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一些记忆
在办公室里，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在明亮的灯下，在有灵魂的纸上，笔，是我的朋友，伴随了我几十年。我的笔尖随时都会对我作亲密的拜访,并收藏了许多我在纸上“耕耘”的记忆。笔，不会说话，但它在我的手中书写时，通过其笔尖与纸的“磨擦”，会发出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只有在很安静的情况下才能够听得到的。尽管它的声音是低微的，但它的话却很长，很长，永远不肯停休。它能把我深藏在心底的记忆和情感，重新带回到那段历史和回忆中，追忆那段峥嵘岁月和逝去的流年旧影，品味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张扬自己的个性和情感。
吾辈“爬格子”爬了几十年，其中的酸甜苦辣真可谓是应有尽有，有些事虽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而是时隐时现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
众所周知，写作即“爬格子”是件苦差事。写作是工作和生活中与人沟通、交流、分享信息的一种方式，是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的创造性脑力劳动过程。参加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八年了，我大部分的工作都与文字有关，也就是说借助于一支小小的笔谋生。笔是我的一种劳动工具，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电脑，我所有的文字写作，都是通过笔产生的。每当我全神贯注地韵笔时，都会耗尽笔身体里的每一滴血，是笔用自己身体里的血浆，通过笔尖的锋芒，才让我大气呵成自己的一篇文章。为此通过笔尖产生了一些记忆。
一九八七年六月，我工作的单位中共安仁县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因机构调整而被撤销，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去哪个部门？我选择了县统计局，当时许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选择，其实原因很简单，与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比较接近。县统计局是县政府组成部门，为正科级。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县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公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初入统计局，我对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陌生，领导先是要我负责农业统计工作，然后又要我负责综合统计工作。单纯的做统计数据、统计报表还好办，用算盘噼叻叭啦，加加班就能完成，可统计工作远没有这样简单，还要做统计数据分析，并撰写统计分析报告，这一点难度就较大。那时候，局里面虽说是也有一台电脑，其实是一台原始微机，只能用作月底与年终数据汇总，不能查阅资料，我们各部门的数据统计靠的还是人工算盘，写统计分析报告没有什么参考资料，而且还是靠笔去写。我们每个人每月都要写两篇以上的统计分析报告，给局领导审阅通过之后交打字员打印，以《安仁统计》内刊形式报送给地区统计局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在县统计局工作几年，我撰写了几十篇统计分析报告材料，其中有的被地区统计局采用，有的被县领导批示转发，有的被地区统计局评为优秀统计分析报告。
由于我所写的这些统计分析报告，有一定的质量，被县政府领导看好，不久便调入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期间，每天面对的是文山会海，我与另外两位同事，负责县政府领导的讲话稿，上报省、地的各种材料，以及其他诸如内参、调研报告等。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几天几夜不回家，在办公室写材料，实在是困了，就扑在办公桌上小憩一会儿，用冷水洗洗脸继续战斗，直至材料完工领导满意为止。有一次县里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县长要代表县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我与另外两位同事负责起草这份材料。我们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初稿出来后分别提交县长办公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讨论，期间反复修改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定稿由于领导的原因拖延了时间，导致交给印刷厂排版印刷的时间极为仓促。当我们将这份“政府工作报告”的材料交给印刷厂时，离县人代会召开的时间只有十多个小时。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脑排版，也没有什么激光打印机，只有最原始的活字铅印人工排版。这样短的时间，一万多字，不能够有任何差错，那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有差错，因为我们这份材料，代表的是县政府，面对的是全县几百名人大代表，一有差错，弄不好就会是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压力十分大，大家只能是去印刷厂的车间，守着工人师傅们的排版和印刷。一次排版印刷出来后，我们认真校对，发现差错马上纠正，再来一次排版印刷，结果还是有几个标点符号没有修改，又再来。几番反复校对，在次日凌晨五点半，终于将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印刷完毕，六点钟准时送到大会秘书处。我们几个人长舒了一口气，尽管很疲倦，但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来中山市一个镇政府的党政办公室工作，镇区办公室的工作一点也不比县机关办公室轻松，甚至压力更大。除了要负责写材料之外，上传下达，接待会议，调查研究等，我都不能缺位。初来乍到，我遇到了很多困难，背井离乡，环境陌生，语言不通等。短时间内要克服这些困难的确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我并没有被这些困难难住，而是迎难而上，语言不通就多收看粤语电视，细听当地人的说话，经常去农村、工厂走走看看，与当地人交谈，了解熟悉情况。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我基本上能听懂当地人说的白话，这为我下村、下厂了解所需要的调研材料，撰写各类信息和调研报告提供了方便。一九九三年底，我在下村调研中，了解到东胜管理区的党建工作做得比较好，特别是他们推出的对上了年纪的老党员实行党龄补贴，这一举措很有创意。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分别写成信息和通讯稿，分别上报市委办公室和投稿给《中山日报》，上报的信息和投稿引起了新华社与《中山日报》的关注。新华社派出了高级记者张愈昇、江佐中两位同志，《中山日报》派出了主任记者谢先生，先后来我镇进一步了解情况，要我联同他们一起深度采写这件事。我与这些记者朋友们一道，再次走访了时任东胜管理区的党支部书记何武军同志，并入户走访了一些老党员，了解他们对实行党龄补贴的看法。之后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愈昇、江佐中两位同志，三人共同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华社的《内参》上，中央一位高层领导阅后，写下批语，肯定了东胜管理区这一党建工作的举措。我与《中山日报》谢记者共同采写的“东胜管理区对老党员实行党龄补贴”，刊登在《中山日报》头版头条显著的位置。
深挖典型，宣传典型，是基层党政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为鼓励农民勤劳致富，镇委、镇政府每年都要召开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宣传那些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我刚到镇上工作那几年，镇的办公设备十分简陋，仅有的一台手工打字机经常坏，如果坏了还一时半截修不好。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可把我急坏了。有一次镇里决定召开发展农村经济的会议，宣传推介一些先进典型。我通过下村实地调查了解，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连夜加班加点赶写了七、八份典型材料，经镇主要领导审阅同意后，交给打字员打印。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打字机却不争气坏了，这可把我急坏了，离开会的时间只有两天，这台老爷式的打字机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领导也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时让我急得像热窝上的蚂蚁，就在我一无所措之时，我眼前一亮，在办公室的一间杂房里看到了一台手动油印机以及刻腊版的工具，于是，我赶紧将刻腊版的工具拿出来，将我所写好的七、八份典型材料以及领导的讲话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腊纸上。腊纸刻好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油印，我将腊纸放在油印机上，我负责推印，打字员帮我翻纸，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劳作，几百份典型材料以及领导的讲话稿终于印刷装订好了。领导看到这些材料后，十分满意，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此时，我心身已经很疲惫，衣服的两个袖子沾满了油墨，回到家中，太太夸我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印刷工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高科技的发展，近年来，我也与时俱进，渐渐地疏远了笔这个“老朋友”，大部分文稿是在电脑上完成的。但我仍然喜欢笔，一些短文与书信，我坚持用笔写。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笔始终是我的“老朋友”。还有就是用键盘敲字久了，会让人渐渐的失去了对文字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能力，文字也会渐渐地变淡，淡如清水。电脑是机器，没有什么情感，尤其是书写的文字里，无论表达了什么，都是固定的格式和字体。在这种固定的格式和字体里，没有办法张扬自己的个性寄托个人的情感，终究让人感到虚空，没有人情味。
时光用日子串成四季，串成安静漫长的岁月，串成人们记忆的长河。在我人生记忆的长河里，我是一叶扁舟，笔尖是船浆，总摇动着，带我不断驶向远方，寻找那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