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行“道”考略（上）

摘要：司马迁对孟子行“道”失败提出了“迂远而阔于事情”及“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是以所如者不合”的精辟论断，此后阎若璩，焦循、钱穆等前辈先贤于此多有考证，亦不出此论之藩篱。然孟子行“道”之失败，一方面由其与匡章之亲密关系及其所持的民本思想，使得本性多疑的齐宣王猜忌大盛，另一方面齐国权佞当道，孟子在与他们的斗争中积怨颇深。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匡章将兵在外之际大爆发，从而使得孟子已经处于被监视的地步，于此不得不黯然离开唯一有可能行其尧舜之道的政治舞台。

关键词：行“道” 孟子  匡章  齐宣王

孟子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尧舜之道”，[1]终不获行，对于其中的缘由司马迁提出了“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这一精辟论断，[2]此论一出千载之下无有异议。以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焦循的《孟子正义》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为代表，前辈先贤在孟子事迹的考证上取得了许多成果，然亦不出司马迁所论之藩篱。曩昔孟子行“道”的考证均以孟子为主线，忽略了君王、孟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这三者的考证及其与孟子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且对于《孟子》一书的训诂句读、贯通理解、及其中相关的时日、官制等处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

兹不揣鄙陋，试以孟子行“道”的主要舞台，即齐宣王一朝，为分析基点，循孟子在宣王一朝的行“道”的两条主要线索，分别展开考证：一、孟子及匡章等支持者与齐宣王的关系；二、孟子与王驩等奸佞宠臣势力的斗争。

孟子及匡章与齐宣王的关系

孟子与匡章之交，实于当时齐国之政治局势及孟子行“道”有着莫大的关系。

甲、孟子在匡章处境困窘之际与其交好，可谓贫贱之交，志趣相投，历时久远，感情深厚。《孟子·离娄下》云：“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3] 以此观之孟子可谓匡章的唯一密友,而匡章也是孟子极少称道的时人。钱穆先生解之曰“自章子胜秦归，威王既明称其不欺死父，又必为之更葬其死母，而章子益见亲重于齐。（观其后之屡为齐将可知。）不应通国犹称其不孝。意其时从游而礼貌之者必多矣，公都子亦何疑于孟子而有此问？余与全氏之说，虽同属推想，而余说似较有理。此孟子当威王时先已游齐之证三”。[4]又，钱穆在《匡章考》中云“章子盖与其邦人陈仲子之行谊相近。故特称仲子于孟子，而曰：'陈子岂不诚廉士哉！’孟子之称章子，亦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博奕好饮酒，好货财，私妻子，从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章子无一于是。’此虽不足以尽章子，亦可以知章子之律身”，可知匡章之志趣观念近于孟子。[5]

乙、匡章起于威王后期，在宣王时实为齐国军界第一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6]范祥雍先生释之云“章子之用，疑在田忌出亡、田盼不用之时，全氏谓'是威王末年’，殆然。黄氏谓'伐齐在韩、魏既服之后’，于理当然，否则无从假道”。[7]匡章起于“田忌出亡、田盼不用之时”，对于“田忌出亡”之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释曰“则田忌奔楚，虽在马陵战后，无害为威王时”，[8]又，见八四条《齐魏战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显王二十八年辨》；[9]“田盼不用”之时，《战国策笺证》云《说苑·尊贤篇》中载楚围齐于徐州“齐使眄子（田盼）为将”“至盼子后将与楚战，《策》、《史》并不载，疑非事实”，[10]又，王国维先生《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三十六年，楚围齐于徐州，遂伐于越，杀无疆。（《史记·六国表》显王三十六年，楚围齐于徐州。《越王句践世家》：'楚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徐广曰：'周显王之四十六年。’案《六国表》，'四十六年’乃'三十六年’之讹，此本《表》言之。）”，[11]则田盼于公元前333年不用，匡章当在此之后崭露头角。匡章用事以后大败秦军，“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12]此言虽不免有夸辞之嫌，然“知匡章信用于齐，自此役始，其后遂为宣王将而伐燕”。[13]

丙、匡章为旧朝老臣，大权在握，功高震主，不免为宣王所猜疑，然战国诸将如吴起、李牧、乐毅、白起等莫不此如，起用之际信任有加，一旦功高，则为内廷猜忌，正所谓“战无不胜而不知止着，身且死，爵且后归，犹为蛇足也”。[14]更为重要的是齐国之前发生的“田忌奔楚”事件，也必使尚未上位的宣王印象深刻。《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1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又云“二年……宣王召田忌复故位”，[16]《先秦诸子系年》八五条《田忌邹忌孙膑考》辨曰“盖宣王初立，而邹忌以先朝老臣，擅权用事。则邹忌卒年，自当在宣王元年。而田忌复召，自在其后”。[17]以此观之似乎“复召田忌”乃是因宣王知“成侯卖田忌”，然齐宣王是所谓“过颐豕视”的精明政治家，[18]则“复召田忌”的根本原因恐非如此简单。此时距“田忌奔楚”约20年左右，田忌在齐当已无甚势力，而邹忌仕人极众，其残余势力可谓尾大不掉。宣王当有以田忌来平衡邹忌残党之念，所谓“复召田忌以为将”，亦虚衔而已，此后亦徒有在伐燕有所进言罢了，此种做法的主要原因当是为解决“邹忌以先朝老臣，擅权用事”，其真实目的当为释放风向标，并实现政治平衡。宣王此一态度，又见《战国策》云“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晏首贵使仕人寡，王悦之。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者，以几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19]所谓“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亦只为宣王遮掩其露出“不悦”之手段也，若邹忌之“擅权用事”且“仕人众”，况以宣王“知成侯卖田忌”之类阴险诡诈之事，并于宣王二年复招田忌之举动来看，则实并未因邹忌一番虚言而改变看法。此亦可参见宣王在处置另一权臣田婴的权谋运用。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宣王在从容解决田婴时也上演了“宣王自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请相之。靖郭君辞，不得已而受。七日，谢病强辞。靖郭君辞不得，三日而听”的一出好戏，[20]然其实犹不放心，待田婴殁后荆人攻其子孟尝君于封地薛时，[21]闻“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方才“和其颜色曰：'嘻!……’”，[22]于此宣王优秀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忍耐力可见一斑。

丁、孟子亦为宣王猜疑。以匡章的身份地位，及其前毁后誉之故事，宣王必知其与孟子之深厚感情，其二人即为挚友走动必然频繁，且理念相近，难免有很多相似相同之声音，如此宣王自会将孟子视为匡章之谋主。孟子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3]如此无异于说君王可用武力改易，宣王又如何不疑？又如《孟子·万章句下》中“齐宣王问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24]宣王甚至主动试探孟子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臣弑其君，可乎？”，然自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徐州相王后，齐王名份上已于周天子并驾，且在宣王继承王位前，又发生了五国相王[25]和“六国皆称王”的事件[26]，以上举动可谓将周天子的权威彻底否定了，则宣王主动发此问于孟子，其意当在萧墙之内也。孟子答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7]如此自不免引得君王疑心重重矣。又见《孟子·离娄下》云“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28]此处“瞷”当为“矙”，焦循《孟子正义》云“宋《九经》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韩本、《攷文》古本同。监、毛二本瞷作矙……王氏念孙《广雅疏证》云：覸之言間也，間，覗也。《方言》云：瞷，眄也，吴扬江淮之間曰瞷。……按赵氏以视释矙，自非瞷字”。[29]又《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云“段氏注云'《方言》'䀩，眄也，吴扬江淮之间，或曰瞷，或曰䀩’’……钱绎《方言笺疏》云'宋玉神女赋'目略微眄’略与䀩通’岩按《文选》李善注云'目略，轻看’盖训略为轻，则䀩者，轻看之意，与流眄同义。”[30] 则，矙，窥也，觇视也，躲藏貌；瞷，斜视貌，齐王必不会派人“瞷夫子”，只能是“矙夫子”。此事当发于宣王时，因“王使人矙夫子”一定是非常重视，若不重视，何必“使人矙”之，且除了重视亦必有疑惑之处。威王未尝重视孟子，“使人矙”则无从论起，此必为宣王时事。这种重视无外以下两种情况：一、通过窥探进而了解。（一）疑其名不副实，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刘向《荀子叙》云“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31]又《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32]宣王时稷下先生已然众多，此外尚有其他“文学游说之士”，名过于实者夥矣，岂可一一窥探了解？且如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之类宣王未必不知，然其好大喜功“言齐能至天下贤士也”而已。[33]此亦一时之风气，且如冯谖自谓“无好”“无能”而孟尝君尚“食之比门下之客”“为之驾”“给其食用”。[34]退一步讲若宣王果如淳于髡般疑其言高不实，“谓孟子之高唱救世，实未见有'为人’之实也”，[35]则以孟子之言行一致，如勘的确实，又如何不委以重用？（二）疑其容貌拟于圣贤，这种说法纯为附会，实在不值一辩。如赵岐云“齐王必谓孟子之贤，貌状须有异于人也”。[36]齐王见人多矣，异貌亦必多矣，若欲知其相貌，光明正大派人拜望即可，又何必鬼祟窥探？且当时所谓贤者亦多矣，非如后代独尊儒术，即使尊儒以后，孟子至宋后方才确立其地位，如以后人之眼光臆断，断为不可。二、猜疑监视，孟子武力改易君王的言论及其与匡章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否代表匡章，均已经触碰了君王的底线，使得宣王惊疑不定。一方面，宣王是一个对于臣子防备心极强的人，无论是“尹文子见齐宣王，宣王叹国寡贤”，[37]还是“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38]抑或宣王对淳于髡说“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说之矣”，[39]均使人以为齐国人才凋零，然“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40]齐国此时仅稷下先生既可称人才济济，但宣王却反复慨叹“无士”“寡贤”。这其中的原因或可能是人才太多，使其如“威王问孙子曰：'……齐士教寡人强兵者，皆不同道。……〔有〕教寡人以正教者，有教寡人以〔□〕敛者，有教寡人以散粮者，有教寡人以静者……’”般感到无从选择，[41]但即使这样威王依然任用了田忌、孙膑、田盼、匡章等名将，启用了邹忌变法图强，而宣王一朝仅留用旧臣匡章主兵。作为一个“愿得士以治”并致力于招揽人才，[42]使得“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的国主，[43]且待其进言时宣王亦都能虚心采纳，不过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被委以重任而是“不任职而论国事”。[44]所以只可能是宣王并非感到无从选择，而是希望广纳天下贤士，听其言而不任事，使他们成为“有智为寡人用之”的顾问而非有实权的权臣，[45]这样既可有利于国，又可避免如前朝邹忌般的专政，田婴能“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般的专权，[46]从而保证大权不会旁落，这就是孟子所观察到的“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47]当然竟宣王一朝也确实没出现专权专政之臣。另一方面，虽然“那时禅让之说鼓吹既盛”，[48]但中山王

方壶铭称伐燕的依据为“适遭燕君子哙，不分大义，不旧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49]作为官方的宣传文章，可以说不论其所责燕王哙的具体事实之真伪如何，其思想必与当时之主流观点相符合。这就说明当时禅让虽然热闹但其实是一个边缘化的理论，宗法制才是社会公认的权利传承体系。此正如“田骈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50]孟子武力改易君王之论本意在劝导君王，然由于孟子与匡章过从甚密，虽然匡章有“岂为人臣欺生君哉”之谓，[51]然孟子树立了“民为贵”“君为轻”的道德高标，则可以说为民而“诛一夫”亦是正大光明且理所当然的了。因此由宣王观之孟子非但在理论上突破了君王“不拟”的底线，亦具备了从实质上改易朝廷的实力。这不免让人想到田忌旧事，之前奔楚复位的田忌虽未如《史记·孟尝君列传》所云奔楚前曾“袭齐边邑”，[52]而亦当为《战国策》云“田忌不听，果不入齐”，[53]惟君王又何尝能将存亡祸乱寄于他人一念之间乎？因此“王使人矙夫子”当非如《先秦诸子系年》所云“余谓储子告孟子，王使人矙夫子，亦孟子初见宣王时事也”。[54]此事当发生在“燕人畔”之后濮水之战前后，尤见宣王心中疑忌之重。

注：

[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3页。

[2]《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43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17页。

[4]钱穆：《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66页。

[5]钱穆：《匡章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27-330页。

[6]《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

[7]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30页。

[8]钱穆：《田忌邹忌孙膑考》，《先秦诸子系年》，第302页。

[9]钱穆：《齐魏战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显王二十八年辨》，《先秦诸子系年》，第298-300页。

[10]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第489页。

[11]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12]《战国策》卷8《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9页。

[13]钱穆：《匡章考》，《 先秦诸子系年》，第328页。

[14]《战国策》卷9《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第356页。

[15]《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第2351页。复召田忌又见“美国飞勒德飞亚大学博物馆藏战国铜器陈囗壶，文曰：“佳王五年，囗囗陈囗（上目下又）再立事岁”。陈梦家考释：陈囗（上目下又）即陈具，即田忌，是田忌再召即在宣王五年伐燕之岁也。”（钱穆：《田忌邹忌孙膑考》，《 先秦诸子系年》，第303页），丁山亦认为陈囗（上目下又）即田忌。（丁山：《陈骍壶铭跋》，《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6期）又，李学勤云“'立事’即'位事’或'莅事’”（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7期）又，1982年盱眙出土的陈璋圆壶铭文与飞勒德飞亚大学博物馆藏的陈璋方壶除第17字外完全一致。关于此壶的更详细研究参见，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囗（左缶右霝）·陈璋圆壶读考》，《考古》 1988年第3期。然学界亦有以为此铭文中的陈囗（上目下又）与“《世本》之陈得”是否为一人尚存疑问。如曲英杰云“齐伐燕之役当为三次，除齐宣王五年外，齐湣王五年（即'覆三军，获二将’之役）、齐襄王五年并有伐燕之役”，又引唐兰语云“陈梦家把伐燕子之的匡章与陈璋误合为一，……陈璋是《战国策·秦策》的田章，在齐湣王十六年（前258年）派到赵国去……匡章是齐威王宣王时代的老将，所以常称章子，但从没有称为陈章。……公元前334年，匡章在此时已能与惠施辩难，总有三四十岁了，从此时到公元前258年，经过四十九年，如果匡章还生存，岂有八九十岁的老将还被派去充当一个致邑的使者之事……其实，陈璋壶的五年，应是齐湣王五年（前286年）”并指出“其所论虽未必和与史事，但却颇有启示性。齐国称陈璋者肯定不止一人”。（曲英杰：《陈璋壶铭匽亳解》，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 （第4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第245-248页）这种推论符合李学勤指出的先秦年历中齐湣王五年没有戊辰的说法。（李学勤、祝敏申《 盱眙壶铭与齐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第1期），然周晓陆在《盱眙所出重金络囗（左缶右霝）·陈璋圆壶读考》中提出“戊辰”应为“戎启”“意指宣王五年孟冬开始兴兵伐恶”，若如此，则是否为宣王五年之事尚存疑待辨。又，孙敬明通过对有“立事”字样齐铭文的统计分类得出“齐之'立事’铭辞格式不同，由此可以分辨立事者孰在中央或地方。究其格式，约有三种。①立事者名前不冠地名式，……②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③以王位纪年与'立事岁’并用，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又云“比较以上三式，可以看出，凡名称'某某立事岁’，而前不冠地名，此'立事者’当属中央一级”。但未对“以王位纪年与'立事岁’并用，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属于中央还是地方做出推断。（孙敬明：《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54-155页）其又云“陈

立事岁后缀以地名'安邑’与陈璋壶之'佳王五年’后缀'郑阳’句式互证，知此陈

也应是中央权臣”，则可知其认为陈得，即陈囗（上目下又）为中央权臣，唯不知是如何推断出的。（孙敬明，王桂香 《陈氏三量与灵山卫和琅琊台》，山东胶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编：《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李零指出““陈某莅事”类。其题铭格式一般作“某地（或王孙）陈某立（莅）事岁（或'再立事’，或'叁立事’），左里畋，毫某器（豆、区、釜）”。其含义，“某地”是莅事者的里籍（如“平陵”、“华门”），“陈某”是莅事者的私名（如“陈导”、“陈棱”）。这些莅事者，当是陈齐贵族的后裔，所以有时也称“王孙陈某”。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往往被估计过高，如有些研究者把他们当中的“陈向”考为田成子常，“陈辱”考为田惠子得，以为是春秋末田氏（陈氏）专齐（姜齐）政的执政大臣，这是值得商榷的”。（李零：《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小字白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5页）当然孙敬明亦承认“齐国铭辞中，人名'陈得’者多见，……此属同名现象”。（孙敬明：《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55页）则此处陈囗（上目下又）到底是一位邑大夫还是一位中央的执事者，则尚有待继续研讨。又，孙贯文以为此壶所谓陈璋不是匡章，匡章亦非领兵之章子。（孙贯文：《陈璋壶补考》，《考古学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90页）虽然此处陈璋是否为匡章难以确定，但是匡章和领兵之章子之所以历来被认为是一人的主要根据是《孟子·离娄下》中对于匡章境遇和《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中章子描述一致，但《陈璋壶补考》对此均未尝论及。同时同地同名者虽有之，然境遇亦一致而非一人者殊为难信。

[16]《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3页。

[17]钱穆：《田忌邹忌孙膑考》，《 先秦诸子系年》，第304页。

[18]《战国策》卷8《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第310页。

[19]《战国策》卷8《齐策一·邹忌事宣王》，第323页。

[20]《战国策》卷8《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第312页。

[21]此处齐王为谁多有争议，范祥雍辨曰“高诱云：'（齐王）齐宣王也，威王之子’〔按〕《吕氏春秋》《注》同。鲍本次此《策》于湣王下。《孟尝君传》言田氏代立于薛，在湣王时，鲍即据之。然《史记》宣王、湣王之世多讹淆，不足从。如田婴封薛，《古本纪年》在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当齐威王三十四年，而《史记》谓湣王三年。田婴以宣王即位不悦之而辞归于薛，明著于策（靖郭君善齐貌辨章）。若如《史记》，则不侔矣。田文立时虽不能祥，《策》谓宣王但听齐貌辨言，重用田婴，婴不久强辞相位去。据此，婴退老于薛在宣王初年。宣王在位十九年，婴之卒，文之立应在其间。则高注谓此王是宣王，是也。”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95页）。

[22]《战国策》卷10《齐策三·孟尝君在薛》，第376-377页。

[2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01页。

[24]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74页。

[25]五国具体为哪五国及称王的具体时间多有争议，（参见，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第1853-1857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6-479页。）今从钱穆《五国相王考》。（钱穆：《五国相王考》，《 先秦诸子系年》，第390-392页）

[26]钱穆云“《史记·鲁世家》：'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今按：秦惠王卒于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则周显王四十七年也，是年当为鲁平公元年。前一年，即五国相王之岁。”（ 钱穆：《鲁平公元年为周显王四十七年》，《 先秦诸子系年》，第393页）

[27]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3页。

[28]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02页。

[29] 焦循：《孟子正义》，《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4-605页。

[30]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第90页。

[31]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84页。

[32]《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页。

[33]《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348页。

[34]《战国策》卷11《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第395-396页。

[35]韩复智：《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36]焦循：《孟子正义》，第604页。

[37]欧阳询：《艺文类聚》卷20《人部四·贤》，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363页。

[38]《战国策》卷11《齐策四·先生王斗》，第415页。

[39]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

[40]《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2347-2348页。

[41]骈宇骞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华经典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9页。

[42]《战国策》卷11《齐策四·先生王斗》，第415页。

[43]《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页。

[4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2《论儒》，《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9页。

[45]赵善诒：《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

[46]《战国策》卷8《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第310页。

[47]杨伯峻：《孟子译注》，第44页。

[48]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

[49]伊沛霞 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50]高流水，林恒森译注：《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51]《战国策》卷8《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第329页。

[52]关于田忌是否“袭齐边邑”，范祥雍辨曰“《史记·田完世家》谓田忌'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孟尝传》则云'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并与《策》不合。”上章吴《注》云'忌既袭齐，岂得再复？’，虽所解尚未确（见上），其驳《史记》此语颇有理。忌不听孙子之劝，又在宣王时召复，则决无袭齐之事，当从《国策》”（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第595页）。

[53]《战国策》卷8《齐策一·田忌为齐将》，第320页。对于田忌不听孙膑击齐的进言，钟凤年云“此章恐为著者本传闻之误，附会上事而复重者。案《孙子传》称：'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孙子若教田忌“举大事”，忌既因不听而出亡，则孙子亦必不敢归齐。可见《策》事必虚”。（钟凤年：《国策勘研》，北平：燕京学报,1936年,专号11，第25页）此论只恐不妥，孙膑谓田忌“为大事”之言必为密谈之时，唯二人知之，田忌既已奔楚孙膑又有何“不敢归齐”？且本互为心腹田忌既已奔楚又何必出卖孙膑？即使出卖于已亦无利，徒增威王疑忌，陷挚友于险境而已。待田忌20年后复归，孙膑当已亡故。且就事实论田忌无袭齐之事，不必推责于孙膑，孙膑无谋逆之实，田忌无需与其切割，本人无编造之因由，邹忌之徒亦不可能以此为田忌脱罪，其言为实的可能性极大。

[54]钱穆：《孟子自梁返齐考》，《先秦诸子系年》，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