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难 第四节 艰难的建国
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不知不觉中，流民军已经在益州进行了两年多的作战。
之所以打得如此艰难，除开晋王朝在益州的力量仍然不容小觑之外，主要是流民军政府面临着重重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益州的豪强而言，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外来者”。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本地人对外地人抱以负面的看法和心态，更何况是当时呢？尤其是这些“外来者”侵占了益州豪强们的资源，抢掠了他们的财富，阻碍了他们的仕途，让这些人内心对流民集团的仇恨情绪更加强烈。
其次，对流民军政府内部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流民军政府的高级权力都由六郡的汉人大姓掌握，并没有氐、羌的首领参与，他们对此非常不满：都在一个锅里吃饭，肉都被你们抢完了，这就是你们合作的诚意吗？在李特死后，他们就反水投奔了罗尚，成为了罗尚的部众。
最后，虽然李流将主要的权力交给了侄子李雄，但流民军政府还没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今后该向何处去？
这些矛盾在之后确实一一暴露。
掌控权力后的李雄先取下了郫城，李流也随即将大本营迁到郫城。但他们发现，益州的土著们纷纷修筑坞堡和他们抗衡，据险自守，来不及抵抗的，要么向南前往宁州，要么向东进入荆州，留给流民军的是一座座空荡荡的城池和乡村，连一点粮食都找不到，流民军差点饿死。
而投奔罗尚的氐族首领表示了难得的忠诚，他们摩拳擦掌准备着调转枪口的第一战。
就在流民军前路渺茫的时候，希望也出现在他们面前，而这个希望，正是流民军最大的对手罗尚所提供的。
流民军的希望，是一位“神仙”。
这和“神仙”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区就盛行着神仙思想和巫术，从三星堆中的文物，便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巫术文化的盛行。李氏家族的先祖賨人，也正是以巫术祭祀而闻名的。
巫术追寻神仙崇拜和长生不老，正和道教的许多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巴蜀地区也十分盛行道教文化。到了西汉时期，经过扬雄、严君平等人的发展，将方术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极大影响到了巴蜀地区的社会文化。至今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和扬雄、严君平相关的故事和遗迹仍然比比皆是。
到了东汉时期，道教分为益州创立的天师道（又叫五斗米教）和巨鹿所创立的太平道。后者由张角发扬，最终形成了黄巾起义，也由于黄巾起义的原因，太平道最终遭到了血腥镇压，反而是天师道在这一时期由张道陵进行传承并向外发展，最终由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天师道政权。
[1]张道陵
[2]张鲁
天师道政权一方面在巴蜀地区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一方面也提供了一块战乱中难得的乐土，维持了汉中巴郡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政治实践。同期巴蜀盛行的还有李家道，最终传教到江南，对之后江南地区天师道的发展影响很大。
随着曹操的到来，张鲁献出汉中投降，他的许多信徒也随之被带到了中原。张鲁被迫让出了世俗权力，天师道也因此在北方和南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北方，许多达官贵人对各种养生方术十分推崇，天师道在上层人士之间发展迅速，而在益州为主的南方，天师道的政治化并没有随着张鲁投降曹操而告一段落，反而在下层的民间不断壮大，甚至影响到了世俗政权，这引起了当时益州刺史王濬的警惕。在王濬的打压下，民间的各大道教首领大多进山以求自保，对政治的干预也逐渐减少。但随着王濬参与灭吴战争，最终回到洛阳为官，继任的益州刺史并没有维持王濬的高压政策，益州地区民间道教影响便又发展了起来，其中之一，便是即将成为流民军的希望，被益州人民称为“蜀中八仙”，此时正隐居在青城山中的道教首领范长生。
蜀汉后主延熙十一年（248）的秋天，涪陵地区的益州豪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叛乱，当时的车骑将军邓芝奉旨出征，消灭了叛乱，并将涪陵地区的一些豪强迁移到了成都附近，这其中便有年轻的范长生。
也就是说，范长生既是掌握部曲的本地豪强，又是当地的宗教领袖，也因为有这一层和涪陵相关的背景，此时涪陵地区的一千多户人家正在青城山依附着范长生，这引起了正在益州交战的双方的注意力。
此时双方都受困于军粮不足的困境，作为涪陵老乡，同时也是罗尚的参军徐舆向罗尚自荐，请求担任汶山太守，联合范长生对抗流民军，条件是事成之后给予范长生相应的政治地位，但罗尚拒绝了这个建议：这不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么？
徐舆一气之下，便投奔了流民军，在其中穿针引线，劝范长生给流民军提供了军粮，流民军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便是范长生宗教集团和流民集团合作的开始，之后，他们还将展开长期的合作。
但这时候，李流却生了一场重病，明白命不久矣的他开始交待后事：“我的兄长骁骑将军李骧高明仁爱，确实足以成就大事，但我的侄子李雄英俊勇武，看起来是天选之人，大家可以拥戴李雄，成就成都王的大业。”
这时候流民集团的领导权早已在李雄的手里，李流的表态不过是就坡下驴，为李雄提供继位的合法性，减少权力交接中的冲突而已。
李雄继位之后，便被拥立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所位于郫城，流民集团确立了他们的发展方向，朝着建国发展，割据独立的道路走去。
[3]公元303年10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指向了固守成都的罗尚。李雄派出一个人前往罗尚手下充当内应，散发李骧和李雄因为粮草不济而互相指责，每天内斗的假消息，并告诉罗尚：李骧准备带人前往郫水以西寻找食物，这是进攻的极好机会，到时候内应会举火为号，响应罗尚的进攻。
罗尚十分高兴，赏赐给内应许多金银财宝，为了把戏做真一点，内应坚决推辞了封赏，表示老板你够意思我也给面子，事成之后再赏也来得及，并且进一步请求罗尚派人一起前去调查。
戏做到这份上，由不得罗尚不信，于是他派流民军的降将隗伯前来攻城，李骧将伏兵伪装成叛军在城外进行响应，而内应也给隗伯架好了云梯，并放起了火。
一切都和事先说好的一样，隗伯甚至已经在脑补李雄跪在地上向自己求饶的样子，他下令立即开始攻城，士兵们争相攀登云梯，生怕落后了一步。
但他们刚登上云梯不久，一边的李骧突然反水，在他们身后响起了喊杀声，而城墙的另一端，是已经吃饱喝足的流民军，两下夹攻之下，隗伯被打的大败，向成都逃去。
李骧一边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边装作已经拿下郫城的样子，一路高喊着“万岁”向前冲锋。罗尚以为隗伯已经取下了郫城，大开城门迎接，李骧的追兵跟着一路冲进了少城，开始四处砍杀，罗尚这才发现不对劲，于是向太城撤退，继续坚守。
太城比较大，城防又比较坚固，李骧不想啃硬骨头，便拿下了成都以南的犍为，切断了罗尚的粮道。
在拿下少城的过程中，流民军捉住了重伤的隗伯，将他送到了李雄面前。按理说，隗伯导致了自己兄长的死亡，这份仇恨不算小，但令人惊讶的是，李雄十分大度的赦免了隗伯。
明面上是因为隗伯是流民军大将梁双的岳父，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李雄并不想将流民军内部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他非常明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面对今后的困局。如果流民军打算建立一个政权，之前有过血海深仇的益州土著和流民军内部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容在这个新政权内，而包容的手段，就是化解矛盾，和衷共济。
两个月后，围城许久的流民军向罗尚发起了猛攻，罗尚看太城已经断粮，已经没有坚守的希望，便留下一个炮灰守城，自己趁着夜色从牛郫水（现在的沱江）向东逃跑。
罗尚前脚刚走，炮灰就打开了城门投降，李雄的军队趁机拿下了成都。但这时候，流民军也面临着断粮的境遇，饥饿的士兵们不得不跑到郪县去挖野山芋当粮食吃。
战争仍然没有结束，罗尚逃到了江阳，派使者向朝廷奏报情况，朝廷先是治了梁州此时许雄讨伐流民军不力的罪，将他免职还朝，并下令罗尚暂且统领巴东、巴郡、涪陵三个郡来供应军事给养。
但对罗尚来说，无论是军粮还是士兵，这三个郡的供应都是杯水车薪，不得已之下，罗尚只能派人去向荆州都督刘弘求助。
刘弘的属下考虑到运粮道路遥远，加上荆州自己的粮食也不够吃，打算想从零陵拨五千斛米给罗尚打发了事。
但宅心仁厚的刘弘表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不分彼此，给他供应粮食，也是为了防止我的西边出现祸患。”于是给罗尚拨了三万斛米，并派何松带兵驻扎在巴东作为罗尚的后援。靠着这些米，罗尚才得以找到一条活路，继续抗衡流民军的进攻。
拿下成都后，流民军在事实上已经有了一块足以发展的根据地，也拥有了建立政权的条件。在众人的推举下，李雄即位为成都王。
即位后的李雄仍然还是保持了谦抑的态度，国家大事都和李国与李离商议：因为当初正是李离的支持，李雄才得以从李流手中掌控权力，虽然贵为君主，但李雄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占据绝对的实力优势，他必须平衡好各方关系。
李国和李离也非常识趣，既然确立了李雄的绝对领导地位，无论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地位，还是为了这个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固，都必须准确明白自己的位置所在。他们以臣子的礼节恭谨地侍奉李雄，这个政权也慢慢开始走上正轨。
建国后，李雄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国内的建设上，而朝廷此时也对匈奴的崛起而焦头烂额，双方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时期。两年后，发展起来的李雄开始向南方的宁州和北方的梁州进行扩张。
在宁州，南夷校尉兼宁州刺史李毅坚决抵挡住了李雄的进攻，于是李雄放弃了强攻的打算，转而煽动宁州的夷人叛乱，以给李毅添乱，在李毅死后，宁州继续在李毅的女儿李秀的领导下抵抗着成汉的侵蚀。
在梁州，趁关中流民和朝廷交战的机会，成汉取下了汉中，将汉中的民众充实到益州，弥补了益州人口不足的问题。
[4]公元304年12月
经过两年的发展，成汉在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于是，建立国家的措施也提上了日程，而建国的过程绕不开一个人，便是长期为流民军提供军粮资助的天师道首领范长生。
范长生是地方实力派，也是宗教领袖，在益州民众中拥有极高的威望，要想在益州立足，就必须获得范长生的支持。因此李雄暂时压抑住了称帝的念头，打算迎奉范长生为名义上的君主，自己则以臣子的身份掌控实权，一方面是承认范长生的实力，对益州豪强们表示认可与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试探范长生的意图，
范长生很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之前一直隐居在青城山，没有插手过政务，而经过曹魏和西晋政府的镇压后，民间的天师道势力也不如张鲁时期那样强盛，要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并不现实。
更重要的是，范长生十分明白，此时面前的这个流民军政权已经拥有十余万人口，对人口大量流失的益州地区占有绝对的力量优势，范长生虽然是益州的实力派，但自身的力量显然是无法抗衡流民军的。虽然流民们在宗教信仰上还保留着天师道的痕迹，但从李特建立的流民军政府设立了的魏晋的官职来看，他们更想效仿照魏晋官制建立一个儒教为主的世俗政府，而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自己强行登基，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如利用流民军对自己地位的尊崇，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方便自己进一步在益州宣扬天师道。
有鉴于此，范长生谢绝了李雄让他担当君主的提议，并在公元306年，从青城山到成都，劝说李雄称帝，并用天师道首领的身份为李雄制造舆论，为李雄登基减少了许多阻碍。
范长生识趣，李雄也给足了面子。他亲自迎接范长生的到来，拜他为丞相，尊称为“范贤”，李流的儿子李置仅仅因为没有参与陪列，就被李雄给杀了。
[5]范长生
在双方的合作下，大成政权成功完成了建国。但建立之后，国家草创，制度十分不完备，各种礼法也十分欠缺，导致将领们叽叽喳喳，一个个仗着自己血缘亲近，功高盖世而争权夺利。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在阎式的建议下，李雄废除了晋朝法律，建立了大成国自己的法律制度，并仿照汉晋的官制，建立了相应的官僚制度。不过，大成国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机构，这个政权缺少礼仪和品秩，爵位泛滥，官吏都向百姓索取资源以充当俸禄，军队更是没有队伍建制，号令行动也跟不上，显得有些草台班子的味道。
但不管怎样，十六国中第一个割据政权——成汉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在各方的努力下，它的制度体系慢慢开始走向完备。
另一方面，为了报答范长生对自己的支持，李雄将天师道列为国教，并用道教的黄老思想理念来进行国家的治理，采取了轻徭薄赋，宽和政役的政策，因此国力逐渐富强，百姓生活丰足达到了“路不拾遗”的生活状态，吸引了不少巴蜀流民和南中夷人首领的归附，人口得到了大大增加。
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和在梓潼巴西的反复拉锯之后，西晋和成汉再一次发生了冲突。流民军的老对手罗尚因病去世，让成汉将统一益州提上了日程表，他们首先将目标对准了涪城。
涪城的守将是谯周的孙子谯登，他的父亲正是死于成汉的巴西太守马脱之手。怀着杀父之仇的他先是向刘弘请求援兵以讨伐成汉，但荆州此时兵力也不足，刘弘有心无力，只能给谯登一个扬烈将军、梓潼内史的名分，让他自行募兵。
谯登靠着征募的两千名深深憎恨六郡流民及大成国的巴蜀豪强和他们的部众，将成汉的军队打得大败，杀死了马脱，成为了成汉的心腹大患，此次攻打涪城，就有教训谯登的意图在里面。
但谯登和罗尚的儿子罗宇不和。罗宇便不给谯登供应粮草，导致谯登和他的百姓们被迫在守城战中吃老鼠为生。经过两年的重重围困，涪城内饿死了很多人。怀着对成汉的深深憎恨，直到城破的那天，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投降。李雄也没对他们客气，将俘虏全都充为奴隶，赏给了兵士们，并处死了谯登。
随着涪城被攻陷，引起了新任益州刺史对罗宇的极大不满，他打算将罗宇拿下问罪，结果被罗宇所反杀，而益州刺史的部众们又杀死了罗宇，晋王朝在益州的抵抗力量便在内耗中消失殆尽，成汉因而据有了整个益州，并进一步向汉中盆地和南中地区发展，达到了极盛。
纵观成汉的建国和发展，和43年前灭亡的蜀汉在许多地方有着相似之处。
同为割据巴蜀的政权，蜀汉政权为成汉治蜀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他们同样偏安巴蜀，努力与周围政权斡旋，以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们同样作为外来势力入主益州，都和当地的土著产生了矛盾。所不同的是，蜀汉采取的办法是拉拢东州人士作为沟通益州土著的桥梁，并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和诸葛亮极高的个人威望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而成汉以宗教势力作为沟通土著的桥梁，暂时缓和了矛盾。但他们初期将益州土著排除出权力分配范围，加上并没有和宗教势力产生更深层次的融合合作，便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无法得到巴蜀地区益州土著的倾心支持。而论统治者的素质与能力、各方面建设的完备程度、发展水平、稳定性等，成汉也逊色于蜀汉。
但无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蜀汉和成汉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成汉在重重矛盾中成功完成了建国，在发展国力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取经验，探索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至今我们在巴蜀地区，仍然还能看到成汉留下的许多印记。以在后续的故事里，我们还将探寻成汉之后所走过的路程。
我们暂且将目光北移，去寻找并州地区的南匈奴人的故事。
参考资料
[1]房玄龄（唐）等·《晋书》
[2]常璩（晋）·《华阳国志》
[3]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4]崔鸿（北魏）·《十六国春秋》
[5]司马光（宋）·《资治通鉴》
[6]赵晨韵·《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
[7]高然，范双双·《成汉国史》
[8]任艺·《成汉国史初探》
[9]周雯·《蜀汉、成汉治蜀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