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幻剂疗法来了
利维坦按：在基础科学领域，致幻剂被用以研究心智与大脑。不过正如文中所说，研究致幻剂的实验在上世纪60年代晚期中断，期间此类药物的医疗研究纪录甚少，直到近十年才又再度开始。
关于致幻剂如何造成幻觉体验的解释模型，最早是在赫胥黎的《众妙之门》中提出的“减压阀”概念。在这本书中，赫胥黎认为致幻药物具有防止某些知觉、情绪、记忆或想法到达意识层面的“过滤”能力。这种延伸意识体验范围的效应被称为“心智扩展”或“意识扩展”。
文/Moises Velasquez-Manoff
译/语虚
校对/图灵4.0
原文/nautil.us/issue/40/learning/hallucinogen-therapy-is-coming
三年之后，丹尼尔·克利特曼（Daniel Kreitman）谈起他的见闻及受到的影响，仍然感到窒息。克利特曼是位家具贸易商，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尼古丁成瘾的一次评定中第一次服用了裸盖菇碱（psilocybin）——一种提取于迷幻蘑菇的致幻剂。他那时52岁，有着40年的烟龄，平均每天吸烟一到两包。而在他第一次感受裸盖菇碱的魔力之后，烟瘾就开始消退。在第三次和最后一次服用的过程中，他甚至认为干脆戒烟为好。
服用致幻剂后，他看到了湖泊、道路和山脉，还看到一个肩膀宽厚的男人在船上掌舵，用套索捕鸟。这是死去的父亲吗？他不确定。不过他记得那咯咯的笑声，感觉很好。音乐在耳机里回荡，在听阿隆·科普兰（Aron Copland）的《Appalachian Spring》时，他感觉到自己能够实际触碰音乐，他在心中感受到了这首曲子明黄色的光滑触感。随着音乐的律动，他飞了起来，进入了时空皆浩渺无垠的巨大空间。他的狂喜可能已触发了泪腺，但是他不确定——因为美的视觉盛宴已经将他淹没。“我看到了永恒。”他如是说。
跳闸沙发：一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接受裸盖菇碱治疗的参与者，每次治疗时，参与者们都听音乐，并且直接关注内心活动。一旦出现焦虑或恐惧，其手上的监视器便会发出警示。
克利特曼出身犹太民族，但他不认为犹太教有多特殊。不过他还是使用了熟悉的犹太教术语来解释这次体验，“我想我在某一刻看见了上帝。”他语气热忱地说。体验完裸盖菇碱的第二天，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看到了上帝和无限，可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呢？我的生活会如何被这改变呢？”
当我今年8月再同克利特曼会面时，他有了答案：他已经戒烟3年了，此前戒烟时，代替疗法药物尼古丁咀嚼剂和尼古丁贴剂都对他毫无用处，他总是一如既往地陷进旧日习惯中，在上班或回家的路上轻松地燃起香烟。而这对他的身体确实不好，他很久都没有健康呼吸过了。尽管没有抱怨什么，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关心他的健康。而自从三年前那次体验过后，对烟的欲望就消失了，“这很疯狂，”他说，“我不觉得是在对抗烟瘾，而是就像我从未抽过烟。”
这实验规模不大，参与者只有15人，不过它已走在了复苏致幻剂的治疗潜力研究的前列——一场“致幻剂的文艺复兴”，一位研究人员如此描述道。这场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研究认为，致幻剂应该用于治疗。但这些研究并不总是遵循现代科学限定的研究方法。
而今，在几十年的忽视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对致幻剂药物进行严格的检验，指标包括包括成瘾、抑郁和患绝症的存在性焦虑。迄今为止，这场小规模研究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一个面向十人的酒精初步研究中，参与者们在服用致幻剂半年之后，减半了自己的酒精摄入量。而在克利特曼参与的研究中，在使用致幻剂后，60%的烟民们经过两年半就停止了吸烟。
如果能够证明致幻剂可以有效解决药物滥用的问题，它们就能够解决巨大的供求不均。这也可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关于这些情况之下的基础功能障碍。
过去，对事物成瘾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而今它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学习障碍或一种大脑疾病。考虑到依赖性成瘾药物已经出现了，常见的一种治疗方法还是逐步切断瘾君子们的药物摄入，以吸烟为例，提供给患者的贴剂和咀嚼剂中的尼古丁含量会逐渐减少。
迷幻剂疗法无需如此渐进治疗，它带来的转变更为迅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研究，包括克利特曼参与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那些人都在裸盖菇碱中得到了无与伦比的神秘经验。这种神妙的顿悟，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称之为“转变”（conversion）——正是许多宗教和冥想传统的核心所在。它能发生在更普遍的环境中，有心理学家将此现象命名为“量子变化”。人们会在迅速而不可思议的深刻顿悟之后，发生改变。
他看到一个肩膀宽厚的男人在船上掌舵，用套索捕鸟。
至于如何精准触发这些转变，正是神经科学家亟待发现的新奇世界。他们发现，冥想者的大脑和被致幻剂影响的大脑之间有相似之处。作为控制中心的神经网——神经联系着老弗洛依德的自我——可能会卸下他们的负担，也解放大脑的其他区域。
研究者惯于使用一种不寻常的语言来讨论这种转变，意在强调参与者通过神经递质的分子途径，所体会到的意义和主观经验。可是似乎迷幻剂疗法会带来一种新的成瘾——不只是大脑错乱——而是认知体系和自我认知的革新。
最终，研究者们仍致力于解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核心问题：人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是如何突破限制的？又为什么常表现出自毁倾向？早期研究认为迷幻剂疗法为自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告诉人们，他们不是自身欲望和恐惧的奴隶，它也为他们提供了与万物、甚至比自己伟大得多的事物联系的通道。
罗兰·格利菲斯（Roland Griffiths）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系教授，主导了该大学医学院的裸盖菇碱研究。格里菲斯博士约于15年之前开始冥想，开始时他以一个印度教咒语为基础，后来转移到佛教。作为科学家，他研究的是药物滥用（吸毒）——关注它为何又是如何吸引人的。不过他一直对意识的本质充满兴趣——为什么我们都在意识？这既是我们生存下去的重要依凭，也是我们自身最根本的谜团之一。他认为冥想也许是解开这个谜团的途径之一，虽然它是种主观的方法。
格利菲斯博士认为冥想也许是解开意识谜团的途径之一
随着冥想练习的加深，他的经验也变得更加有趣和不凡。“一扇精神之窗为我打开了，”他说，“通过冥想，一个人能看到他的精神是如何作用的，也能了解念头生成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格里菲斯开始学习比较宗教文学。在此过程中，他声称他发现致幻剂带来的经验与他冥想所得的经验很相似。
威廉·詹姆斯于20世纪早期为可替代的意识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视角，“回顾我自己的经历， ”（关于氧化亚氮——即笑气的经历），他写道，“它们都着眼于那种洞察力，我不禁要将其归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其基调总是一种和解，盖因世上处处充满冲突，它们使我们困难重重，烦恼不断，而这种经验能将所有矛盾融进统一，我们就不会再为之断肠。”
汉弗莱·奥斯蒙德（1917-2004）
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了致幻剂疗法的探索。一位生于英国，工作于加拿大的精神病学家汉弗莱·奥斯蒙德（Humphry Osmond）开展了一些很有趣的工作，正是他创造了“迷幻”（psychedelic）、“精神显现”（mind manifesting）这样的术语，本意是为了帮助酗酒者戒酒，因为长期饮酒者在突然停止饮酒时，可能会遭受严重的症状，甚至可能致命——称为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其中包括精神病的发作。震颤性谵妄有时也是嗜酒者开始其新生活的一个转折。只有当他们“跌落谷底”后，才会深入思考人生，也才能变得更好。奥斯蒙德和他的同事们认为，LSD的使用会诱发一种类似精神病的状态，这种使用有可能会加速精神病的发作。他和他的同事们想出了一个计划，通过使用大剂量LSD触发患者的类精神病状态来治疗酗酒。
迷幻剂疗法为自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其最初的两个病人身上，迷幻剂在其中一位半年后滴酒不沾的病人身上仍有一定效果。多年来，奥斯蒙德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用LSD治疗了超过2000人，虽然它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同的效果，这一治疗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的病人中，40%到45%的患者在治疗后的一年内仍未碰过酒精。他们使用LSD并非出于恐惧，而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提到的洞察力和神秘经验——这是一种一种与宇宙同一的感觉，能够清晰而客观地看待自我和自我的内在矛盾。这些经验正是他们随后戒掉恶习、摒弃欲望的核心原因。
正巧，第一位合成LSD的瑞士科学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也希望自己创造的药物能得到科学的研究，希望其治疗潜力能被严格测试。他同样有过服药后的神秘体验。他曾说，LSD是“药物的灵魂”，“使我们我们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事物，是一条转变的通途。”
不良药品：1967年杰克·尼科尔森编剧的迷幻电影《迷途》，代表了致幻剂提供的反主流文化阵营。内容有关迷幻药改变精神带来的歇斯底里，致幻剂在重大医学实验中严重脱轨的使用而广为流传。
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致幻剂的研究就停止了。新兴的反主流文化抓住致幻剂带来的“意识改变”作为运动核心——一种反致幻的歇斯底里也因此得以建立。致幻剂开始同反战示威和学生暴乱联系到了一起，报纸开始声称LSD会导致精神病发作、胎儿畸形以及犯罪。其作为潜在新兴治疗药物的证据被驳回，而且受到了法律的严格管控——成为了非法药品。
近40年以来，继续探索致幻剂的态度开始出现，科学的好奇心战胜了歇斯底里，在早期管控下，格里菲斯决定测试致幻剂能唤起神秘经验这一事件，他招募了36名志愿者进行双盲研究。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情况会得到真的迷幻药，而什么情况只能得到作为安慰药的兴奋剂利他林。
他于2006年发表了第一次成果，许多参与者报告了他们体会到的神秘经验，两个月后，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经验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近三分之二的参与者认为这一经验使他们变得更好——格里菲斯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具体是在家庭和社交方面。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受试者的报告在使用裸盖菇碱之后是持续变化的。
心理学家们常在广义上划分人格评价的指标，比如说：神经质、外向、友善性等。30岁之后，一个人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这些指标的评判。但是在格里菲斯的研究中，使用过裸盖菇碱的人在一年之后仍表现出一种重要特性——开放性，他们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审美能力。
这是很多宗教仪式在多年前就想出来的做法。
其他人认为这些研究是开创性的，这是是美国几十年来第一个针对致幻剂的研究，也是第一次这么严格地对待致幻剂。他们认为，神秘经验确实是诱导出来的。要得到这种经验，你不必成为一个圣人或大师一般的禅修者；也不必是天生的幸运儿，或遭受不寻常的心理问题。也许正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很强的动物，所以能够深刻体会个体与存在深深合一的感觉。如此说来，治好我们的似乎是我们内心的潜能。“结果表明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他告诉我。
这也使得致幻剂易于了解掌握，并作为治疗方法加以监管。这并不是说用了致幻剂就能感受到与宇宙合一，或者见到自己心中的神。格里菲斯认为这种使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结果。他们对于积极治疗的可能性提出了很多想法，包括创建一个准备性的设定。克利特曼在接受治疗前的两个月已经开始准备了，他学着冥想，定期与一位心理学家交谈，并制定了一个咒语——“为了自己和家人，我要戒烟，这才是生活。”这意味着他明确打算戒烟。
在接受第一次治疗后，他捏碎最后一包烟并扔掉，躺在躺在舒服的沙发上，房间温暖而昏暗，有着释迦牟尼的雕像，他掏出眼罩遮住眼睛，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动人乐章——偶尔呈现印度风格。医生一直关注着他，问他之后的所作所为，并为他量血压，“知道他们在关注我让我感觉很安慰。”克利特曼说。
使用了裸盖菇碱之后的生活体验，克利特曼的描述与之前相似，但是他认为“更深刻了”，这种新发现的深度有时会以奇异的方式呈现：一种自发的哭泣倾向，但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出于喜悦。“这太棒了”，他告诉我“我的孩子们都认为我不会再这样了”。
当裸盖菇碱进入你体内，身体就会在代谢中将其转换为二甲-4-羟色胺（一种致幻剂）——致幻剂的活性化合物。裸盖菇碱和LSD都会刺激神经元上的5-羟色胺受体，刺激这些细胞引发一系列的后续活动。羟色胺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情绪调节器，对一个人能否感到幸福非常重要。许多抗抑郁药物也可以提高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然而，这种出于生化的理解也不能解释主观的体验——“迷幻之旅”，或解释致幻剂在离开身体很长时间后为什么仍能继续作用。
映现在受迷幻剂影响大脑中的潜在信息化肖像实在迷人，也许神经系统科学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杏仁核（大脑控制恐惧的中心）的活动会受到致幻剂抑制，这样人们对负面刺激的回应就减少了，这或许可以解释它治疗抑郁症的作用机制。
你相信魔法存在吗：没有比迷幻蘑菇里的有机化合物更魔幻的存在了，裸盖菇碱，刺激脑部活动。但是听到那些已经被迷幻剂治好的成瘾患者描述他们被治好的过程时，感觉就像魔法一样。
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家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当人们受到致幻剂影响时，神经网络中负责编织信息的节点就会成为连贯的整体，一起减弱反应；不过在遭遇不同的专业任务时，相对应的网络连接也会增加。这意味着一种错乱——梦醒时有千变万化的颜色和感觉——以及自由。研究人员称之为“自我融解”。
“在致幻剂的影响之下，神经网络之间会更多的互相影响。大脑的活动不像机器那样组织严密。”纽约大学主导嗜酒研究的的科学家米歇尔·伯根舒尔茨（Michael Bogenschutz）这样告诉我。“这与那些患者的主观描述相符合。”——闻到颜色的气味、看到某种味道、这其实是感官紊乱——“以及感觉到那些平日无关联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另一个活动性减弱的神经网络是“默认模式网络”，它对内部导向的活动很重要，比如沉思和幻想。神经中枢同样会受到影响，如海马区（影响空间识别）、后扣带皮层和楔前叶（时间识别，想象自己在过去或未来）以及内侧前额叶皮层（主管自传式记忆）。
默认模式网络发挥功能通常是为了反制外部导向任务，这是另一个主管如踢足球或猎鹿之类外向活动的神经网络，称为“正向任务网络”。这两个独立的神经网络往往就像站在跷跷板两侧：只能有一个被激活，另一个与此同时只能受到制约，反之亦然。
但是帝国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致幻剂能同时激活参与者身上的这两个网络，这样，冥想就能以外部经验的方式被内部观察到。对受致幻剂影响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正如冥想者一般，这些网络能被并发激活，能够预测到分裂感会消解——自我执念也如此——而深刻的相关性就浮现了。
内心的暴君得以解放，致幻剂为存在带来了了光明。
LSD也会导致默认模式网络轻微片段化，与此同时促进其他隔离区的活动。海马区和另一个叫做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地区对自我性的感受很重要，多说一些的话，即使是在后扣带皮层和海马区——两个默认模式网络的中枢地带——交流都不多。
帝国学院的科学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证据证明，大脑的区域就是一套自上而下维护秩序和执行控制的“富人俱乐部”。他们称致幻剂的使用为——权柄的放松。脑部分为功能不同的各个区域，而致幻剂的使用会让一些功能瘫痪，出现一种神经的世界主义。想象这种诱人的场景——有名望的父母出城了，青少年们在家中欢乐聚会——这就是LSD使用过程中大脑里发生的事情——被压抑许久的热情自下而上地爆破开来。
这个解释展现了大脑日常功能之外的另一面，对世界有所感知可能需要大脑对自己有所约束——限制其感知的内容和途径。从进化论角度来说，原因就很明显了，强加秩序是有利于存续的。如果你对世界的感知一直充满幻觉，无法区分你想象中的龙与正待猛扑的真实存在的老虎，那你可能不会活太久。也有可能是大脑本身爱好横征暴敛，当它变得铁腕无情，我们的心灵也随之被禁锢。而随着那些谨小慎微又平淡无奇的中枢纷纷下线，致幻剂就会解放我们大脑的其他区域，并激发我们的与之相关的才能，达到科学家们所说的“无约束的认知状态”，而且最终解放我们自己。
在神经科学文献中，中风、外伤，甚至是痴呆症患者的病例报告表明，破坏大脑的一部分确实可以导致良好创造力的显著增强 ，这有可能是因为大脑的其他区域和其创造性能量得到了释放。致幻剂也可以制造类似的影响，不过不是通过破坏大脑的那些部分，只是暂时削弱它们对其他脑区的管控。
不过这仍不能解释为何致幻剂只用了几次就能带来长久的影响，就像克利特曼戒了三年的烟一样。大多数精神药物，如SSRIs类药物，必须长期使用才能一直产生效用，它需要在你的身体中才能发挥效果。相比之下，迷幻药似乎在离开你的身体之后仍然能持续作用。
伯根舒尔茨假设那是由于致幻剂打开了增强神经可塑性的窗口，大脑内部的机能被改变了，由树枝状细丝相连的神经元网络，构成了你认知和感觉到的一切。不是像温度增加金属的延展度就上升，致幻剂可能促进的是神经元之间的新连接的形成，这就好比允许你打破坏习惯、恐惧和欲望的限制。而且如果神秘经验的重点就在于可塑性——伯根舒尔茨说：“那么更多的工作就极其必要，我们要确定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意即药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药物时的主观体验。
强烈的体验能够改变脑神经的连接，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伯根舒尔茨指出这可能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人们使用致幻剂时，大脑和免疫功能中存在测量性误差，创伤后发生的变化可能不是物理的，而是经验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对你所感知的事物产生的强烈情绪反应。”是它导致了这些变化，伯根舒尔茨说。“这不仅是由经验本身所导致的，也是由它的意义所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是一种伟大而又意义非凡的经历推动你朝向更积极的方面生活？——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帮助你戒烟的顿悟？
在格里菲斯看来，致幻剂是一种心灵本质冲突的课程。“这可能与冥想和宗教传统的探索有关，”他说。多种形式的冥想能锻炼观察心灵的能力，人就不会被身边发生的事情所困扰。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技能的加强可能会使日常活动更轻松，也会为训练者带来那种他们常描述为解放的状态。也许通过解放对内心暴君的束缚，致幻剂能带来类似格里菲斯称之为“存在之光”的感受。这种“效果”——能够避免你再陷入自己难以抗拒的欲望，这才是禁欲的本质，他说。使用致幻剂后，患者们“不会太担心他们对成瘾事物的欲望”，格里菲斯告诉我，“他们知道那都会过去的。”
近一个世纪之前，一个叫做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的酒鬼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与他的终生抑郁症进行殊死搏斗，山穷水尽束手无策之时，据说他哭了出来，“如果真的有上帝！让他显现给我看！为了这我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道亮光——他后来称之为“热闪光”——一种狂喜的感觉和一种伟大的和谐的感觉降临了。
他从此滴酒不沾。
威尔逊后来创立了匿名戒酒协会，后者成为了著名的康复和戒酒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威尔逊对LSD作为戒酒的药物很感兴趣，他自己进行了尝试，就像奥斯蒙德一样，他认为这药可能会帮助别人得到跟他一样的经验。我们能从威尔逊的故事里明确得到的是，人可以通过自发尝试得到这种顿悟的经验，这能帮助他们戒除不良习惯。
从这个短片可以快速了解一下威尔逊和LSD的故事：
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的退休心理学家威尔·米勒（Will Miller）称这些突然的心理转变为“量子变化”（quantum changes）。他的女儿一直是他的困扰，可是当她顿悟之后，一夜之间就转变成了一个有爱心又负责任的女人，他从此开始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他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一定共性，内在有强烈的联系。使用时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感其实是一种幻觉，意识到别人的缺乏的应该是同情，而不是判断和惩罚。人们会突然从欲望和依赖中得到解放，他们会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我认为这是意识在进化，”米勒告诉我。他补充说，“戏剧性的变化是可能的。我们不会停留在昨天。”
但是，这些突然的转变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米勒不能确定体验者感受的任何特征，也不能预测转变出现的时刻。但是如果能可靠地诱导“量子变化”，就可以研究它。致幻剂研究需要复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想想吧，它不仅对吸毒者有好处，对每个人都有。
假设成瘾研究将继续之前的承诺，格里菲斯预见迷幻药会应用于临床，像他自己的研究一样，在治疗前后都提供广泛的支持。格里菲斯不认为致幻剂疗法会传播得很快，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对强效药物有偏见。“现在，迷幻剂为所有人带来福祉的想法也许会减少一些人的厌恶，”他告诉我。
但是，在从现在开始的20年之内，谁知道呢？到那时，我们可能会使用更精确的方法诱导出相同的变化，比如通过颅磁刺激甚或更精确的脑外科手术。对于格里菲斯，迷幻剂主要可用作一种教学的途径，通过它我们可以得知人类是怎样转换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减小其副作用。他说他现在得到的教训就是，“深刻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做这些研究似乎是为了在生理上得到经验，这就可以成为我们稳定而彻底地改变性格，态度和行为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