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崇明之东部纪实
01
地下斗争挫败蒋军阴谋
铭记历史
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东南，攻无不克，形势鼓舞。之后数天内，国民党江苏第一绥靖司令部、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大批残兵败将，江苏省政府、长江下游苏北61个县的国民党、政、军、警高层官员，纷纷溃退崇明，总人数达2万余人。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绥靖司令部设在大通纱厂，保安司令部设在富安纱厂。5月7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从上海赶来崇明，奉命组织崇明防务，接防国民党青年军202师。
丁治磐把溃军组成暂1军，自任军长，下分9、10、11等3个师，9、10两师为“嫡系”，东部防务为主，11师由保安司令部属下保安师、各县保安队等组成，这些部队，原名统称“坚守部队”，又称“坚”字部队，分守崇明中西部北沿。暂1军部队杂，番号乱，乌合之众，给养无供，军心动摇，军纪涣散，各自为政，四处流窜就食，民众称之“吃光队”。
东部中共大椿乡党支部，与堡镇地下党、民盟盟员、打入县城高层的地下人员等，为迎接解放，主动出击。5月1日，中共特派员黎平同志赴东部领导先遣工作。东部地下斗争更加蓬勃开展。
5月4日，大椿党支部得悉省保安队有300余支长枪藏在民本中学，4个看护士兵，白天站岗，晚上睡觉。支部施民派施友才、严德隆等40余人，并有毛文谟、唐居正、宋锦堂等冒险打开通道门，成功夺取这批枪支，秘运大椿乡。
崇明岛北沿，碉堡密集。5月初，国民党青年军202师调沪之际，国民党暂1军接防还未到位。大棒乡党支部组织40多名积极分子，一夜之间，拆除敌堡40余座，使暂1军接防无堡可守。
上海解放在即。崇明东部是工商重地。特务分子到处散布反动谣言，工商界人士疑虑重重。大椿支部在大椿镇、新河镇、北堡镇等张贴、散发《十项入城政策》《解放区工商政策》等宣传品，使大批工商业主取消去港去台计划，等待解放。
堡镇总机，负责崇明东部电话网，包括驻纱厂的丁治磐司令部与县城守敌的军用电话通讯。在大椿支部袁凤甘、胡启元动员下，总机室话务员黄云嘉、贾曙东毅然接受大椿支部领导，并利用大椿支部一部缴获的军用电话机，和大椿支部建立秘密话线。这条秘密话线为地下党指挥策反、护厂、打击蒋军抢劫等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丁治磐撤逃时企图把堡镇总机带走。黄云嘉、贾曙东暗中把总机零件拆藏，谎称“总机已坏”，留下总机。
02
“一封信”引发“地震”
铭记历史
黄亚芗，大椿乡人，国民党崇明县党部书记长。儿子黄海崖，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县政府的地下党员。父子俩政治道路迥然不同。中共崇明县工委委员施群，与黄亚芗同乡，与黄海崖同学。1949年4月初，施群根据崇明县工委“一封信”运动的要求，给黄亚芗写信，信中肯定他抗战中“不畏强暴，支持抗日”，希望他“认清形势”“带头将功赎罪”。施群同时又写信黄海崖，指示他一起推动黄亚芗投诚。
在施群和黄海崖的双重推动下，黄亚芗不去台湾，并在黄海崖陪同下，立即到大椿党支部投诚自首。
黄亚芗自首投诚，产生了强烈震动，其家乡6个乡镇的旧乡镇长、乡镇自卫队长，率部起义，服从大椿支部指挥。黄海崖、吴文森（打入敌内的地下党员）、大椿支部施民等，趁势发力，向国民党崇明县军政高层或写信，或秘谈。向地下党投诚的高层即有：县中统调统室专员吴彬吾，县保安团长孙发余，县警察局督察长左逸凡，淞沪要塞司令部驻崇守备第一大队大队长龚义等。
东部陈家镇自卫队长胡一鸣，接到庙镇郁允良的“一封信”，率领自卫队起义。东平乡旧乡长、自卫队、浜镇警察分局人员，接到吴文森和民盟徐一诚的“一封信”，纷纷交出武器。吴文森用这些武器，立即组织一支群众武装队，维护地方秩序。
03
收编各地溃退蒋军
铭记历史
4月下旬，丁治磐暂1军1个营，进驻大椿乡倪家河沿。军中流行痢疾。在大椿乡支部布置下，医生华岱趁为蒋军治病之机，成功说服杨营长，率全营136人起义，听从大椿支部统一指挥。
5月中旬，仍然身受国民党通缉迫害的张效骞，地下工作者朱镜渊，接受中共东部先遣黎平、地下党员袁茂才指示，利用他们曾在崇明保安团中任职的有利条件，做流散各地保安团起义工作。张效骞、朱镜渊辗转半月，收编300多名保安队官兵，并集中于汲浜镇东部整训。期间，丁治磐嫡系200余名逃兵，在陈家镇抢劫。张效骞率领起义部队，把蒋军逃兵全部俘获。
5月27日。吴文森、徐一诚得悉，张网港外口，有两艘帆船，载有100余名蒋军，立即派人前往谈判。原来，这部蒋军为暂1军的“学生连”，准备补充给养，东开舟山。经过我方耐心劝降，“学生连”全部缴械。
5月下旬。施民、吴文森、黄海崖商议，劝降江苏保安师。江苏保安师，从泰州战场溃退来崇，列暂1军名下，共1000余人，驻守崇明北沿，常下乡勒索钱粮。师长孙信符，副师长徐继泰等，与已经投诚的县城高层吴彬吾、孙发余等都是熟人。孙发余与保安师参谋长浦海藮还是老乡。吴文森、施民、黄海崖带领孙发余等，一起动员孙信符起义。孙信符接受动员，率部起义，并执行大椿地下党的指挥，坚守原地，维持秩序，直到解放军接防。
陈家镇溪家港外口，1船蒋军，避风停泊。已经起义的自卫队长胡一鸣得悉，率部前往拦截。自卫队张逸秋发现，船上军官曾与自己共事，即与胡一鸣一起上船劝降，船上100余人全部缴枪投诚。
04
丁治磐逃出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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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上海解放在即。负责上海防务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由淞沪警备司令石觉出面，召开撤军和留守掩护部队布置会议。丁治磐暂1军列在“留守掩护”之列。
丁治磐从5月7日算起，来崇不足20天。他自知布置防务是“皇帝的新装”，自欺欺人，南京丢了，杭州丢了，上海也保不住了，崇明小岛又能几斤？丁治磐对国军派系斗争心知肚明，一旦上海失守，暂1军不可能被安排撤退，只能当替死鬼，但甘心吗？所以，从踏上崇明第一刻起，表面布防，背后一直策划准备：逃到哪，如何逃，何时逃。为此，他与国民党崇明县长肖政之，在堡镇、新河、县城等地，频频布置，大肆搜刮粮食、银元，无偿征用帆船、轮船。
5月26日，丁治磐布置11师“坚守崇明”，掩护主力“先撤”，并令征收大米400石，银元1万元，以及大通、富安两厂所有棉纱，3天后“也撤舟山”。
丁治磐撤逃计划屡屡受挫，各地征粮无法完成，军队勒紧裤带，早已实行每日“一稀一干”两餐制。西部蒋军运粮船队，在中共破坏下，翻船的翻船，未翻船的返航，一斤粮也未运出。欲将堡镇总机带走又被地下党挫败。26日，丁乘坐的长江号登陆艇轮机出障，急召大通纱厂机修师抢修，出逃延迟。他提心吊胆，彻夜未眠。命令开船，数百名官兵又突然“失联”。
27日下午3点，丁治磐率残部，乘登陆艇、客轮大连号和大新号、二三十只帆船，逃往舟山群岛。
05
策动暂1军11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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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下午4点过。驻富安纱厂的暂1军第11师副师长刘贺田，到大通纱厂找施昌烈。施昌烈，十期黄埔生，大通纱厂董事兼负责人，与堡镇进步人士来往，还与中共特派员黎平同志保持联系。刘、施相见，都很惊诧，原来竟是黄埔同期，不胜唏嘘。
刘贺田向施昌烈抖露心思，丁治磐撤退还搞派系，事事先嫡系，自己曾被解放军被俘过，家属也还在南京，他想起义，手下张副团长和参谋也支持。他托施昌烈找中共地下党联系。翌日，施昌烈即向黎平报告。黎平立即写信刘贺田动员。
此时，大椿乡党支部也在行动，在富安纱厂负责人施洪熙配合下，紧锣密鼓，用秘密电话，与驻大通、富安两厂的黄团长、张团长联系，动员起义。28日下午，11师派张副团长和一名副官到大椿乡，与中共大椿支部吴明福、施民谈判，达成起义事项。
出函、协议都需要单位盖章，大椿支部没有图章，也无法与解放军和中共县工委联系，时间紧迫，夜长梦多，处理不好，前功尽弃，大椿支部就连夜赶刻一枚“中共华东野战军第九军分区崇明工作委员会”假公章，以应付盖章之用（假公章解放后即奉命销毁）。
11师顽固分子捣乱，仍在街上抢劫勒索。大椿支部毛文谟接施民电话指示后，把四颗重镑手榴弹束成两捆，放北堡中学操场引爆，炸声惊天，蒋军丢下劫物惊恐回营。
恰巧，原竖河乡旧乡长束以敬，也与刘贺田黄埔同学。为敦促11师真正起义，大椿支部派他面唔刘副师长，送去《警告信》。在束以敬的斡旋下，应11师要求，大椿支部派出严德隆、周士良为我方“军事代表”，与副师长刘贺田谈判，就起义细节协商一致。谈判刚结束，一个排长不从命令，带头抢劫，刘贺田亲手将其枪毙，以示信守协定。
5月29日下午，中共先遣黎平同志统一协调，11师副师长刘贺田带6名代表，大椿乡派出40名短枪队员护卫，赴北堡镇龚亚虞宅，向中共大椿乡支部代表递交《起义协定书》，并与中共代表黎平同志双双签字。
当夜，11师军营上空，升起写着“起义部队”4个大字的白旗，《起义协定书》翻印下发官兵，张贴堡镇大街小巷。
06
解放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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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223团1、2营，包围大通纱厂、富安纱厂，并令11师限时缴械。
得到报告的黎平，向解放军223团杨忠团长说明情况，并陪同刘贺田到223团部，与团政治处主任汪儒文会谈。刘、汪一见，又来故事——1947年4月济南战役磨石沟战斗中，国民党“天下第一团”副团长刘贺田，被223团俘虏，正是由汪主任审讯后送学习班教育，3个月后释放，不料今日再次碰头，偶然乎？必然乎？
刘贺田递上《起义协定书》，提出给予“起义待遇”要求。汪主任报告师部，何政委答复：只允许放下武器投降，士兵愿留的欢迎，愿走的发给路费！刘贺田在会谈协议上签字。
6月1日，7时。大通、富安两厂同时拉响汽笛。11师集中堡镇广场，共2700余人，轻重机枪和步枪1300多挺（支）。黎平陪同223团长、政委，主持受降仪式。中共大椿党支部代表胡启元、沈渭川和其他代表五六人，一起参加受降仪式。
至此，堡镇解放。崇明东部全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