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艾子
文/艾子
我的母亲有个绰号叫“七辣子”，据说是宝应杨年庄的乡亲们给起的，我们包括我的父亲、外婆、姨妈等都不敢当面喊，生怕“七辣子”发威，搝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
我从就小记恨这个名字，就像嫉恨大老虎一样，她好像从来没有错的事情，就像万有理的孙女——兆有理。
她嘴一张、手一双、精密的过了靶，算计得无缝插针，一丝不漏。她又像个刚愎的大男人，个人英雄主义十足，样样冲锋在前，样样唯我独尊。她太缺少儿女情长，缺少文化理念和耐心，一棵朴实的心却穿上了地主婆的外衣。
对她只能恭维加惟命是从，不能拤她的簧，拆她的台……（我儿子看到这块，肯定有同感！我说出了他想对我说而不敢说出的心里话）（小坏蛋！我早防你偷看）
“七辣子”老了，我可以大胆的讲她的“坏话”放心的开她的玩笑，点点滴滴的坏话和往事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对母亲的深深敬意和理解，她那个年代的人，能这样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从不说空话、大话，用实际行动抚育着我们，用尖刻语言激励着我们，用独立自主的精神感染着我们，最终造就了我们三个不同岗位的成功子女。（小坏蛋！你？）
妈妈！您该歇歇了！我今生还是感谢您的！会报答您的！
……
母亲出生在1934年5月18，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按顺序是排在老五，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她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外婆是填房，从兴化嫁过来的时候才十七岁，丈夫大她40多岁。一进门就有了喜，还是个男孩，一边奶孩子一边跳皮筋的她，接二连三的生了七个子女，她恨死了那万恶的旧社会的妻妾风俗，恨死了那不能节制的性生活！
外公家，是个破落的地主，虽有点钱、有点地，实际上早就成了“沈万山的家什”禁不住风吹雨打了。（沈万山：浙江周庄富豪，子孙无德，靠变卖家产度日，最后出卖了“亡人龛子”）
听说外公是一表人才，琴、棋、书、画一样不赖，乡里有名的财主秀才。加上祖上积德，为人宽厚，颇得人缘。二女儿十九后又取了二房，生了长子，嘻笑眉开，人丁兴旺！好景不长，新四军来了。
土改，分掉100多亩地，得到了20亩，租子收不成了，佃户解放了，外婆不得不拐着小脚下田耕作，穷书匠家庭出生的她夜以继日地劳作也不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老的老、小的小，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佃户们十分同情，偷偷送来了谷子、粮食，加之变卖部分物品，总算维持了两年生计。
“二黄”（国民党）来了。
抢诈是“二黄”的特性，破落地主家一些值钱的东西首当其冲，滴水不漏，外公死了，东西没了，粮食不够吃，众姐妹挖野菜、刨茨菇、打麻雀、摸鱼抓虾，东家借、西家挪，一家人转辗投靠周边的亲戚艰难的熬着。
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最大的威胁就是杀人，奸淫妇女。外婆三十岁不到，家里又是女眷多，一个家庭妇女拖着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到处颠沛流离……
外婆的姐姐和老外婆在上海谋生，外婆带着五口人（包括十三岁母亲在内）去投奔。一家十三口人住在八平方不到的小阁楼上，白天姐妹们外出做小工，晚上煤油灯下糊火柴盒、纸套子，炸油端子，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生活，寄人篱下还得忍气吞声，可怜睡觉连个腿都伸不直……
母亲曾忆苦思甜的说：兆年个，我在上海卷烟厂做童工，别的人欺负我们，骂我们“乡窝人”“缸卜佬”其实他们也不是正宗上海人，每次领烟叶的时候，都鉲在前面捡好弄的挑，我姐姐们经常领不到活被气得哭。我是不怕他们，跟他们搝，跟他们打，把烟叶子煳到他们身上，用吐沫星子喷他们，用鼻涕撘他们，结果他们让我远远的。这样一来我姐姐们就有活干了。哈哈！
母亲小学没有毕业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动荡的年代度过的！
49年，解放了，全家回到了家乡，大舅从高邮师范进入了上海杨浦区公安局，当了副局长，二姨在县城做了老师，三姨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七辣子”16岁参加了第一届合作联社干部培训班，51年正式参加工作。在宝应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会计、总帐会计、财计股长，直至退休。
我的童年印象，我的父母整天加班加点开夜车，难得一次休息，没玩没了的家务事，根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嬉戏的时间，父亲在湖西工作十一年，母亲承担了养育儿女的重任，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自然就看不到她的笑脸，往往倔强的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我从小就恨我的母亲。
我的家在那座小城算是中产阶级，父母加起来的总收入八十三元，平均每人十四元不到，母亲和父亲不得不精打细算地经常拿出算盘来敲。那时的生活都很简朴，加之我们家的穷亲戚特别多，农村的、下放的、无业的、还有隔壁的邻居经常来借多还少的，遇到哪个月“天灾人祸”，大家不得不节衣缩食了。
母亲几乎不吃早点，偶尔难得半块荒烧饼，1/4根油条，挖了洞的削价水果紧我们先吃，好菜上桌催我们先拣，还说我不喜欢吃这些异奇八怪的东西。
夏天，她睡在凳子上，把凉棚让给我们乘凉；冬天，她把新棉花胎垫在我们床下，自己说老棉花胎合身；春天，她让我们每天吃大蒜，吃得是头昏口臭，为的是不得脑膜炎！（老娘电话：让我去拿月饼）<怪不得耳朵发烫>
母亲在那个小小的县城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吃香的人物，虽然是个烟酒公司的小小会计，等于是这个公司的二把手，甚至一把手都惧怕她。
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物资非常匮乏，糖烟酒煤油之类的东西都要票证，再说家家户户基本都不够用的。亲戚朋友点头哈腰找上门来求她的开后门买东西，她一般都回绝，回不了的人多了，她就头疼烦躁了，往往家人就是她宣泄点。
以前我不懂她的苦衷，往往认为她脾气坏霸道，还专门和她作对。
她帮助了别人从来不要一点好处，往往别人带一点土特产来，她回礼的东西会更多，她总是叫我们永远不要割占别人的……
（未完待续）
我的父亲盛炎，1930年11月21出生，貌似称其是盛萱怀的后代。祖籍苏州，祖父、祖母带着金银细软逃难来到宝应望直港，据说我们祖宗被洪秀全杀死了，我族人还留有清朝的官帽、官袍和家谱。
世态平静后，祖父祖母来到了县城，开起了银两铺、布店、杂货店，并置了很多房产，五个儿子都有基业，人丁兴旺，五房媳妇基本上吃斋念佛丰衣足食，家庭幸福美满。
过年的时候，要饭的人总是先到盛家“盛家，盛家，要到盛家要万家”（表叔口述）盛家则在门前摆上大缸，大淘萝子，无限地供应稀饭和馒头。繁多的礼节进而不乱，每逢初一，十五烧松针、搓圆子、敬祖宗；八月半，再远的人都得回家来，晚上摆上月饼、菱角、芋头、子孙藕、糖果、柿子、鱼、肉、鹅等，点上蜡烛、斗香、灯笼，先拜月亮后拜祖宗…… 每个节气干什么、吃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
【我在那个大院里度过了三年童年，黑漆铜钯的大门上贴着“汝南名家·广陵世胄”横匾是“盛世太平”堂号：广陵堂。门两边立着两座雕花的石鼓子（听二奶奶讲：从前是石狮子）一进门是照壁，上面是砖雕，凹在中间的是孔子还是什么人的半身像，旁边雕的是葡萄、石榴、桃花、鹤、蝙蝠、小鸟等，还有一张供台，常年供奉着糕点和香炉。我住那儿的时候，整个大院已经衰败了，老人就剩下裹小脚的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二奶奶没有子女，我经常帮她镊倒眼毛，她拿出许多簪子、绒花、别针、耳环、手镯等小件随我挑，还给我壹贰分钱作奖赏。她圆寂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害怕，拉着她冰凉，把我的小手帕塞给她。二奶奶、三奶奶葬礼非常隆重，好多青衣道士围成一圈，把僵硬老人盘坐在一个瓮状的大花缸里，周边放满松木和松香，盖上帽盖子，吹吹打打抬花轿般的来到运河边，墱在早就挖好的槽沟上，坑塘里，坑塘外摆满了木柴……】（走题）
我父亲是五房唯一孙子，一岁不到母亲就牺牲了（被口乌、产后风），祖母就成了他和姐姐的妈妈。随着时代变迁，家境的衰败，加之他“惯宝宝”的父亲不学好再婚和抽大烟，实际上孩童大的父亲和姑妈已经没有地方落脚了。祖父去世后，祖母由四房轮流赡养，祖母挎着两个拖油瓶的孩子受的全是眼泪罪！
父亲口述：三奶奶是个极其善良的人，非常善待我，早饭是从来没有的，往往放学的时候三奶奶会在灶锅里放一碗二沫子粥（厚的意思）给我吃，她就像我的亲妈妈，人长得也贤惠漂亮，我最爱的就是这个婶婶，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也都困难，只是力不从心罢了。跟随着祖母到了四奶奶家姐姐正好过十岁，精明的四婶娘下了一小碗麻油面，里边还藏了一只蛋瘪子，婶娘让姐姐躲到床肚下面吃，我放学回来闻到麻油香，到处找姐姐，一直爬到床肚下，拽出姐姐，把蛋和面一口气吃光了！姐姐抱着我痛哭了很久很久，祖母在一旁试泪叹气。我们姐弟俩从小就等于是孤儿，姐姐16岁就被迫出嫁了，我13岁到了范水学生意，五更头上要起床烧早饭，家务事全包，还要站店。每次把饭装到桌上最后一个吃，必须第一个停筷子，中途还得不断地帮大家添饭，往往饿着肚子不敢说。记得有一次偷吃杂货店的黑枣，几天大不下大便，急死了，哈哈……
父亲是个畏畏弱弱的人，从小寄人篱下养成了话不多习惯，五岁还不会说话，大家以为他是哑巴，后来好像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渐渐就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
新中国解放，父亲也获得了新生，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商业培训班，先后在县政府、商业局、百货公司工作过，后期还当了糕点厂的厂长入了党，那时候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收拾烂摊子，导致后来身体节节衰落。
父亲的奴性还像与生俱来的，可能与他的童年息息相关，他总是讨好别人求的安宁，他当了领导还是奴才，整天为别人穷人全心付出，在家也是忍气吞声，温柔贤惠。
他的一生悲惨坎坷，起伏跌宕，晚年中风不能自理，在轮椅上苟延残喘了八年，最后为了一碗老妈的香菇米线，含恨死去……
他终年73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