶级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对阶级利益、阶级能力、阶级同盟等等也不做预设，而是让总的国家政治结构来决定。

葛兰西：霸权与反霸权

相比于马克思，葛兰西试图理论化的是社会变迁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而不是它固有的方向；是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种种机会而不是预设任何推动历史发展的引擎。由此，葛兰西发展了“霸权”统治的第二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指暴力和认同的联合。这层意思把霸权和独裁区别开来。第二层意思指阶级统治的结构。这层意思用经过协商的利益让步取代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用合作式对抗取代零和式冲突。除了上述两种霸权的理论含义外，还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霸权（资本家进行统治）和社会主义霸权（工人阶级和其盟友成为全体利益的代表阶级，结合暴力和认同进行统治）的区别。关于社会主义霸权，葛兰西并没有详细论述，这也是布洛维在接下来将来发展的思想。

在葛兰西关于霸权的分析中，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潜在的、自身的反霸权，也就是基于工人阶级的经历和利益的另外一种霸权。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难以把自身的利益表达为一种普遍利益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家的物质资料，他们既要说服农民和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又无法对其盟友做出物质利益上的让步。所以，他们能做的一切只是宣称（许诺！）盟友的长期利益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霸权是一致的。再来看看霸权的制度基础，工人阶级的困难就更多了。资本家能利用国家把暴力和认同协调地结合起来，而工人阶级只有被称为现代巨头（Modern Prince）的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公民社会的战壕内推进平等、正义和民主。葛兰西幻想在共产党内部或在其监管下，能够培养出一种替代政策，即民主的公民社会，希望藉此调和“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霸权。葛兰西也曾设想基于工人阶级特殊经历的另一种道德和思想秩序。他说，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打破工人“继受自以往、不加批判地接受”而导致的“道德和政治上消极、顺服”的常识，发扬工人共有的善识核心，也就是“对世界的实践改造”。

波兰尼：社会利益和市场

波兰尼的理论假设是：“阶级的命运是由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社会的命运决定阶级的需要。”阶级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那么他们注定失败；但若为保卫、扩张社会而斗争，他们则更有可能成功。换言之，波兰尼认为，社会，而不是阶级，才是超验的历史范畴！这就能解释为何他如此执著于“社会的本体”，为何我们把他的“社会”称作“能动社会”。他用从“自在的社会”到“自为的社会”的过程替代了经典的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过程。社会主义只是意味着社会实现了它的潜能：“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工业文明通过有意识地使市场服从于民主社会来超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一种内在趋势。”

波兰尼

布洛维认为，波兰尼未能对社会主义的过渡进行考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他没有理解阶级统治的力量。在波兰尼看来，任何阶级都能把本阶级的利益表达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整体利益或社会利益。这种代表能力不是资本家的特权！换言之，波兰尼虽然讨论了表达整体利益的阶级概念，但为整体表达利益不是巩固统治的手段；这不是霸权。也就是说，波兰尼把“社会”（能动社会）视为各阶级团结的基础，葛兰西则认为“社会”（公民社会）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工具。

综合：斗争的基础——生产还是交换

布洛维指出，波兰尼或许并不理解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为反霸权提出了一种更可信的解释。吸引所有阶级的不是生产而是市场过程。在工人眼里，市场是失业、贫穷、漫长的工作时间和血汗工厂的根源。在农民眼里，市场致使他们丧失土

地，被迫沦为工资劳力。在地主眼里，市场贬损了土地的价值，引进了大量的廉价食品。在资本家眼里，市场的混乱无序带来激烈的竞争，威胁了他们的生存，而且因为全球化而愈演愈烈。妇女面临着家庭和工作中工作量同时增大的双重变化。人人都因为不受制约的市场而遭受苦难：环境破坏、全球变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自由时间被占用等等。然而，“反霸权”的阶级特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定义）能否成为组织反霸权的霸权力量？

葛兰西令人信服地说明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积累是资本主义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他认为，生产，至少是生产的经验，也能提供反霸权的基础是错误的。与马克思一样，葛兰西认为市场是附带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导致旧秩序衰亡、新秩序诞生的生产核心。虽然异化的、堕落的工人可能是另一种效力有限的解释，但绝没有市场以多种方式关系到所有人的那种普遍性。从建设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看，葛兰西提出了霸权理论，但没能提出有说服力的反霸权基础；而波兰尼为我们指出了通往反霸权结构的道路，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这条道路上的障碍。

国家：世界秩序下的国家发展道路

至此，布洛维已经阐明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颠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命题一，资本主义不会必然产生自身灭亡的条件，反倒产生了遏制和吸收这种自灭趋势的社会。命题二，阶级斗争没有深化和形成两极分化，反倒在霸权范围内形成了斗争组织。还有经典马克斯主义的第三个命题要进一步阐述：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它同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创造出物质基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命题是其线性历史观的顶点。这种历史观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最先出现在产生新秩序的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它的条件成熟度依次进入社会主义。

上述这些对线性历史观的不同看法在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中都能找到。他们反对（客观的）目的论,但认为应该有telos，即一个终极的主观目标，作为评价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标准。葛兰西的问题总是：给定国家的社会组成，什么是社会主义转型的条件？有多少可能性？显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发生这一转变。类似地，波兰尼根据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各种替代方式所能提供的自由度来评价这些方式的优劣。不过，他们在一个方面确实不同。葛兰西把国家的发展道路看作由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结构所决定，而波兰尼则视其为经济和能动社会互相平衡（或不平衡）的结果。这一区别不仅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密切相关，而且和他们做比较研究关注的国家有关——葛兰西的意大利和波兰尼的英国。

葛兰西：国家和公民杜会的结构

布洛维认为，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是他给资本主义分期和归类的基础。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公民社会达成“恰当平衡”的标准。法西斯主义是国家吸收社会、粉碎社会的自主权、规制社会跃动的怪胎。它抹杀了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界限。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后者有解散国家强制工具的倾向，它通过自我调节的社会以扩大自由。葛兰西用三个原因来解释国家和社会的这些不同结构：①历史传统（过去的沉淀）；②阶级斗争催化的有机危机；③民族国家相互间的挑战。

虽然葛兰西有民族国家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世界观，但他的这个世界是没有自身的逻辑的。虽然认识到有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的集团可能是霸权式的，把世界组织成一种多维度的等级秩序，但是他尚没有和“国家间”相对的“跨国家”或“超国家”的观念。在他那里，民族国家一直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历史的和外来的力量的交汇处，是产生霸权危机的所在。

波兰尼：对市场的不同反应

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比较各国的模式，即把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追溯到各国的历史和情势中去，因为是它们提供了阶级斗争和未来发展的条件。他最后认为，历史没有潜在的、必然的发展道路：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理论不适用；阶级斗争是一系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随机产物。与之不同，波兰尼则通过摈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考察连续的时期内社会对市场的反应如何为阶级斗争创造条件，以此复兴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观。

波兰尼没有像葛兰西的三种“力量”（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和阶级形成三阶段那种对情势的充分分析，但他确实用市场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发展趋势和反趋势对变革和过渡进行了动态的分析。这对独特的矛盾，即所谓的双重运动，即是各国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它使一切基于国家先发优势的线性历史观不再成立。

综合：国际新秩序

通过对波兰尼和葛兰西的思想的分析，布洛维所想做的，是以一种综合的视角分析当前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狂潮扩展的当下，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国际秩序？布洛维指出，当前世界，一方面，存在一种新的自上而下的独裁。它以美国这个安全国家为中心，和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这些超国家霸权体相结合。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跨国运动兴起。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一种可能的反抗帝国权力，尤其是美国的运动战，而世界各地的运动（反全球化、女权主义和环保运动）汇集起来构成了一场阵地战。如果分析正确的话，现在的情势给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从未如此严峻的问题——葛兰西回避了它，但现时代的我们不会。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目前为止，布洛维已从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中发掘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并仔细考察了他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三条原则的分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蹈灭亡，而是强调社会的建构协调了国家和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自发扩张，而是强调阶级有霸权体系，各阶级利益通过妥协和联合相协调；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社会主义的条件会自动成熟，而是看到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在进行这一系列的理论考察与历史分析后，布洛维试图根据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来关注当前世界的相关问题。

共产主义所遭受挫折不仅给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给大众对社会民主制的热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后共产主义时代，激进斗争的中心已从分配政治转向身份政治，南希·弗雷泽称后者为承认政治。布洛维指出，当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跟上这次重要的转折，但同时也不能失去对阶级的关注。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序一致、天衣无缝的整体。我们必须看到它被种族和民族分割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只能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方可理解。我们从殖民主义开始论述不光是因为世界在这里完全分成了两半，而且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考察发达资本主义下“社会”的意义，也需要考察世界格局边缘的“社会”。同时，我们需要更深刻地反思社会和国家、经济的界限；而另一方面，也需要思考社会和以家庭为主导的私人领域的界限，以及需求是如何跨越这些界限被表达和满足的。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它们已经跨越了国界（不再是根植于国家之中），通过跨国非政府组织相联系，受到分散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推进。在以上所有方面，我们只能把葛兰西和波兰尼作为始点，而不能作为终点。在探索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时，布洛维希望发现一个能够唤醒社会学家想象力的“真正的乌托邦”，无论它还是多么原始。

可以看到，葛兰西与波兰尼二人的建议都把社会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用来表达和汇集需求，保证领导者实施民主的回应。若没有这个自主的社会领域，社会主义就容易堕落为一种极权主义，好一点的话，也是一种“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管制”。布洛维认为，不仅如此，缺乏能够做出回应的社会，社会主义甚至无法在它自己制造的危机下生存下来。布洛维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经济危机只有在变为有机的危机，也就是政治危机时才会威胁到现有的秩序。为了遏制政治危机，社会主义必须和资本主义一样产生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市场不一定就会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能动社会。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市场的扩张可能带来积极的回应，也可能带来消极的退守；可能带来一场大转型，也可能带来一场大倒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国家和社会将以怎样的形式支持市场化的潮流，阻止或逃避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

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反殖民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场反对殖民秩序的斗争；另一方面，它是一场在殖民社会内部争取霸权的斗争。正是第二种政治斗争决定了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值得分析，他们有两大类：一类是为了防止社会变革而支持非殖民化的传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希望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殖民制度，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将波兰尼的民粹主义情绪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连接起来的法农比葛兰西更加清楚地表示了社会主义若要成功，总要把来自本土社会内部的阵地战和反抗殖民制度的激烈的运动战联合起来。特别是通过阵地战，民族解放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民主的、参与式的社会，隔绝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威势之外。法农的观点和波兰尼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葛兰西的受规制的社会是很相近的。此外，公民社会与集权统治的两端分化、消极革命与积极革命的差异等都是需要理论分析的问题。

弗朗茨·奥马·法农（Frantz Omar Fanon，1925-1961），法国学者、专注于黑人文化研究，并使得非洲研究真正受到西方学界重视。代表作为《黑皮肤、白面具》《大地上的受苦者》。

在前面，布洛维已从概念上区分了公民社会的宏观分野和微观权力。前者分割了整个公民社会，诸如种族和阶级；后者凝结在工作场所、家庭这样的制度内，散布于公民社会各处。至此已经思考了公民社会在种族秩序下的分化，还需要思考的是公民社会如何分裂成一系列具有父权色彩的领域。在这一方面，保守势力试图将一些在社会运动中由私人领域被转向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私人化，试图把这些需求在政治上中性化，不确认其地位。比如女权主义一直以来都在争取把家庭领域政治化。与此同时，其对手们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试图彻底把公民社会和国家划清界限，把它变成没有政治的无用之地。公民社会里的许多女权主义斗争注重控制再生产条件——比如，打破国家对妇女堕胎权的限制，把决定权还给受决定影响的人。这无疑包含了阵地战的全部内容。担任保卫或突破领域边界任务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一方面，一批有机知识分子把需求从私人领域带入社会领域，或把社会领域的政治功能扩大到私人领域。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担任着驯化需求的职能，或是把它们逼回私人领域，或是以专家的面目来管理它们。从这一方面看，知识分子的多重角色也是需要反思的。

随着全球化发展，跨国社会成为趋势，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探索社会如何突破国界，组成一个由不同地域的民族或国家、非政府人权组织、环保组织、劳工组织，或许还包括跨国公司内部或外部的经济网络组成的跨国社会。同样，还要思考跨国社会的结构，它和那些自上而下建立的跨国组织的关系，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转型不能再被看作旧制度整体瓦解、被新制度完全取代的过程。它再也不是由三个条件（经济矛盾、阶级斗争，和新秩序的萌芽）在时空上的同时成熟决定的了。未来的社会主义转型也不会只集中于民族国家，而会包括各种地方斗争。这些斗争在一场同时发生的阵地战和运动战中超越国界联系在一起。它在呼唤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为资本主义制定了必然灭亡规律的立法者，也不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从事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寻找地方的先例、新的制度形式，还有现实中的乌托邦；并把这些都放到它们的环境中，把它们译成一种公共语言，把它们从世界各地联系起来。用鲍曼的术语来说，阵地战需要超越立法者的解释者，他同时还是一位不断发现新疆域的旅行家。

在文章末尾，布布洛维指出，最近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斗争可能不会比过去的斗争更成功。然而，它被阐释得越清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越有力，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会变得更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