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的私宅：书隐楼
“书隐楼”坐落在老城厢天灯弄77号，现占地1515平方米，建筑面积1939平方米，该住宅建于清乾隆年间，是上海市区保存的为数不多的清乾隆民宅，1987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书隐楼”的产权几经变更，约上世纪30年代归上海沙船商郭万丰号的后代购得，郭氏后人中有郭俊伦者，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对古建筑饶有兴趣，他住在“书隐楼”时，该楼主厅悬有一块清内阁中书、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尚书，《四库全书》副总纂沈初题书的“书隐楼”匾，并认为书隐楼的最初主人即沈初，此说后被广为认同和传播。
“书隐楼”是私产，郭氏又是一个大家族，合法的财产承人很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就争取和着手通过房屋置换的方式改变“书隐楼”的产权，以便这古建筑得到修缮、保护和管理，但一提到具体操作办法时，就有数以几十计的郭氏后人出来了，由于变更业主的费用实在太高，文管会根本无能力动用太多的住房或支付巨额的费用，所以事情往往就是不了了之，而不少不明实情的记者们又偏信郭氏一面之词，发表了许多所谓的“高谈阔论”，反而使“书隐楼”的产权变更增加了困难，但是，媒体的加入确实使上海“书隐楼”的名声大噪。
本文着重讲“书隐楼”的历史故事。“书隐楼”的最初主人是沈初，出自郭俊伦之口，他人信之，记录“史册”。《南市文史资料选辑(三)》中讲:
“书隐楼”原为清代乾隆年间沈初所造。沈初，浙江平湖人，乾隆癸末榜眼。他曾任《四库全书》副总纂，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尚书，河南、福建、江苏学政及左都御史、军机大臣等职，是当时风云一时的人物。此宅作为沈初藏书兼居住之用。
众所周知，地方志是记录一地方历史的志书，地方的疆域地理、设置沿革、方言风俗、名人妇女、宅第花园、名墓义塚等无所不包，清乾隆以后相继编修者有《嘉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光绪上海县续志》等多种，鉴于从康熙以后从外地进入上海的人数太多，在“人物”卷中特别设有“客寓”章节，专门收录上海的客籍名人;正因为地方志是记录一地方的志书，所以只要与上海挂得上号的名人名迹都尽可能收入志中。但是，在历年的上海地方志或其他著录中，根本就找不到沈初的记录.我想，上海人还不致于把这位官至兵部、礼部、户部尚书，还担任过《四库全书》副总纂的高官一一沈初遗忘掉，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即沈初在上海根本就没有住宅，更没有所谓的“藏书楼”。
根据中国礼义制度和习惯，当华屋落成后，主人就会邀请亲朋好友出席华屋落成宴庆，出席宴庆者必须馈赠贺礼，其中文人骚客大多会赠送匾额楹联。我记得读过一则纪昀（晓岚）与和珅的故事，和珅在自己的花园里新建了一亭子，他希望得到纪昀为新亭子题书的匾，纪昀也爽快答应了。几天后纪昀将题书的匾文送来了，匾名为“竹苞”，《诗经・小雅・斯干》中有“如竹之苞”，“如松之茂”之句，大意是如同修竹那样兴旺，如松柏那样茂盛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竹苞松茂”多用于比喻家族兴旺、后代绵延，并多用于祝贺华屋落成，如果你稍加留心，在中国的古民宅中经常可以看到“竹苞松茂”的题额。和珅接到纪旳的贺礼后十分高兴，立即差人将纪题额制匾，挂到新的亭子上。华屋落成宴庆的那天，大小官吏都来庆贺，但当人们看到纪胸题的“竹苞”匾后个个目瞪口呆，吓得不敢开口，和珅也感到纳闷，怎么来庆贺华屋落成的人见到“竹苞”匾竟都变成了呆子，倒是上海人陆锡熊道出了原由，原来，古代“個”的俗书写作“个＂（今简化字使用了原来的俗体字）“竹苞”拆开来就成了“个个草包”，这是纪昀借此机会骂和珅的。花了这么多笔墨讲一个与本文没有关系的故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民宅中除了主人的书房和卧室外，匾额一般都是请他人题书或由他人赠送的，笔者至今未见厅堂的大匾由主人自己题书的现象。由此可见，“书隐楼”大厅这方由沈初题的“书隐楼”匾，恰恰证明沈初不是“书隐楼”的主人，而是他祝贺主人华屋落成送的匾。
“书隐楼”原址是明刑部员外郎、江岳参议、大名府使、河南学政陈所蕴（字子有，号具茨山人）的私家花园一一日涉园中的一部分。清代上海通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古迹》中咏：
日涉园居沪海陈，景图卅六主人身。
传经陆氏添书屋，小隐淞南画赐臣。
作者原注：
陈所蕴宅，在县治东南梅家弄。日涉园与居第临街相望，中有竹素堂。后归陆明允，改门东向，在水仙宮后。明允裔孙秉笏，添建传经书屋，秉笏子锡熊以预重华宫侍宴。蒙赐杨基《淞南小隐图》:因改传经书屋为淞南小隐，藏所蕴三十六景图。
明末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字滨江，号梅亭）在《阅世编》卷五“门祚”中讲:“陈同卿沪海，名所蕴，万历己丑进士…惟自奉喜豪爽，名园甲第，用以娱老，年八十余岁而卒。一子庚蕃相继殁，族人争继，家业遂散。”原来，陈所蕴的住宅和日涉园均在梅家弄，陈所蕴是位长寿老人，八十几岁逝世，他的独生子不久也去世，由于没有子嗣，族人为争夺陈所蕴遗产而争吵不休，结果使陈氏家产破散。
明末，陈氏宅基和日涉园均被浦东人陆明允收买，并将花园的大门改开在东面，在“水仙宫”的后面。当年陈所蕴在日涉园建成后，邀请上海及周边的社会名流作客，并请人将花园中的三十六景绘成画，画上配有主人与客人的唱咏诗，合称“日涉园三十六景图”，当陆氏买下陈氏产业后“三十六景图”也归陆氏所有，陆氏特建传经书屋”作为藏书楼，收藏“三十六景图”。
陆明允的曾孙陆锡熊（字健男，一字耳山），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以献赋召试内阁中书会人，累官至左副都御史，纪昀、沈初任《四库全书》正、副纂时，陆锡熊是他们的手下，任编纂，主编纂有《通鉴辑览》《契丹国志》《河防纪略》《胜朝殉节诸臣录》，有《宝奎堂文集》、《篁村诗钞》存世。据记载，陆锡熊因纂《四库全书》有功，得到乾隆皇帝在重华宫赐宴，乾隆知道陆锡熊是上海人，特赐宫藏的有乾隆御题的明朝上海人杨基绘《淞南小隐图》，上海位于吴淞江南岸，这“淞南”就是上海的别名，而陆锡熊的父亲陆秉笏的别号恰巧也叫“淞南”，陆锡熊在感谢皇恩浩荡之外又感到非常惊喜，于是回家乡上海后将原来的藏书楼“传经书屋”修葺一新后改名“淞南小隐”。一直到同治年间，原日涉园旧址大部分还是陆氏的产业，这在《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八“第宅园林”中有详细的记录，说：
陈所藴宅在县治东南梅家弄，后废。今城隍庙石砌犹其堂前故物也。日涉园，所蕴别业，与居第临街相对，中有竹素堂、友石轩、五老堂、啸台。后归陆明允，改门向东，在水仙官后(笔者注:水仙宫为供“水仙五通”的道观，址在今天灯弄南，巡道街西)。明允裔孙秉笏添建传经书屋。秉笏子锡熊以总纂《四库全书》，得预重华宫侍宴联句，蒙赐杨基《淞南小隐图》，上有御题七言绝句一首。秉笏别号适与之合，因改传经书屋为“淞南小隐”，并敬奉奎文，以志恩遇。有陈所蕴三十六景图，今存五老堂，陆氏居之。
当陆锡熊决定将“传经书屋”改名“淞南小隐”时，原堂匾必须换新匾。沈初是陆锡熊的同僚和上司，请沈初题匾是最顺理顺当的事，这就是上海书隐楼会出现湖州人沈初题书匾的原因。沈初是大学者，又担任过礼部尚书，深知官场礼制，“小隐”即退归林下过隐居生活的意思，而陆锡熊是在任的官吏，且正官运享通，如将陆锡熊的书房题名“淞南小隐”，不就是有陆锡熊准备解甲归田，回“淞南”过隐居生活的意思吗，这可能会引起仇家小题大做，甚至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而遭杀身之祸，于是，沈初将“淞南小隐”稍作改动而改题为“书隐楼”，这才是“书隐楼”匾的有趣故事。
直到同治年间，“书隐楼”的产权依旧是陆氏后人所有。进入近代以后，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当然地价的上涨也很快，大概到光绪中期以后，陆氏的产业被分批出售，我们在民国七年的上海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书隐楼的地方外，这里的原陆氏产业已大部分被建为民房，这里有一条叫“竹素堂街”的小路就是原日涉园风景一一竹素堂留下的遗迹，而这“竹素堂街”就是今天“书隐楼”所在的天灯弄的一段。
附:郭俊伦先生已仙逝，“书隐楼”也缺少了这位热爱古建筑的老人而冷清了许多。但是，“书隐楼”是私人产业，政府不可能拿公家的钱去维修私人房产，所以，“书隐楼”虽然已被公布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维修、保护、管理的措施始终难以实现。也许，这仍是上海对建筑保护的一大困惑。
▲ 书隐楼，图片来自看懂上海，2019年10月
薛理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