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l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三十七期

第二十四章 结语
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上述理论,对于第一种缺点之关系,很显而易见,但对于第二种缺点,在很重要的两方面,也颇有关系。自从19 世纪末叶以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去除财富与所得之绝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尤以英国为然。许多人都愿意这种办法再推进一步,但是因为有两种顾虑,不免投鼠忌器:一部分固然是怕故意规避之风将由此而炽,而且负担风险之动机亦将大形削弱;但是主要顾虑,还是因为人们相信:资本之生长乃系于个人储蓄动机之强弱;大部分资本之增加乃从富人过剩所得中储蓄而来。我所提出的论据并不影响第一种顾虑,但对于第二种顾虑,我们应持何种态度,却大有修改余地。我们知道,在达到充分就业这点以前,资本之生长并不系乎消费倾向之低,反之,反因其低而遭遏制;只有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消费倾向之低,才利于资本生长。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在现行情形之下,各公私机关用偿债基金等方式所作储蓄已经绰有余裕,故若现在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则对于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无弊。现在还很流行着一种信念,认为遗产税可以使得一国之资本财富减少,这正可以说明,公众对于这些问题还模糊不清,缺乏正确了解。今设国家以遗产税税收作经常支出之用,因之减低或豁免所得税及消费税,则在此种财政政策之下,高额遗产税固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之功效,但是因为当消费倾向作永久增加时,在一般情形之下(即除去充分就业情形),投资引诱也同时增加,故普通所作推断适与真理相反。因之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当代情形之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之节约(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故主张社会上应当有财富之绝大不均者,其主要理由之一已经不成立了。我并不是说,再没有别种理由可以在某种情形之下,为某种程度之财富不均辩护,而不受上述理论之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去掉了以往所以不敢大胆行动之最重要理由。我们对于遗产税之态度,尤其受到影响,因为有若干理由可以替所得不均辩护者,却不能为遗产不均辩护。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象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象今日这样大。即使把赌注减少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但是从我们论证之中,还可以得出第二个、重要性更大的推论,和财富不均之前途有关,——这个论证便是我们的利率论。到现在为止,一般人之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之必要者,乃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储蓄之诱惑力将不够充分。但是我们在上面说过了,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毫无疑义,用此标准定出来的利率,一定要比现行者低许多。当资本数量逐渐增加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要下降,就我们对后者臆测所及,则为或多或少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计,利率大概须以坚定步伐,续趋下游,——除非是社会全体(包括国家在内)之消费倾向会有极大改变。我相信资本之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意思是说,资本数量不难增加到一点,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极低。这并不是说,使用资本品可以几乎不出代价;而是说,从资本品得到的收益,除了抵补折旧折陈以外,所余下的一点,只是负担风险、行使技巧与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而已。总之,持久性资产在其整个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也象寿命极短的商品一样,只足抵补劳力成本再加上一些风险成本、一些技巧与监督之代价。这种情况,跟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可以很不冲突,但坐收利息这个阶级(rentiers)的确会慢慢自然死亡,资本家也逐渐不能再利用资本之稀少性扩大其压迫力量。在今日情形之下,利息与地租之性质相同,并不是真正牺牲之代价。资本所有主之所以能取得利息,乃是因为资本稀少,正好象地主之所以能取得地租,乃是因为土地稀少。但土地稀少还有其真正理由,而资本稀少则毫无。在长时期中,资本稀少之必要理由并不存在。此处所谓必要理由者,是指一种真正牺牲,若没有利息作报酬,将没有人肯负担这种牺牲。例如,如果资本数量尚未十分丰富,而私人之消费倾向又欲将充分就业下之全部所得皆作消费之用,丝毫不作净储蓄,则资本稀少的确有了真正理由。但即使是这种情形,还可以由国家来举办集体储蓄,维持储蓄于一定水准,让资本扩大到一点,不再有稀少性。故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我的主张还有一极大好处:坐收利息阶级以及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之自然死亡,并不是骤然的,而只是把最近在英国已经可以看到的现象慢慢延长下去而已,故不需要革命。故在实际施政时,不妨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现在低很多,还肯继续服务。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国家(公共意志之代表人)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在何种范围以内,应当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同时又可在一两个世纪以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由经验来决定。也许,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故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资本之累积速率亦不比现在大。假使如此,则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之累积速率要比现在小许多。请不要以为我不承认有这种结果之可能性,或不承认这种结果很或然。在这些问题上,预断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之中会有何种反应,不免失之轻率。不过,要是不难接近充分就业,同时资本之累积速率又比现在大一些,虽然大得不多,则至少解决了当代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用何种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士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人造充分投资之境,同时又与情理不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在其他几方面,以上这个理论之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固然。有几件事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伴事情,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之权威之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 千万人愿意而且可以工作,其中9 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 百万人之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 百万人应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 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Manchester S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 率之好处,恐怕比19 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弊窦去掉,则个人主义乃是个人自由之最 佳保障,意思是指,在个人主义之下,个人可以行使选择权之范围,要比在 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扩大许多。同时,个人主义又是使生活丰富不趋单 调之最佳保障,因为生活之所以能够丰富不单调,就从广大的个人选择范围 而来;而集权国家之最大损失,也就在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不单调的生活。若生活有多方面,则既可维持传统,取法乎古人;又可凭一己想象,自辟途径,增加现在生活之色泽。生活方式既得力于传统、想象、实验三者,自然 最易改善。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 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 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 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盖设有效需求不足,则不仅资源之浪费,乃公众不能忍受之耻辱,而且 假使私人企业家想运用这些资源,亦必遭遇重重失败危机。企业这一种赌博 有许多空门,如果赌徒们有这种精力,存着希望,把所有纸牌都玩遍,则赌 徒全体之总结果是输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财富之增加量,总小于个人正 储蓄(positive individual savings)之总数,二者之所以相差;就是因为 有人虽然有胆量,有策动力,但运气不特别好,技巧不特别高明,所以亏了 本;亏本之数恰等于二者之差数。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 只要中平就够了。今日之极权国家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与自由。有一点很 确定: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而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 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 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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