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茶花女》 被译介到中国：曾经长销8年
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寿昌口述、林纾执笔，被时人称为“西方的《红楼梦》”，郑振铎先生赞其“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
3月18日至20日，上海歌剧院全新创排的 《茶花女》 在上海大剧院连演3天。台上，中国的艺术家用旗袍、邮轮等元素为世界经典“穿新衣”。观众席上，场场爆满，有歌剧爱好者用意大利语高声喝彩，这是对沪版“白色茶花号”莫大的认可。
“歌剧 《茶花女》1853年首演于意大利，位列威尔第中期三大杰作之一。它是包括中国观众在内，全世界最熟悉的歌剧之一。”这是歌剧院艺术总监魏松的解读：从1944年高芝兰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 《茶花女》 第二幕，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建国后上演第一部西方歌剧，再到此后《饮酒歌》 广为传唱，歌剧形态的《茶花女》 在中国从未衰败。其实，何止是歌剧。中国的话剧、文学、电影等多个艺术领域，都或多或少留下过 《茶花女》 的惊鸿一瞥。译林出版社版小说 《茶花女》 译者郑克鲁为该书作序：“《茶花女》 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歌剧，三者都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晚清时，在一片看低域外小说的思潮中，林纾把 《茶花女》 译介到中国。这打开了彼时中国人看世界文学的窗口，让国人知道，原来国外也有丰富的文学作品，原来外国人的情感生活与中国人并无二致。
它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也是最早的现代话剧
陈思和这样评价 《茶花女》：“在中外文学关系中，法国文学最早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代表之一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
1897年的早春时节，晚清文学家林纾丧偶，整日郁郁寡欢。为排解愁绪，他接受友人王寿昌提议，着手翻译 《茶花女》。2年后，小仲马的原作被译为 《巴黎茶花女遗事》 在中国出版，一段凄美爱情故事一时间风靡街头巷尾。陈思和说，那些“粉丝”之中，甚至还有鲁迅和周作人。鲁迅在南京求学时购买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周作人在 《鲁迅的青年时代》 一文中回忆得更细致：“我们对于林译小说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把它买来。”周家兄弟之外，作家叶灵凤也是林译本 《茶花女》 的忠实读者。由于反复阅读 《巴黎茶花女遗事》，他常有些“入戏”，感到自己“挤在人群中也仿佛是小说中的阿蒙 (现译作‘阿芒’)”。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告诉记者：“如果说小说 《茶花女》 掀开了欧美翻译小说在中国最初的热潮，那么由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所演绎的 《茶花女》，则为中国现代话剧史写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笔。”1907年春天，林纾的 《巴黎茶花女遗事》 已在中国长销了8年。谁都没想到，由中国人演绎的话剧 《茶花女》 却在那时走出国门。为了替江苏水灾赈灾募捐，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台上，一位披卷发着洋装、身材纤细的白衣美人忍痛与爱人告别;台下，2000多名来自中国、日本、欧美等国的观众屏息观看。后来，上海的报纸这样形容此次演出：“此诚学界中仅有之盛会，且亦吾辈向未经见之事也。”那位让观众深深着迷的白衣美人，正是由著名艺术家李叔同扮演的茶花女。
诚然，春柳社 《茶花女》 的成功，离不开小说在中国长销的基础。但更令人激动的是，这次演出改变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以歌唱为主、舞台背景抽象的演出方式，被视为中国人演绎现代话剧的起点。在毛时安看来，《茶花女》作为一部被诠释成各种样态的经典作品，它是中国现代话剧之门的第一把钥匙，也是中国文艺吸取外来文艺精华的见证。
它打开了中国看世界文学的窗口，也启迪了思考
从晚清开始，茶花女薇奥列塔俨然最走红的外国小说人物。不少作家为显学识才情，都要在写作中带它一句。《文明小史》 第23回有言：“英雄男女不可分，文明国有茶花女”;《孽海花》第12回则称彩云打扮得如“茶花女化身”。《新茶花》 《碎琴楼》 《柳亭亭》等 《茶花女》 模仿之作也纷纷问世。有研究认为，《茶花女》 的此类影响还一直绵延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端木蕻良的 《新都花絮》、曹禺的 《日出》等，都依稀可见其身影。甚至连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名字，也由其父好友何其芳受 《茶花女》 男主人公“阿蒙”(现译作“阿芒”) 启发而得。
为何一部通俗的爱情小说会在崇尚域外科学译作的晚清有如此深远影响?陈思和以为，与其说 《茶花女》 在文学艺术的价值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怎样深刻的感召，不如看成小仲马所揭露并批判的法国黑暗社会现实，与中国当时“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状况有颇多相似。“它本质上就是才子佳人、门第之见的通俗故事，中国由古至今相类似的爱情传说、小说不胜枚举。”陈思和说，加之译者林纾极具古韵的遣词造句增强了《巴黎茶花女遗事》 的文心笔意，“当时人们追捧茶花女故事，其实追逐的是一曲由练达、雅致文言文谱就的、中国传统门第间的爱情悲歌”。
毛时安也试图从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来破解一部外来小说的风行，“那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的思想启蒙已初现端倪。国人欲脱蒙昧时代，提倡个性解放。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很容易从 《茶花女》 所控诉的阶级壁垒中找到自己意图挣脱阶级束缚的心理认同。这就像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 出台时，《梁祝》 《罗汉钱》 《小二黑结婚》 等一批讨伐旧式婚姻的文艺作品广受欢迎。
在学者看来，《茶花女》 在中国的初时风靡，实在是特定时期使然。“中国人需要了解世界，这本通俗的爱情小说可作为媒介，在它之后，国外经典小说越来越多被引进中国。”陈思和坦言，从传播角度看，《茶花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确有影响。“但它倡导的爱情却是‘占有式的感情’，并不值得推崇。这一点，当中国人在此后陆续见到俄罗斯小说里‘爱即奉献’的表达之后，才越辨越明。”
《茶花女》 开启一扇窗，窗外另有天高地阔。毛时安说，中华民族是个兼容并包的民族，在较长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文艺对人类和西方优秀文化不断学习、扬弃。由此，我们的文艺百花园才有源源不断的、新生的艺术养料。或许，这就是以 《茶花女》 为代表的一批世界经典作品，能够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原因所在。

江河 历史解密 2020年0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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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寿昌口述、林纾执笔，被时人称为“西方的《红楼梦》”，郑振铎先生赞其“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
3月18日至20日，上海歌剧院全新创排的 《茶花女》 在上海大剧院连演3天。台上，中国的艺术家用旗袍、邮轮等元素为世界经典“穿新衣”。观众席上，场场爆满，有歌剧爱好者用意大利语高声喝彩，这是对沪版“白色茶花号”莫大的认可。
“歌剧 《茶花女》1853年首演于意大利，位列威尔第中期三大杰作之一。它是包括中国观众在内，全世界最熟悉的歌剧之一。”这是歌剧院艺术总监魏松的解读：从1944年高芝兰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 《茶花女》 第二幕，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建国后上演第一部西方歌剧，再到此后《饮酒歌》 广为传唱，歌剧形态的《茶花女》 在中国从未衰败。其实，何止是歌剧。中国的话剧、文学、电影等多个艺术领域，都或多或少留下过 《茶花女》 的惊鸿一瞥。译林出版社版小说 《茶花女》 译者郑克鲁为该书作序：“《茶花女》 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歌剧，三者都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晚清时，在一片看低域外小说的思潮中，林纾把 《茶花女》 译介到中国。这打开了彼时中国人看世界文学的窗口，让国人知道，原来国外也有丰富的文学作品，原来外国人的情感生活与中国人并无二致。
它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也是最早的现代话剧
陈思和这样评价 《茶花女》：“在中外文学关系中，法国文学最早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代表之一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
1897年的早春时节，晚清文学家林纾丧偶，整日郁郁寡欢。为排解愁绪，他接受友人王寿昌提议，着手翻译 《茶花女》。2年后，小仲马的原作被译为 《巴黎茶花女遗事》 在中国出版，一段凄美爱情故事一时间风靡街头巷尾。陈思和说，那些“粉丝”之中，甚至还有鲁迅和周作人。鲁迅在南京求学时购买了 《巴黎茶花女遗事》，周作人在 《鲁迅的青年时代》 一文中回忆得更细致：“我们对于林译小说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把它买来。”周家兄弟之外，作家叶灵凤也是林译本 《茶花女》 的忠实读者。由于反复阅读 《巴黎茶花女遗事》，他常有些“入戏”，感到自己“挤在人群中也仿佛是小说中的阿蒙 (现译作‘阿芒’)”。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告诉记者：“如果说小说 《茶花女》 掀开了欧美翻译小说在中国最初的热潮，那么由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所演绎的 《茶花女》，则为中国现代话剧史写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笔。”1907年春天，林纾的 《巴黎茶花女遗事》 已在中国长销了8年。谁都没想到，由中国人演绎的话剧 《茶花女》 却在那时走出国门。为了替江苏水灾赈灾募捐，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台上，一位披卷发着洋装、身材纤细的白衣美人忍痛与爱人告别;台下，2000多名来自中国、日本、欧美等国的观众屏息观看。后来，上海的报纸这样形容此次演出：“此诚学界中仅有之盛会，且亦吾辈向未经见之事也。”那位让观众深深着迷的白衣美人，正是由著名艺术家李叔同扮演的茶花女。
诚然，春柳社 《茶花女》 的成功，离不开小说在中国长销的基础。但更令人激动的是，这次演出改变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以歌唱为主、舞台背景抽象的演出方式，被视为中国人演绎现代话剧的起点。在毛时安看来，《茶花女》作为一部被诠释成各种样态的经典作品，它是中国现代话剧之门的第一把钥匙，也是中国文艺吸取外来文艺精华的见证。
它打开了中国看世界文学的窗口，也启迪了思考
从晚清开始，茶花女薇奥列塔俨然最走红的外国小说人物。不少作家为显学识才情，都要在写作中带它一句。《文明小史》 第23回有言：“英雄男女不可分，文明国有茶花女”;《孽海花》第12回则称彩云打扮得如“茶花女化身”。《新茶花》 《碎琴楼》 《柳亭亭》等 《茶花女》 模仿之作也纷纷问世。有研究认为，《茶花女》 的此类影响还一直绵延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端木蕻良的 《新都花絮》、曹禺的 《日出》等，都依稀可见其身影。甚至连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名字，也由其父好友何其芳受 《茶花女》 男主人公“阿蒙”(现译作“阿芒”) 启发而得。
为何一部通俗的爱情小说会在崇尚域外科学译作的晚清有如此深远影响?陈思和以为，与其说 《茶花女》 在文学艺术的价值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怎样深刻的感召，不如看成小仲马所揭露并批判的法国黑暗社会现实，与中国当时“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状况有颇多相似。“它本质上就是才子佳人、门第之见的通俗故事，中国由古至今相类似的爱情传说、小说不胜枚举。”陈思和说，加之译者林纾极具古韵的遣词造句增强了《巴黎茶花女遗事》 的文心笔意，“当时人们追捧茶花女故事，其实追逐的是一曲由练达、雅致文言文谱就的、中国传统门第间的爱情悲歌”。
毛时安也试图从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来破解一部外来小说的风行，“那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的思想启蒙已初现端倪。国人欲脱蒙昧时代，提倡个性解放。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很容易从 《茶花女》 所控诉的阶级壁垒中找到自己意图挣脱阶级束缚的心理认同。这就像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 出台时，《梁祝》 《罗汉钱》 《小二黑结婚》 等一批讨伐旧式婚姻的文艺作品广受欢迎。”
在学者看来，《茶花女》 在中国的初时风靡，实在是特定时期使然。“中国人需要了解世界，这本通俗的爱情小说可作为媒介，在它之后，国外经典小说越来越多被引进中国。”陈思和坦言，从传播角度看，《茶花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确有影响。“但它倡导的爱情却是‘占有式的感情’，并不值得推崇。这一点，当中国人在此后陆续见到俄罗斯小说里‘爱即奉献’的表达之后，才越辨越明。”
《茶花女》 开启一扇窗，窗外另有天高地阔。毛时安说，中华民族是个兼容并包的民族，在较长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文艺对人类和西方优秀文化不断学习、扬弃。由此，我们的文艺百花园才有源源不断的、新生的艺术养料。或许，这就是以 《茶花女》 为代表的一批世界经典作品，能够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