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难逢的良机，使我们对延安投去惊鸿一瞥 | 赏读
《当代》2021年第四期
回眸一瞥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
直到很多年过去之后，烟消云散，我们才真正地意识到，当初的延安之行，似有上帝之手的安排，机缘竟如此凑巧。
我们堪称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良机，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数天之前得以对延安投去惊鸿一瞥。
我们有幸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初，便采访到在新形势下满怀激情、畅所欲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然而，紧接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战争便爆发了。延安变成了抗战期间的全国中心，并保持着这种地位，长达八年之久。
在1937年6月战争前夕的延安，共产党领袖们的举止言谈，无不流露出异常乐观的情绪。那种情绪在我们抵达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当大家在窑洞里召开联欢会欢迎我们时，就已经在空气之中荡漾了。
这种乐观是伴随着自信的光焰同时散发、传播出来的。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越久，那种感觉就愈加强烈。对这种自信乐观的气氛，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还是应该相信它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
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
长征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那些翻过雪山、走出草地、活下来的人们，此刻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反思他们曾经背水一战、为之殊死搏斗的强硬路线，去面对新的选择和考验。
延安成为刚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仅仅六个月之久。由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导致了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出乎意料地发展壮大。
这个地区人烟稀少，落后贫穷，但它的地盘，竟然比江西福建的苏维埃根据地宽阔得多。在战略位置上，因这一带距离日本占领区相对较近，所以成为了共产党在战争期间与日军兵戎相见的重要交锋场所。
陕甘宁边区的产生，本身便带有具体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共产党既往行动的辉煌成果。正如人们所预期的，眼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恰逢其时，至关重要，且在总体上看来，令人感到欢欣鼓舞。
回顾往昔，早在1931年至1932年，当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就提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眼下，这一在空中漂浮了很久的号召，终于形成了明确的框架。
内战停止了。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展顺利。这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的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靠拢南京政权，在承认其权威的前提下，结成更广泛的联合。
事实上，国共两党的和解协议将是对共产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支持。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倾其所有，竭力推动团结的潮流。
那年仲夏，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的推动过程才最终得以圆满地完成。不过，早在那年春天的几个月里，为促使中国达到团结的一些关键活动，便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而延安的领袖们，恰恰是这些关键活动的中心。
当战争的阴影日趋逼近，一触即发之时，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持南京自身的力量与权威，蒋介石也是需要共产党支持的。所有这些考虑，都促使蒋介石停止了反共围剿战争。因此，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内战，终于划上了句号。
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把新形势转变成对共产党有利的局面，会是无谓的牺牲。因此，与南京合作，而非与之冲突，便成为共产党努力的目标。
当我们与延安领导人交谈时，他们强调的是民族大义，要把占领了东北、入侵了内蒙古及华北、眼下正威胁要发起更大进犯的日本人彻底地驱逐出去。这，才是高于一切的需要。为了能以中华民族之全力对付日本而采取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主旋律的基调，出现在共产党发出的所有声明之中。
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延安也充溢着强烈的自信。然而，在1937年6月，由于有迫在眉睫的具体任务必须要应对，他们那种针对未来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便在骤然间被压缩了。
如何有效地准备对日作战，不但是共产党所要采取的行动，整个中华民族都需要投入抗战。如此看来，似乎革命事业只能屈居二线了。不过，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大众的命运的确也有所好转。
在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也被列为重要的谈判条件，并呼吁要在全国进行推广。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下去，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将会成为共产党人最终的奋斗目标。
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来说，尚属遥远。共产党正在拼命努力，推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说，我们访谈的关注点主要都聚焦在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但通过这些访谈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线索，我们也了解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对未来的展望。
从短期来看，共产党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所产生的。日本对中国发起大规模侵略之后，形势肯定将会发生变化。那时，共产党人将能有机会，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以外的相邻省份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击入侵者的爱国行动。
如此一来，共产党的号召力将会大大增强，超过他们在内战时期的影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设立，便是应运而生的举措，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共产党的规划和方案。
至于更加长远的未来，他们的观点当时尚不太清晰。但是可以察觉到一些大概的主线。当然，共产党会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把他们在十年内战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之中来。
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延续数年的军事冲突。这一看法很快就将在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中表述出来。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篇论及战争策略的文章。
作者一行人与毛泽东在延安
在漫长的战争中，力量的源泉，来自对人民大众进行全力以赴的鼓舞和调动，有社会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这一原则对国民党也同样适用。因为国民党同样也需要鼓舞人民大众，积极投入抗战活动之中。
随着战争的步步深入，中国的舞台上将会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仲裁者，来衡量投入抗战的双方的贡献。这个仲裁者会对双方进行检验。然而，这类仲裁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即：国民党必须改变其风格，才能维持住它所占据的优势。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人相信，蒋介石最优秀的军团可以成功地抗击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军队。国民党仅仅依赖传统的军事作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国民党希望他们的投入能够产生出更佳的效果，则必须走得更远。
而在这点上，早在那个时期，延安对未来的展望就已经初具雏形了，显示出在政治素质上更为高瞻远瞩的水平。
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了不少压力，提出要建立一个进步的民主共和国，要求政治上的开放自由，以及社会领域里的改革。这些要求都超越了共产党自身简单的利益需求。
延安十分自信，共产党的这些措施，将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但是，国民党政府也同样需要这些措施，以便巩固其政治基础。
假如国民党也走上了发动群众的道路，假如国民党致力于构建民主制度，让工人和农民也享有权利，那么，它本来也是可以成长壮大的。但是，国民党如果避开了社会改革，继续将它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之上，那么，它将会日薄西山、渐趋衰落。
延安的领导人是否过于乐观了呢？他们相信南京会自动地进行社会改革吗？也许是的。因为共产党看到了统一战线所呈现的光亮，并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不过，他们所下的赌注是属于双重保险的。假如南京不进行社会改革，中国的确会承受苦难。但是，国民党也将注定会成为失败的一方。
在延安看来，国民党最重要的需求，其实可以被拆解为一个简单的问题：蒋介石能否冲破他为自己设定的限制呢？如果他能做到，而且也真地去做了，那么共产党就可以支持他。
共产党呼吁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斗争从此就结束了。那只不过意味着，政治斗争将转而登上政治舞台，双方都将有同样的机会，能够赢得中国人民的选举。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重新开启了内战。其实，这本来并非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如果针对更加长远的未来景观，暂时尚无法看清楚的话，至少共产党对短期的预测，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一旦发生日本入侵的情况，共产党就可以从陕甘宁边区朝东推进，到敌后去组织抵抗力量。他们预见到了这个大好的时机，而且也做好了准备，将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走向全国。
其实，1937年6月的时候，即便是延安的领导人，大概也没有想象到，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将会遍布整个华北地区。
当然，有人会肯定地说，共产党的确早已预见到了，他们的根据地肯定会不断扩大。无论如何，当初开始长征的原因之一，本来就是怀着希望，想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在战略上比赣闽或华南其他那些根据地更加有利的地方。
通过这些军事上的行动，共产党超额完成了他们在统一战线谈判中所应该承担的任务。在一开始的时候，国民军事委员会分配给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在“敌后”开展工作。所谓的“敌后”，就是已经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给日本人的地盘。
在战争初期，仅仅几个月之内，日本军队就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立刻就进入了这些地区，并开始了运作。仅仅几年之后，这些被牢牢掌控在日本人手中的华北地区就焕然一新了。
战争结束之前，游击队已经成长为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且夺回了华北大部份被占领的地区。这支军队是建立在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击入侵者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与国民党在军事行动方面的下滑线做一对比的话，共产党开展的军事行动之广泛，就显得更加卓越、更加突出了。
到了1940年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牵制了日本侵华军队的四十个师中的其中十七个师，占全部日军的五分之二。
1940年到1941年时，从头年七月到来年六月，国民党军队使日军遭受了182,094人的伤亡，而共产党则使日军遭受了 130,010人的伤亡，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如果考虑到国共双方在资源上的巨大悬殊差别，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稳步增加提供给重庆的援助，而却丝毫没有提供给延安，那么，这种比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答案还存在于另一个方面。共产党对中国农民中潜在的资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农民的活力、主观能动性、各种特长和技能，无一不受到了共产党基层工作人员的关怀和近在咫尺的指导。而在国民党控制区的重庆，却没有进行任何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间，这种军事行动上的悬殊差别就更加显著了。这段时间，蒋介石减少了他用于抵抗日军的部队，却从他装备最精良的嫡系部队中抽出来二十万人，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包围了陕甘宁边区。
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日军的战斗，却一直在稳步前进中。1944年至1945年，占领了华北的日军部队基本上被驱逐出了乡村地区，而只能盘踞在较大的城镇和铁路沿线。那些地方完全依赖日军修建的碉堡和据点，以重兵把守。
国共两党在政治方面存在的悬殊，更是显而易见。因为统一战线的方针所提出来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要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
《1937，延安对话》首发于
《当代》2021年4期
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