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华：阿里奥维斯塔其人其事
阿里奥维斯塔（Ariovistus），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大将军，骁勇善战，但狂傲野蛮，不知道和平技艺与自由德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大意义。他攻陷高卢之后，以严酷暴政施加于被征服者，招惹众怒。高卢人民忍无可忍，派信使到罗马祈请外援，恺撒因此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军高卢，在公元前58年摧毁了阿里奥维斯塔，并在高卢土地上植入罗马的自由政治理念，高卢因此走出了日耳曼人的丛林暴政，却走进了罗马的帝国版图。阿里奥维斯塔的性格与事迹主要见诸恺撒的《高卢战记》，除此之外，史家狄奥（Dio Cassius）的《罗马史》第38卷和普鲁塔克为恺撒写的传记中也有记载，但后两者基本上都以《高卢战记》为本。阿里奥维斯塔是活跃于公元1世纪的日尔曼人领袖，恺撒战记里称其为“日耳曼人的王”（Rex Germanorum），究竟是全体日耳曼人的“王”，还是某个区域或者某几个部落的“王”，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日耳曼分裂为很多部落，占山为王者众多。阿里奥维斯塔堪称一代枭雄，但是没有成就一番大业，这一方面和他生错时代有关，因为恺撒是他的同代人；另一方面也和他的政治理念有关，和恺撒的游刃有余的帝国手艺相比，阿里奥维斯塔的治国方略粗暴、原始，谈不上什么方略。
作为一个日耳曼人，阿里奥维斯塔秉有这个民族最鲜明的性格。恺撒在《高卢战记》第6卷考察过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与风俗，这份考察与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和思想价值。恺撒看到，这是一个对宗教与虔敬仪式没有兴趣的民族，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狩猎和战争”。他们不事农耕，以乳、酪和兽肉为食，国土全境被深繁广袤的厄尔森尼亚森林和巴钦尼斯森林覆盖，古老的莱茵河与多瑙河及其众多的支流像蛛网一样穿行在森林深处，形成连绵不断的沼泽，成为大自然赋予日耳曼人最好的战争防御工事，每当敌人大军压境的时候，日耳曼人就携家带口，逃入森林和沼泽深处。日耳曼人蔑视农耕生活的一个范例就是，他们粗暴地蹂躏自己的边境，使国境外围被一片广大的荒芜之地包围。他们热衷劫掠，并以此作为教育青年的最佳方式。阿里奥维斯塔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出生成长。
阿里奥维斯塔的主要事迹是以日耳曼国王的身份统治与他们毗邻的高卢人。马基雅维利曾经总结了这样一个教训：“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君主论》第3章）如果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能力”不仅包括武力，而且包括统治技艺的话，那么阿里奥维斯塔在高卢的统治生涯就非常精确地诠释了《君主论》的这个教训。阿里奥维斯塔进入高卢不费吹灰之力，因为高卢常年被各方贵族势力的纷争撕裂，阿里奥维斯塔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作为“援军”被高卢的两支贵族势力（阿浮尔和塞广尼）“邀请”到高卢的。在《君主论》第4章，马基雅维利讨论了两种“夺取”和“保有”异国土地的方式：一种国家难于夺取但是一旦夺取则很容易保有，另一种国家则易于夺取但绝对难于保有。前者以土耳其为代表，后者以法兰西为代表。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差异，亦即君主制的土耳其和贵族制的法兰西之间的差异。具体说就是，君主制国家难于夺取但易于保有，贵族制国家则易于夺取但难以保有。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是这样的：“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土耳其人的叛乱。但是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在那些像法国那样统治的王国里，情况就恰好相反：因为在那里常常有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如果你把这个王国的某些贵族争取过来，就很容易侵入那里。由于上述理由，这些人会为你的入侵开路，使你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保有这个国家，你就会遇到无限的困难，它来自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们和你已经打败的人们。你只是消灭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够的，因为残存的贵族将成为新变革的首领。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又不能灭绝他们，因此，当他们的时机一旦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
马基雅维利上述分析提到了法兰西王国中的经常游荡着“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是同样的措辞频繁地出现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比如第2卷开篇。在恺撒的高卢征战生涯中，他曾经细致地观察乃至研究过高卢人，并且发现，在高卢人中充斥了“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这类人给恺撒制造了很多麻烦，同样，阿里奥维斯塔面对的也是这类人，并且，他的事业最终也是葬送在这类人的手里。看来，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法兰西与恺撒时代的高卢尽管相隔千载，但的确存在着牢不可破的政治基因链，由此，经由自然血气和生物体液（humor）所型塑与传承的民族性力量的强大与固执可见一斑。
恺撒时代的高卢与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法兰西，两者的政治状态相差无几，它们都受制于彼此勾心斗角的贵族势力，王国处于分裂的边缘，异族武力以“外援”的名义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不管是阿里奥维斯都斯，还是恺撒本人，他们进入高卢都是利用了高卢人这个致命的弱点。在恺撒针对高卢人的民族风俗和性格的分析中，起笔一段话就把上述情势交待得一目了然：“恺撒到高卢的时候，一派的领袖是爱杜依人，另一派的领袖是塞广尼人。后者的力量赶不上埃杜依人，因为最高的权威从古以来就属于爱杜依人，他们的属邦也极多。塞广尼人因此和阿里奥维斯塔和日耳曼人连结起来，以极大的牺牲和诺言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在打了几次胜仗、把爱杜依人的贵族杀光以后，他们树立了极大势力，竟把爱杜依人的大部分属邦吸引到自己这边，并接受它们的领袖们的孩子为人质，还强迫他们用国家的名义宣誓不加入任何反对塞广尼人的阴谋，一面又用武力强占邻国的一部分土地，掌握了全高卢的领导权。”（《高卢战记》第6卷第11节）
阿里奥维斯塔对高卢的统治权非常脆弱，因为正像马基雅维利对法兰西王国分析的那样，高卢这个王国同样易于获得，但难于保有。丧失了古老统治权的爱杜依人对阿里奥维斯塔耿耿于怀、伺机而动；更重要的是，阿里奥维斯塔在高卢的统治方略极端傲慢和残暴，以致曾经把他请进高卢的塞广尼人都因为自己引狼入室的蠢行而后悔不迭，但迫于日耳曼人的武力而噤若寒蝉。跟随阿里奥维斯塔进入高卢的日耳曼人十分贪恋高卢的土地、富庶和文化，更多的日耳曼人跟着蜂拥而入，以至于在恺撒进入高卢的时候，其中的日耳曼人口已经达到二十万左右。他们和塞广尼人结盟，击败了爱杜依人及其属邦，后者被迫把族内最尊贵的人交给塞广尼人做人质，并且发誓“不得索回人质、不得向罗马人求救，不得拒绝永远服从塞广尼人的权力和统治”。与此同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获得了胜利的塞广尼人，比起被征服的爱杜依人来，处境却只有更坏些”，因为阿里奥维斯塔就驻扎在他们境内，占据了塞广尼人三分之一领土，这是全高卢最富饶的土地，而且，源源不断的日耳曼新移民的涌入迫使塞广尼人让出更多的土地。总之，阿里奥维斯塔是“一个粗野、任性、残暴的人，对他的统治谁也没法忍受下去”。阿里奥维斯塔的残暴与强大，加上高卢贵族们的怨懑与孱弱，最终把高卢人指向了新的希望：罗马人。由素为世仇的爱杜依人和塞广尼人组成的高卢联合使团向恺撒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只有恺撒，可以利用他自己本人或他的军队的威望……或者利用罗马人的名义，阻止阿里奥维斯塔把更多的日耳曼人带到莱茵河这边来，保障高卢不再受到阿里奥维斯塔的蹂躏”（《高卢战记》第1卷第31节）。
恺撒多方权衡了高卢的事态，认为必须对日耳曼人采取行动。恺撒直言，阿里奥维斯塔的自高自大与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令他“难于忍受”，需要给以打击，而同时，遭受压迫的高卢人作为罗马人的友邦需要从日耳曼人的残暴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符合罗马人的利益。恺撒的政治权衡，完整地体现了由后世罗马帝国诗人维吉尔精炼地表述过的罗马统治原则：“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hae tibi erunt artes； pacisque imponere morem，parcere subiectis，et debellare superbos”（你将以帝国统治万民……这是你的技艺，以法为和平的王冠，施恩于被征服的人民，并摧毁高傲者。《埃涅阿斯记》第6卷第847-853行)。恺撒依循罗马旧例首先与阿里奥维斯塔展开外交谈判，后者在谈判中表现出的一贯傲慢加强了恺撒要摧毁他的念头。谈判双方的外交辞令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恺撒认为，根据（梅萨拉与皮索任执政官那一年通过的）罗马元老院决议，负责高卢行省的罗马执政官，“应当从共和国的利益出发，对爱杜依人和罗马人民的其余友邦加以保护”。因此，恺撒认为，他不能坐视高卢人受到日耳曼人的伤害。阿里奥维斯塔则认为，“根据战争法（ius belli），战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所战败的人”（《高卢战记》第1卷第35节，比较第1卷第44节）。恺撒诉诸的是帝国法律，企图将争端置于政治状态中予以和平解决，而阿里奥维斯塔诉诸的是战争法，这相当于一种古老的自然法，不承认在自己与罗马人中间存在一种可以诉诸法律手段的政治状态，用霍布斯的话表述就是，这等于把自己与罗马人置于“自然状态”或者“战争状态”，向罗马人宣战。战争的结果不难预料，阿里奥维斯塔及其全部军队覆亡以后，高卢恢复了平静。
马基雅维利谈到如何保有被征服的国家的时候，这样说：“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把它们毁灭掉；其二，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君主论》第5章）在高卢事务上，恺撒和阿里奥维斯塔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第二种方法之外，阿里奥维斯塔更加偏爱第一种方法，而恺撒则选择了第三种方法。这就是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对异族的统治方略的根本差异所在。无疑，正如维柯（Vico）强调的，对于一个濒临亡国的民族来说，如果其自身不能出现一个“大救星”式的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那么，采用恺撒体现的罗马人的方略、接受一个强大异族施行的温和宽大的统治则是最佳的救国方案，除非整个国家完全堕入万劫不复的自然状态（维柯，《新科学》，第1103-1106节）。从这个意义上讲，与阿里奥维斯塔相比，恺撒的方略令人感恩不尽，至于人类的感恩之情是何等脆弱、易变、短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与汉尼拔、皮鲁斯、安条克以及其他众多“野蛮人”一样，阿里奥维斯塔与罗马人的冲突，用维柯的理论定式来表述，就是两种不同世代的冲突，即野蛮的“英雄世代”与温文的“人性世代”的冲突，这也是严酷的战争法与帝国实在法的冲突，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冲突，这无疑是一场原则性的冲突，所以注定是不可调和的悲剧冲突——所有与罗马人的对抗行动都弥漫着这种悲剧精神，罗马几乎成了笼罩在野蛮民族头顶的阴沉沉的命运，既不能逃避，但一旦与之直面则又必然引来杀身之祸。这在笔者看来或许就是罗马最深刻的魅力所在。
阿里奥维斯塔与恺撒的对抗因为体现着一种原则性的对抗，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它宛若幽灵游荡在古老的亚欧大陆，在世代流转中被一再复活。当代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正是在阿里奥维斯塔与恺撒的对抗的政治母题下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英美盟国的对抗的。阿里奥维斯塔代表的政治原则被施特劳斯隐晦地指称为“日耳曼虚无主义”（German nihilism），它被希特勒的纳粹事业明确继承。施特劳斯1941年流亡到美国，在有着“犹太流亡大学”之谓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开设了题为“日耳曼虚无主义”的研究生讨论课程，讲稿的提纲精练地追踪了“日耳曼虚无主义”的精神品格。在这份提纲中，他说，虚无主义是专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现象，它是一个古老的“种”，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仅仅是一个现代的“属”，它表达了一个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对现代开放文明的道德抗议，在当前历史情境中，它是某一类青年无神论者对共产主义理想或预言的反动，它与血气焚身的青年人更加接近，与激进主义更有亲缘，因为激进主义没有定义其目的，它只是据守不确定的“不”以抵制确定的秩序，虚无主义因此是对文明原则本身的拒绝，而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理性有意识的文化（culture），亦即科学和道德风习，依上述意义所界定的虚无主义是当前德国的特性，而不属任何其他国家，它是日耳曼的，它拒绝文明的原则本身，偏爱战争，赞扬战争德性，服膺战争法，日耳曼虚无主义因此与日耳曼军国主义（German Militarism）具有亲缘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极端样态，它来自关于现代性整体进程的浪漫派意见的胜利，它关联的对现代理想的反动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特性：自我牺牲与自我否定的道德对抗自私自利的道德。德国唯心主义在抵制西方（即英国）哲学时声称自己综合了现代理想和古代理想，这个综合在施特劳斯看来是失败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使得对现代理想的被接受成为不可能，德国人不得不退守在古代的理想中，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退守到经由德国唯心主义解释过了的古代理想中；这种“解释”出于德国唯心主义针对启蒙的论战意图，因此，他们退守的是一种被扭曲的古代理想。施特劳斯尖刻地总结说，现代理想的源头是英国式的，当前情境中的日耳曼传统是对现代理想的批判传统，英国人发现了现代理想和古代理想的有效结合，而德国人由于过分强调二者的断裂以致他们从对现代文明的拒绝被引领到了对文明的原则本身的拒绝，后者就是虚无主义，这导致最终的权力对决：作为帝国民族的英国绅士与作为怀着怨恨的乡土民族的日耳曼容克地主的终极对决（讲稿原件收藏在芝加哥大学“列奥·施特劳斯档案室”，作者去世二十余载之后于1999年整理刊发在美国学术期刊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1999，（26）Spring，vol. 3，pp.354-378）。
对于1941年的施特劳斯来说，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场终极对决的结果不难预料，就像阿里奥维斯塔与恺撒的对决结果不难预料一样——《日耳曼虚无主义》讲稿最后这样写道：“当前的盎格鲁——日耳曼战争因此具有象征意义。在抵制日耳曼虚无主义并守护现代文明的同时，英国人也守护了文明的原则本身。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言这场战争的结局，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且不容置疑的：日耳曼人在一个关键时刻……选择希特勒作为他们的领袖，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统治超出一个狭隘的乡土民族的正当的政治资格；是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才值得并持续成为一个帝国民族：因为只有英国人，而不是日耳曼人，才懂得为了配得上成为一个行使帝国统治（regere imperio populos）的民族，必须花上很长时间去学会[帝国统治的技艺]：施恩于被征服的人民，并摧毁高傲者：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
在上引维吉尔诗文后面，施特劳斯手书了另外一句话：“不是阿里奥维斯塔的道路，而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道路才是通向帝国的唯一道路。”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如前所述，与阿里奥维斯塔相比，恺撒的道路的确值得令人心生感恩之情。1941年，正是犹太人施特劳斯逃离希特勒的恐怖统治，流亡到美国的最初日子。《日耳曼虚无主义讲稿》无疑是一份上乘的政治哲学研究作品。不过，对于精通“春秋笔法”的作者而言，《日耳曼虚无主义讲稿》很可能表达了他更多的意图，比如，它或许表达了作者对希特勒统治的怨恨——就像爱杜依人对阿里奥维斯塔的怨恨一样；或许，它表达了作者对收容了自己和自己族人、并且使他们可以安全地活着的美国民主的感恩。值得玩味的是，施特劳斯手书了最后这句话以后，又将其删掉。——这犹疑不定的书写透露的难道正是人类的感恩之心是何等脆弱易变吗？还是体现了这位哲学家对真理原则的坚持呢？毕竟，施特劳斯毕其一生都在辩称一项苏格拉底主张的真理：活着是一回事，活得好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从恺撒的《高卢战记》，我们可以得知高卢人是何等“忘恩负义”的民族：阿里奥维斯塔死后不久，他们再次反叛罗马，战争风云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