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40）
原著连载（40）
第五章 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还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原因之三，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无神论的倾向，在信仰观上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天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并力求回答的基本问题。主张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上古时代人们对天体和天象的崇拜观念；中国原始部落中，普遍流行自己的祖先在天上时刻保佑、监视着自己的观念。上述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造就了中国人“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文化渊源。“天”在中国文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夏代和商代流行的是“天命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类的一切吉凶祸福都是天的意志决定的。西周时期，人们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周公为了论证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提出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的观点，认为“天命”是时常变化的，天保佑不保佑你坐天下，要看你是否有德。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有德，商纣王无德。这种观点强调统治者的命运主要靠德行来决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大动乱的发生，人们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思维方式，自然哲学思潮开始兴起，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郑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子产提出的“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观点，就是中华文化由迷信鬼神向轻鬼神、重人事转变的有力佐证。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思想，他对子产也极为赞扬，进而对鬼神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他的学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当学生问他鬼神之事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论语》中，有关“天”、“命”以及“天命”的言论，共有26次，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孔子也曾受到天命论的影响，但是，他基本上是把“天”看做一个有生命的、创生万物的大自然。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易传》发挥孔子的思想，指出“生生之谓易”就是天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天道”。孔子认为：“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这是把天看做一切生命之源的敬天观念。《易传》进一步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天地最崇高的品德是创造生命，“天德”乃是一切价值之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人既然是天地所生，就有责任继承天创生万物、爱惜生命的美德，承担起天赋予人的神圣使命，也就是要“知天命”（《论语·为政》）、“畏天命”（《论语·季氏》），敬畏天的神圣性，敬畏并感恩天创生万物的伟大精神。这固然反映了远古先民朴素的宗教情怀，但是，与各类宗教对上帝等人格神的盲目崇拜是不同的。第一，宗教的教主是彼岸世界的神，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后世虽然把孔子封为“圣人”，但是，孔子幼年贫苦，青年立志学习，终于成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并以仁爱之道教化民众，历经磨难周游列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毅精神，推行礼乐仁和的政治理想。这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是他成为“圣人”的道路，也一直是儒学传承中的主流。第二，宗教是对神秘世界的崇拜，儒学是对人类未来的追求。宋朝人张载有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追求人类美好的未来。第三，基督教、佛教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来生，我国本土的道教把希望寄托于长生，追求成仙，主张“出世”，而儒学则强调把握今生的意义。儒家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人生“三不朽”，就是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第四，宗教是由上帝和鬼神来支配人类的命运，而儒学更注重以理性的思考来观察和认识事物，更强调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有人从《论语》中关于“天”的一些说法，推断出儒家的“天”就是一神教的“上帝”，这实在是一种误读。
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之一荀子所著的《天论》，是儒家典籍中对“天”这个概念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章。其一，荀子肯定了“天”的客观存在。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是说，天地万物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既不会因为有尧这样的圣王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桀这样的暴君而消亡。在荀子看来，天就是大自然，它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观点，与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是根本对立的。其二，荀子提出人要顺应自然，学会运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他说：人对于天而言，“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就是说，顺应大自然的规律而采取正确的治理措施，就会获得成功；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而采取错误的治理措施，就要招致祸害。他举例说：加强农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那么，天就不可能使人贫穷；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顺应天时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天就不可能使人受损；学会运用自然规律而又不心存二意，那么，天就不可能使人遭祸。与此相反，农业生产荒废而又开支浪费，那么，天就不可能使人富裕；生活资料不足而又不勤于生产活动，那么，天就不可能使人保全；违背自然规律而胡乱行动，那么，天就不可能使人得到好结果。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明辨了自然界的规律和人应采取的行动，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其三，荀子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所谓天的意志决定人间治乱、吉凶、祸福的观点。他说：社会的太平和动乱，不是天的意志决定的。因为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和历法现象，是夏禹和夏桀同样具有的自然条件，夏禹凭借这些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却把国家搞乱了。流星坠落，树木爆裂作响，这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是事物较少出现的现象。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日食月食发生，刮风下雨不合时节，怪星偶然出现，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政局安定，就是这些现象同时发生，也没有危害。君主昏庸、政治暴虐，即使这些现象一样也不出现，也没有好处。其四，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力改造自然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这就是说，与其崇拜天而思慕它，哪如把天当做物一样蓄养起来而控制它？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哪如控制天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与其盼望天时而等待它，哪如顺应天时而役使它？与其依顺万物的自然繁殖而求它增多，哪如施展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去变化？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自己使用的物，哪如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 综上所述，《天论》所说的“天”，就是指日月运行、四季交替之类的纯自然现象，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所说的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儒家无神论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儒家的先哲们主张推行教化。怎样推行呢？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广泛流行、影响深远的多神教传统。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他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他的态度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他一生始终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人的切身利益问题。他既然关注人的现实问题，为什么又注重丧祭之礼呢？他的学生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就是丧礼，“追远”就是祭礼，儒家重视丧祭之礼，是为了“民德归厚”，发扬孔子所倡导的孝道和仁爱精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智慧，在《周易》中被概括为“神道设教”。《象辞上卦·观卦》说：“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意思是说：圣人观察四时的运转，春夏秋冬秩序井然，就像有神灵主宰一样。于是设立鬼神祭祀，利用民众信仰鬼神的心理来推行教化。“君子”虽然祭天祭祖，但并不是真的祈求天神或祖先保佑，而是为了利用传统宗教的力量来让人民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用《荀子·天论》里的话来说，就是：“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宗教和无神论的巧妙结合，它有效地化解了无神论的文化核心与民间神灵崇拜的矛盾，因此一直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推崇，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基本特征。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儒学的无神论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