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文：我的农校时光
2013年10月，宁德地区农校农学（5）（6）班师生在福鼎召开联谊会合影
叶大文
弹指一挥间，我离开宁德地区农校已经将近四十年了。2015年宁德地区农校和福安师范学校合并，升格为宁德市职业技术学院，福安师范学校撤并新建实验中学，农校校址扩建为职业技术学院，农校这个名字永远成为了记忆。
回忆当年农校学习生活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不禁感慨万千。
1980年夏季中考结果公布，我去县城体检，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父亲去找堂叔商量，把堂哥的一件“的确良”衬衫借给我穿两天，权且应付。
体检结束，我第一志愿报了宁德地区农校。不久，一位邮递员从芹洋邮电所走了18里路，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给我送来了农校的录取通知书。对于我这个出生在“地无三尺平，狗都能跌死”、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旮旯里的孩子，能被农校录取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全家人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奔走相告。
次日，父亲按通知要求，把粮仓里仅剩下的300斤谷子无偿缴给了芹洋粮站。从此，我从一个农业户口变为居民户口，也就意味着吃皇粮了，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人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亲戚朋友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
当时都是四年制高中毕业生考中专，这一年我们寿宁三中这个大班包括复读生，教室满满的坐不下坐满了走廊，只考上三个中专生，可见那时的大中专招生人数极少，考上大中专的难度极大。
由于家里穷，我平时在家里穿的是全身布满补丁的衣衫，父亲想总不能让孩子穿这样的衣服去农校上学吧！那岂不是让同学取笑，父亲在高兴之余却因这事日夜发愁，入学前几天，父亲硬着头皮去找堂叔商量借钱，堂叔认为我考上农校了才给我父亲一点面子，否则还不肯借呢！借了10元钱，父亲特意赶到供销社用布票买了“的确卡”“的确凉”布，请师傅制作了一件“的确卡”衣服和一件“的确凉”衬衫，父亲又绞尽脑汁去求另一个堂叔，借了一床棉被，家里有一床旧被单，有一个旧的木制箱子，我把衣服等日用品全部装入箱子里，准备入学。
入学的一天，二弟帮我从村子里挑着箱子和棉被到武济村，我乘坐便车到斜滩，再从斜滩汽车站转客车到福安汽车站（票价一元），农校领导早就安排了校车和在校生，在汽车站等候迎接入学新生，我一到汽车站，这些陌生的在校生异常热情，立即把我的行李搬上车，把我送到农校，农校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己温暖的家。
刚到农校，对学校有了进一步了解，原来农校是歌声穿越悠久的历史，踏着记忆中坎坷与辉煌，栉风沐雨，风雨兼程，奋勉不辍，一路向我们蜿蜒而来。
宁德地区农校创办于1934年，建校以来，经历了几次搬迁，数度起落的曲折道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已具规模，一跃跨入全国文教先进行列，文革期间学校被迫停办，1975年几经跋涉，学校复办，重绘蓝图，跻身全国重点中专行列，学校曾经被誉为“绿色摇篮”，“闽东黄埔”，当年从农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在各条战线担任厅处级领导的不少。
学校坐落于福安洋边村，建有有教学楼，实验大楼，图书大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宿舍楼，学生食堂，农干班，运动场，公共厕所，还有大面积的茶场和农场。学校与洋边村庄是没有用围墙隔开的，后山是漫山遍野的杨梅林，校园周边绿树成荫，环境优美。
我被录取的是农学专业，农学专业招农（5）农（6）两个班，老师把我安排在农（5）班，只有恢复高考的首届（1977年秋季入学）学制二年，后来改为三年，而师范等其他中专学校学制均为二年，我们要多一年，在那生活艰苦的年代，我们只盼望能快点毕业出来参加工作领工资。
当时的校长是陈泮水，陈校长是1979年10月至1984年8月在农校任职，对待学生亲切，经常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作报告，说话思路清晰，工作能力强，没有官架子，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校长。
一年级课程有植物与植物生理学、化学、英语、语文、数学等基础课，农学两个班合在二楼的大会议室兼教室上课。二年级开始念专业课，两个班分开上课，主科有作物栽培学，作物遗传与育种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副科有土壤肥料学，农业微生物，气象学，果树，农机，畜牧等；还有三年都要学习的政治课，实验课，体育课。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刘光富老师，刘老师是福安本地人，兼任我们体育课。
一年级政治课是教导处主任王乐华老师任教，他中等身材，讲话严肃，有威信，有魄力，学生都怕他三分，他负责招生，招生时看过每位学生的档案和照片，上第一节时，他一走到讲台就能把每位学生的名字一一叫出来，学生无不敬佩他那超强的记忆力。
植物与植物生理学是潘崇环老师任教，他高挑的身材，配着一副眼镜，见到学生就点头打招呼，知识渊博，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风度，授课时不拘泥于课本内容，穿插讲故事，讲笑话，讲《红楼梦》，每节课都有新鲜内容，学生个个听得精神抖擞，无不喜欢他的课。
语文是林维希老师任教，记得我写了一篇《旗山景物记》作文，林老师还在班上表扬我。数学是吴涌乐老师任教，吴老师后来还担任宁德地区农业局局长。
二年级班主任是陈成基老师，陈老师兼任农业微生物课，是食用菌专家，后来担任农校副校长、福安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10月我和陈老师一起去参加由宁德地委组织部组织的拔尖人才读书班学习，还一起去深圳考察。
二年级作物栽培学是郭尧良老师任教，郭老师是寿宁藉老乡。
作物遗传与育种学是高绍良老师任教，高老师是地地道道的福安本地人，魁梧的身材配一副眼镜，对学生和蔼可亲，授课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是作物遗传与育种学专家，我很爱听他的课，如今遗传学的“独立分配规律、自由组合规律、连锁遗传规律”三大规律还牢牢记在脑海里，后来高老师还担任农校副校长。
二年级政治课是林开老师任教，林老师身材英俊，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年轻气质高，授课思路清晰，通俗易懂，口才好，理论水平高，我最爱听他的哲学课，后来林老师调到福州市委党校。
三年级班主任是林国宪老师，林老师兼任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课，福州人，后来调到省农科院生物中心。
三年级作物栽培学是蔡爱平老师任教，蔡老师农学院刚毕业就分配到农校，她当时是教我们的老师中最年轻的，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她长的小巧玲珑，眉目清秀，当时还是个女孩，听说后来出国定居新加坡。
土壤肥料学是王步臻老师任教，气象学是余泽锯老师任教，后来余老师调到古田县总工会。化学、英语、农机、畜牧的的任教老师已记不清了。由于本文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详细叙述。
农校老师辛苦，学生亦辛苦，每天都是满6节课，老师授课，学生听课，每节课学生都要做大量的笔记。
每科都有阶段考，半期考，期考。毕业时，还要把两年念的主科从头到尾重新复习几遍，参加毕业考，有个别学生考不及格而不能毕业，念农校和念高中同样辛苦。
农校的老师是与农业农民打交道的老师，都是高水平的老师，当年的校领导，教我们的老师均已退休，有的已去世，有的已步入高龄，有的退休不久。
2013年10月在福鼎召开农学（5）（6）班师生联谊会，林开老师，高绍良老师，林国宪老师，余泽锯老师，有参加见过面，很多老师从毕业后也未见过面。愿当年为我们辛勤付出劳动的健在的各位校领导，各位老师健康长寿！
农校除了上课，其次最重要的是劳动课，学生从课本上学习的理论通过劳动课与实践相结合。农校办有几百亩的农场，农场是学农的重要实践基地，农场距离学校大约有2里路。每个学生分一块水田，大约三分地，种植双季稻。一个星期一天劳动课，收购早稻和晚稻插秧时连续几天劳动课，刨田，育秧，插秧，施肥、病虫防治、收割。还要记载其农事活动，观察品种的生育期，特征特性，写总结。
班里有部分同学是沿海来的，也有个别是官二代的，从来没有拿过锄头，更没有插过秧、挑过粪，开始时，这些同学很不适应。我是山沟沟里出生的，在家里就是干这些活。抬人粪尿施肥，从教学楼旁边的公共厕所的粪池里，用尿瓢一瓢一瓢地把人粪尿舀到尿桶里，装满一尿桶，选一样高的两位同学用木杆一起抬一桶，经过一个池塘边的小路往上爬坡，再经农干班旁边的小路往下坡抬到农场。抬人粪尿还要两人配合好，要小心翼翼，否则很容易溅到身上，甚至溅到脸上，也容易滑倒把整桶人粪尿倒地上。
福安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当时有福建温度之最之说，别的学校都放假了，我们务必把头季稻收割完，把二季稻插下去，才能放假回家，比别的学校延迟20多天放假，这对于我从高海拔凉爽的山区，到低海拔高温酷暑的城市，的确是一种煎熬。
除了劳动课，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实习，结合科目需要，老师一两个星期就会带我们到福安当地农民的油菜园，甘蔗园，进行实地教学，观察学习油菜、甘蔗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
每学期老师要带我们去溪柄宁德地区农科所实习一两次，那里是我们最好的实习基地，有科研机构，有大面积的试验基地，有大量的种质资源，有高水平的研究员给我们传授科研技术，答疑解惑。
老师还带我们班同学去霞浦县实习两次，第二次到霞浦，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安排在溪南镇农技站实习。我乘车从霞浦出发，一路上沿着海边经过沙江镇到溪南镇，头一次看到那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大海，可谓大开眼界。溪南属于沿海丘陵平原，三面临海，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我们住在镇政府农技站的办公楼，办公楼面朝大海，镇里大部分是渔民，那里的渔民异常勤劳，每天凌晨天蒙蒙亮，渔民们男男女女，大大小小，赤着脚跑到大海里捞鱼。
当时的农技站长蔡炳坤，热情好客，工作实干，实践能力强，无私为我们传授农业试验栽培技术，我们在溪南实习一个星期，离开时蔡站长还用溪南海鲜招待我们一餐，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也没有吃过海鲜的山区学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再也不晓得这位老站长的情况。
我们在校的学生伙食费每人每月15元，国家每月发放28斤米，学生劳动辛苦，农场每月另外发每位学生5斤米，统一发饭菜票。
农校的食堂位置最低，在教学楼和教师宿舍楼的中间，食堂的一边爬坡通向学生宿舍楼，教学楼，另一边爬坡直通教师宿舍楼，教师宿舍楼、食堂、学生宿舍楼、教学楼成一直线。洋边村村民进出村要经过食堂门口，没有围墙把校园和洋边村隔离开，时有发生村民与学生冲突事件。
每8位同学每餐固定一张桌，我们同宿舍8位同学同桌，食堂每餐统一一桌一盆菜，每天早餐稀饭和午晚餐的米饭由学生各自排队用饭票购买，由于学生多拥挤，常常稀饭倒在衣服上，上街时，看到衣服上有稀饭污迹的年轻人，就知道这个是农校学生。
记得洋边有个老人，大约60多岁年龄，驼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在农校学习的三年，天天看着他提着一篮子油条来食堂叫卖，每根油条五分钱。这个老人可是个活宝，天天唱着顺口溜：“有钱吃'乘风’，无钱吃'九分’；家庭困难，一分'两条’”。意思是：有钱人抽'乘风牌’香烟，每包三毛三，无钱人抽“经济牌”香烟，每包九分钱，家庭困难的人抽“经济牌”香烟，一分钱有两支。这老人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海里回荡。将近40年了，再也不晓得这位老人的消息。
我在农校家里都没有寄钱，由于口袋很少钱，都没有上街买零食吃，学生宿舍楼门口有个小卖部，晚上睡不着时，偶尔去小卖部买二三两福安人家里自酿的红酒喝。洋边村有一位小姑娘经常在学生宿舍楼的门口摆馒头包子卖，我肚子实在饿了偶尔买个把充饥。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六点半，值日老师就到宿舍叫醒学生，刷完牙洗完脸，准时七点集合到操场做第一套广播体操，我偶尔晚上了不起，早上起不了，搞得慌慌张张，很是狼狈。我长得矮小体差，最怕体育运动，不会打球，我经常凌晨起来跑步，从宿舍开始沿着学校旁边的公路往里跑，跑到一个村庄又往回跑，锻炼身体还是很有效的。
每逢周末，我们偶尔约几个同学爬学校后山，在漫山遍野的杨梅林里栖息，采杨梅。
宁德地区农校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
空闲时去瞻仰闽东革命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而后，顺路逛富春公园。富春公园因坐落富春溪畔而得名，杂以四季花卉，满园飘香，环境清幽，酷暑时节，公园内的气温要比园外低5至6度，这里溪滩宽阔，溪水潺潺，远处仙岫峰直耸云天，近处龟湖山静卧水边，堪称佳境，每当夕阳西下，湖光石影，令人叫绝，在这里纳凉聊天，和风吹拂，豁然开朗，心旷神怡。
记得有一个周末，班主任陈成基老师组织同学们一起去天马山户外活动，同学们各自带着少量饼干，早上从学校出发走路到半山腰，在树林下休息，陈老师要求每个同学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说几句笑话，由同学们个自选择，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无拘无束，玩得不亦说乎！
我与陈水香同学同桌，他是连江县人，我俩都是矮个子，坐在头排，我俩老实本分，言语不多，在班里从来不敢大声说话，我两很好，从来未吵过架。
校规极严，校风良好，由于农学专业劳动辛苦，没有女生报农学专业，我们农学两个班都是“和尚班”，其他班有男女同学，一位副校长在学生做课间操时常常在台上提醒：“有的学生背靠背面对面谈起来了，这是不允许的”！当时刚恢复高考，有相当部分是上山下乡回乡知青考入农校，年龄偏大，有个别学生偷偷谈恋爱，当时的校规学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还有男女学生因谈恋爱被学校开除。
我课余时间娱乐活动是去图书馆看书，或把书借到宿舍看，买来音乐书看音谱自学音乐。
我的宿舍不在学生宿舍楼，是在教学楼，我们同宿舍的8位同学是：福安甘棠的苏铭义，是我班的班长，他父亲是甘棠卫生院的医生，为人忠厚，福安下白石的王允雄，福鼎的张开朝，屏南的李志停，寿宁的王允生江培源卢柏春和我。
我在张开朝同学的上铺，由于我老实，个子矮小，他特别关心和保护我，只要我被其他同学欺负，他就站出来帮我说话。我父亲来农校看我两次，由于那时没有能力住招待所，张开朝同学两次主动和我一起睡，把他自己的床位让出来给我父亲睡，我父亲已去世34年了，张开朝同学这种高风亮节的态度，使我终身难忘。
周末的晚上，我们常常跑到部队师部爬围墙看战斗片，偶尔挤到电影院排队买票看电影，一张票0.15元，看完电影再回到农校操场集体看电视。
当时福安有福建温度之最之称，宿舍没有电风扇，夜晚，同学们就把课桌抬到操场上睡觉，由于上半夜炎热下半夜冷凉，对我这个体力差的小个子，几乎天天感冒。
我在农校学习期间，家里状况更为坎坷，可谓贫穷潦倒，家庭人口多，弟弟妹妹小，我在家里至少可以帮忙父亲分担些活儿，由于长期离家，加重父亲的负担。
奶奶长期患哮喘病，没有医疗条件，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奶奶因感冒发烧去世，家里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不让我知道。由于爷爷去世过早，奶奶是一个苦命人，在世时十分疼爱我，去世时没有见一面，我十分悲伤。
母亲生了三男三女，我是老大，大妹妹没有念过一天书，她从小很懂事，很乖，八岁开始就帮生产队放牛，砍火柴，做家务，家里只有大妹妹能帮母亲分摊些家务，母亲对大妹妹非常疼爱。
因家里穷，经堂伯介绍，大妹妹十二岁就订了婚，也是我入学农校的第一学期，大妹妹出嫁，当时才十六岁，大妹妹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这右手必须割去，当大妹妹出门时，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流着泪看大妹妹走去。从那时起所有的家务又由母亲一人包揽。
父亲因积劳成疾，常年腰酸背痛，身体极差，为了养活全家，常年带病劳动，生产队在年终结算时，常常超支，分不到全部谷子，全家靠番薯米当粮草，由于缺乏营养，父亲身体越来越弱。
为了让我在学校有面子，父亲不顾虚弱的身体，带领一家人在生产队的田埂上种田埂豆，一年收获500斤，每斤三毛钱，去芹洋供销社买了一粒150元的“钻石表”，特意叫大弟弟从家里乘客车送到学校给我带，那时买这么贵的手表，全家人要省吃俭用一年。
1981年秋宁德地区农校寿宁全体同学合影
记得有一次父亲来学校看望我，买了第二天早上7点福安至斜滩回去的客车票，票价一块钱，我早上起来匆匆忙忙从农校半跑步送父亲到车站时，时间是7点10分，幸好客车没有开走，父亲很生气的对我说：“车开走了怎么办？我们还有钱买车票吗？”是的，那时打工一天的工钱才一块，父亲不辞辛苦，老远从家里来学校看我，我没有照顾好父亲，还让父亲抄心，心里倍感内疚。
我毕业时和同宿舍的李停志开玩笑，脸被他拳头碰了一下，脸部立即肿大，同学们立即把我送到宁德地区第一医院，住院半个月，住院期间，有的同学还提着水果来看望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同学情。没有钱付治疗费，父亲撑着虚弱的身体来回走八十里山路，从老家后正坑村去芹洋人民公社山头大队（外婆家）信用社代办点贷款15元，到芹洋乡邮电所汇款给我付医疗费，在医生护士的精心护理下才痊愈出院，待我出院时同学们基本都回家了。
1983年6月，我结束了农校的三年寒窗，8月分配到寿宁县农业局，当时全国严打，被抽调县公安局3个月协助严打工作，又被抽调大安乡政府协助计划生育和落实“两山”（自留山、责任山）工作，翌年被抽调到三望洋攻关点搞中低产田攻关，同年年底被调到县种子公司工作。
1994年农校60年生日校庆，我和寿宁藉学生到农校共聚一堂，共同怀旧。2004年母校70年生日校庆，我当时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寿宁藉林学茂老师异常热心，多次到寿宁找我组织寿宁学生参加校庆，退休后的王乐华老师不辞辛苦，特意从老家杭州赶到寿宁动员学生参加校庆，我组织了寿宁籍校友参加这次活动，这是农校的最后一次校庆。两次校庆我都领取了校庆纪念章。
去年年底，母亲在闽东医院住院，我请假几天照顾母亲，欲乘机去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看望一下原农校的旧址，学院门卫是不让陌生人进校园的。学院有个寿宁籍的吴勇老师，吴老师是我毕业后到农校任教，现任学院成人教育部主任，他虽然没有教过我，老乡观念很强，每次带培训班学员到寿宁实地教学，都会与我联系。我拨通了陈老师的电话，骑着电动自行车，从闽东医院出发，到学院大门，吴老师告诉我说，他的办公室是在新的培训中心大楼，也是原农校的茶场旧址，我又走一程路到他办公室，又碰到老乡周少秋老师，他的父亲当年在芹洋供销社工作，周老师从小在芹洋长大，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回忆当年读书的情景，仿佛就是昨日。吴老师和周老师又开车带我去食堂午餐，吴老师告诉我，现食堂的地址就是当年农校食堂的旧址，由于旧楼拆了重建新楼，我完全认不出来了。映入眼帘的是，校园面目焕然一新，高楼大厦琳琅满目，体育场地无比宽广，遇到学生老师相见不相识，有如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农校是我获得书本知识的殿堂，它教育我做人的道理，培育我从懵懂少年成长为热血青年，培养我走出校门，走出大山，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农业农村工作者。我酷爱这里的一草一木，珍爱这里的老师，挚爱这里的校友，我永远怀念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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