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辨析
由于史料无考和存世稀少, 一段时间以来, 泉界对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以下简称“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说法:①认为史料没有记载北海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1940年印过票子, 所以不可能存在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 同时认为世面见到的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由其它旧票改制而成的假票, 理由是其所见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上印有“凭票即付国币五圆”, 说者认为总行成立后胶东等地已经建立了以北海银行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市场, 北海币上不应该有“凭票即付国币” 的字样;②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投奔总行的济南大中印刷局员工在莱芜代下村(根据地在此处设了一个中转站)奉命试印的;③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总行1940年冬在沂水南瓦庄印制的;④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是总行1941年春在沂水大梁峪村印制的。
“①说” 的第一个观点是因为史料没有记载总行1940年印过票子, 所以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不可能存在。此种说法甚是荒谬。史料无记载的, 不等于不存在。尤其是北海币, 有很多品种史料没记载, 但是后来发现实物。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因为北海银行是在战争中成立、在战火中成长的, 早期银行常随部队打游击, 条件十分艰苦, 生存尚不时受到威胁, 怎么可能顾及档案资料的完善。尤其是那些影响不大、存续时间短暂的事件, 被遗忘而未记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①说” 的第二个观点是, 市面见到的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上印有“凭票即付国币伍元” 字样, 而当时北海银行币为本位币, 北海银行的票子上不应该印有“凭票即付国币” 等字样, 进而断定所见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用其它旧票改制。本人未见过所谓的改制票, 不好妄加评论。但是由其所见票面印有“凭票即付国币伍元” 字样, 就否定该票系北海银行印制, 说明持“ ①说” 的人不了解历史。1943年以前, 山东大部分根据地承认法币地位, 法币和北海币是混合流通的。因此, 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印有“凭票即付国币伍元” 字样不足为奇。北海银行民国三十一年绿山水十元券就是一个例证。该券系总行1942年印制, 有史可查。此券正面就印有“凭票即付国币十元” 字样。十几年前, 笔者从莱芜一农民手中购得
一枚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封底)。该券石印, 票幅146 ×76mm, 正面暗红色, 左边是庄园图景, 右边印有“山东” 两字, 面额左右下角并列印着蓝色篆书“副经理章”、“总经理章”, 再下方是“凭票即付国币五元”;背面棕色, 主图为中西式建筑群。
从实物样本看, 不论是纸质还是印刷工艺都具备那一时代的浓厚气息, 且没有丝毫改制痕迹, 可以确认此票是那一时代的产物。接下来的问题是, 此类票有没有可能系当时国民党或日伪政府为扰乱根据地金融秩序而印制的假币、亦或是不法之徒为谋利制做的假币? 即便是敌伪或个人制假, 说明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存在, 且当时已经开始在根据地流通。因为敌伪或个人制假也要仿制当时的流通币, 凭空臆造的假票是无法流通、无法起到破坏对方金融秩序的作用。具体到本券, 此币印刷精良, 绝非那个时期各类石印假币所能企及(当时石印的假票均不及北海银行真票印制的精良), 应当排除敌伪或个人制假的可能。
不是假币, 有没有可能是总行下面某个分行印制的? 虽然1941年7月, 山东省战工会在莒南板泉崖召开的全省财经大会上研究了银行统一问题, 并作出了相关决定。但是直到1942年, 总行与各分行仍仅仅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实际上彼此独立, 票子分区发行、互不流通。这一时期除了总行, 各分行发行的北海币上面是不会印有“山东” 地名的。
另据《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发行北海银行五元新钞通知》(1941 年10 月18日):“本行现发行新五元券一种, 该券正面为淡黄, 底套以蓝色花纹, 背面为深绿色,在`伍' 字两旁有经理图章……”, 既然是发行五元“新钞”, 说明之前已经发行过五元券。而民国三十年总行仅仅发行了此种五元券, 之前的五元券肯定就是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券。综上所述, 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确系总行印制的真票无疑。肯定了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总行印制,下面的问题就是该券是什么时候印、在哪里印的?
“②说” 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投奔总行的济南大中印刷局员工在莱芜代下村奉命试印的。此说的依据是:(1)投奔总行的原济南大中印刷局包括制版技师在内的员工曾在莱芜代下村停留, 部分人员甚至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以上, 由济南大中印刷局运往总行的印钞设备也曾在那里停留, 因此一个时期那里有一定的印钞能力; (2)目前已经发现的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一半以上出自莱芜。笔者认为, 在莱芜代下村试印北海币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那里印制北海币风险大,且不便于组织管理。
“③说” 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总行1940年冬在沂水南瓦庄印制的。笔者倾向此说。因为:(1)1940年冬, 总行已经有足够的印钞能力, 也有迫切的印钞需要; (2)总行在沂水大梁峪正式建立印钞厂前, 其印钞场地就在沂水南瓦庄; (3)除了莱芜, 沂水是发现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最多的地方。
总行成立后, 继承了战工会财政处的印钞设施, 随后又购买了济南大中印刷局全套印钞设备。这些设备除了大石印机在泰安被敌扣留外, 其余的于1940年冬陆续运抵根据地。也就是说1940年冬季, 总行已经拥有了全套印钞设备。据任子敏(原济南大中印刷局员工, 后为北海银行印钞厂的负责人)回忆, 济南大中印刷局的制版技师赵克勤(又名赵学诗)是首批到达根据地的。估计首批到达根据地的还有其它重要工序的技工。
1940年8月, 任子敏受委托回济南大中印刷局联系购买印钞设备、印钞材料, 同时动员大中印刷局印钞技工前往根据地。济南到总行所在地也就200余公里, 步行的话十多天就能到达。据此估计, 制版技师赵克勤及其他第一批前往根据地的技工, 当年十一月份就能到达根据地, 加上总行成立前已经来到根据地的数名济南大中印刷局技工, 总行其时已经拥有了近乎全套印钞工序的技术人员。
有了印钞设备、印钞材料、制版技师及印钞技工, 就有了印钞能力。1940年8、9月份,总行的前身已经停止印发北海币, 到冬季约有二、三个月未印票子, 加之当时战事频繁,军队及地方需求颇多, 财政吃紧是肯定的事。为了弥补财政之不足, 总行肯定希望早日印出自己的北海币, 也就是说有迫切的印钞需要。有印钞能力, 有印钞需要, 开印北海币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应“急”, 选择印制五元“大票” 也在情理之中。
“④说” 认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是总行1941年春在沂水大梁峪村印制的。此说亦有可能。如果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不是1940年印制的, 那就必然是1941年初开始印制的。若春节之前印制, 则印制地点仍有可能是在沂水南瓦庄。若系春节之后, 则其印制地点必在沂水大梁峪, 且其印制时间必在印制北海银行民国三十年一元券之前。据任志明(时任总行发行科副科长分管印钞工作)回忆, 1941年春节过后他就去大梁峪搞印钞工作。说明春节过后, 总行印钞厂已经在大梁峪成立, 并开始印钞。1941年春节是1月27日。不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系何时印制的,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制版技师赵克勤在1940年冬季, 已经完成了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的钞版制作。
1941年春季以前, 为了争取国民党配合抗日, 山东各根据地是实行保法(币)排伪(日伪币)的货币斗争政策。虽然这个时期山东部分根据地有了北海银行、有了北海币,但是根据地流通的主币仍是国民党法币, 北海币仅是作为辅币参与流通, 此时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的推出显然不合时宜, 印制后不久便被叫停是可以想见的。该券所以不见史料记载, 和上述原因不无关系;所以被有关人员遗忘, 和印制时间短暂不无关系。该券种目前较罕见, 粗略统计, 面市的也就十枚左右, 其中数枚有明显的流通痕迹。由此推断, 该券种印制后业已发行或试发行。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闪亮登场又瞬间即逝绝非偶然,它折射出当时根据地已经有意提升北海币的地位, 希望北海币作为主币与法币并列流通,只不过是时机不成熟, 刚拉开序幕就不得不谢幕。之后不久, 北海币就作为主币与法币并列流通, 总行的民国三十年五元券由此粉墨登场, 再之后北海币取代了法币成为山东大部分根据地的主导货币。
结论: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确系总行印发, 且是总行自己设计并印发的第一个券种,印制时间大约在1940 年冬到1941年初春,地点是沂水南瓦庄或沂水大梁峪村。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0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