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诗歌的灵魂
创新是诗歌的灵魂
■曾张胤
真的很意外，我13年前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参观泗水王陵有感》（点击查看）居然在“唱响明天——庆祝宿迁建市20周年”诗词大赛评选中获得唯一一等奖，在强手如云中胜出，我既觉得十分荣幸，同时也感到有几分侥幸。
14年前，泗阳三庄镇境内泗水王陵的考古发掘在当时是有一定轰动效应的新闻，本人作为一个在省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学历史教师，也在关注这一考古学界的盛事，因为考古是研究历史的一根拐杖。但是我历来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经世致用，如果纯粹研究冢中枯骨、断简残编，那这门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样，写作怀古诗也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要借古喻今、鉴古知今。这是我写作《参观泗水王陵有感》一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对旧体诗词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但是退休之前，由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教书育人，不遗余力。写的东西也主要是教育教学方面的论文，偶尔写些诗词，也不知道有哪家刊物可以发表，后来知道有家中国作家协会办的《中华诗词》，可惜门槛太高，自己都没有胆量寄出。退休以后，间或打打牌，也是偶一为之，逢场作戏。没有其他爱好。常言说：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玩世不恭。有了较多闲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重新拾起对古诗词的兴趣，想不到一发不可收，两年内写了一百多首，也发表了一些。
我认为不管是自由诗，还是格律诗，都要继承《诗经》以来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都要反映生活，贴近时代。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何一位作者如果脱离生活，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诗人应该与时代的脉搏共跳动。我们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这个时代是风雷激荡、扣人心弦的时代，几乎每天都有重大新闻发生。我们宿迁建市以来更是日新月异，20年在古城历史长河中虽然不过是短暂一瞬，宿迁却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多少新鲜事物可圈可点，有多少风流人物可歌可泣，这里蕴藏着多少创作的素材等待我们去发掘。文艺作品就是要讴歌真善美，礼赞好人好事，传递正能量。诗人要关心国运民瘼，直面社会人生，对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不要冷眼旁观，也不要仅仅冷嘲热讽，要针砭时弊，鞭挞假恶丑。诗歌追求的艺术境界要给人美的享受，要处理好情和景的关系，景为情设，情由景生，情景交融。唐朝大诗人王昌龄提出“意境”说，认为诗歌创作应把情境和物境相互交融，凝成一体而成为“意境”。如陶渊明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纯系实写，但达到超尘脱俗、物我两忘的境界。清代诗人袁枚提出诗歌创作“性灵”说，强调诗人要写自己真情实感，表现自己的率真个性，不要矫情，不要伪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诗的语言是散文的提炼，要求婉约凝练，清丽隽永，要综合运用赋、比、兴、夸张、对偶、拈连、通感等修辞方法。但一味追求艳丽浮华，不顾内容需要，就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格律诗当然要严格遵守格律，但也不能胶柱鼓瑟，不能因词害意。比如专有名词，不能因为格律需要，随意改动，这方面古已有之，如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首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是仄起平收，应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而“霜”为平声，明显出格。但《枫桥夜泊》照样脍炙人口。宋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按清人戈载的《词林正韵》，“三国周郎赤壁”虽然也押入声韵，但“壁”属入声韵中的十二锡韵，十二锡韵属十七部，只能和四质、十一陌、十三职、十四缉通韵。而这首词整篇押的是第十八部韵，本部中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叶可以通韵。但这并不防碍这首词作为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作而流传千古。在诗词写作三要素中，一般要求押韵可以从宽，但平仄必须从严。其实前人的诗词混韵的例子也很多，如王安石的《金陵怀古》：“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成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殃？”其中“江”、“降”押的是上平声三江韵，“殃”押的是下平声七阳韵（有的版本为“逸乐安知与祸双”就不出韵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其中“难”、“丸”、“寒”押的是上平十四寒韵，而“闲”、“颜”押的是十五删韵。主要是邻韵之间可混用，如上平声“一东”和“二冬”、“四支”和“五微”、“六鱼”和“七虞”、“九佳”和“十灰”、“十四寒”和“十五删”之间要求不太严格。不是邻韵混押的也不乏其例，如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柳”、“九”、“有”、“酒”、“袖”押的是《词林正韵》上声二十五有、去声二十六宥韵，下面三句“舞”、“虎”、“雨”换成上声七麌韵，而《蝶恋花》是不能换韵的，关于这一点，以前胡适、赵元任等名家都有过批评，但这并不能改变这首词作为悼亡诗佳作的价值。
我认为押韵比较容易，我小时候听民间艺人说唱大鼓书，他们用韵都很娴熟。难的是平仄和对仗。而平仄和对仗又密不可分。我在创作实践中感觉最难的是涉及数词和虚词，因为在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中，只有“三”是平声，其余九个数字全是仄声。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忌孤平，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把贬谪奔波的历史满打满算二十二年写成“二十三年弃置身”。我以为格律诗就是格律诗，自由诗就是自由诗，格律诗可以宽泛一些，但要有度，不能弄成“四不像”。象大跃进时的民歌，那是一种文化“快餐”。我写作格律诗比较严谨，即使涉及数词和虚词，对仗比较难，我也力求工稳。如《登沛县歌风台有感》中“邀陪共饮三千客，应和同歌百二孩。”“三千”和“百二”双数词对仗（刘邦酒酣击筑高歌，席间一百二十名少年和而歌之，史有所载）。再如《读史有感》中“东周以降周而复，大道之行阻且长”，“以”和“之”、“而”和“且”两组虚词对得恰到好处。周而复始是成语，中国的历史从东周以后就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地循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道阻且长”是《诗经》中现成的句子。格律诗可以用典，但必须约定俗成，持之有据，有来历有出处，要恰到好处，用典是为了诗词更加意蕴丰富，言近旨远。用典作用不外乎借古喻今，创新意境，引发联想，化繁为简，化直白为含蓄，化抽象为形象。用典不要过于艰涩、生僻，不要滥用典故。鲁迅先生虽然喜欢李商隐的诗，但对他用典太多，颇有微词。古人读书多，他用典也许是顺手拈来，现在的人哪有那么多知识积累，用典往往挖空心思，但用不好会弄巧成拙，让人理解起来如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任何文学作品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格律诗也不例外。写好格律诗懂格律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善于观察和积累知识。王安石作《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 “春风又绿江南岸”。如果没有对江南春景的细腻观察和丰富的词汇积累，他怎么会最终选择到“绿”字？光靠创造灵感和所谓妙手偶得恐怕不行。不管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都不能太晦涩。我坚决反对写那些除了自己谁也看不懂的东西，创作是为了供广大读者欣赏，不是为自己和几个人自娱自乐。“五四”以来，国外一些诗歌创作流派传入中国，象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朦胧诗之类，影响我国诗歌创作，其中也不乏精品力作，但恕我直言，文艺界出现一味模仿国外，食洋不化的现象，这和泥古不化一样是文艺创作中的逆流。我们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艺作品需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语言习惯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不要崇洋媚外，那样会造成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不要丢掉国粹，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这个许多人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不愿随波逐流，不愿迷失自我，徜徉于山水田园之间，从诗歌创作中寻找灵性，寄托情感，不亦乐乎？我个人认为格律诗词还是有生命力的，现在文艺界正在出现百花齐放的春天，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当然有她的一席之地。很多婴幼儿牙牙学语时就会背唐诗宋词，而五四以后创作的新诗除专业研究学者外，有多少人还能记得？现在喜欢写格律诗词的人不少，但真正写好的人不多，有自己特色的更少。我本人比较喜欢杜甫、李商隐的怀古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认为好的怀古诗除了前面讲的借古喻今外，还要注意两点：一是抓住特色，比如写历史人物或历史名城、名胜古迹，就如同给名人、名城、名胜画像画图，要突出特征，使人不看题目、只看内容都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人、什么地方、哪处名胜，不能千人一面，各地都差不多。二是评论要有独特见解，选择独特的视角，不落窠臼，最好发前人所未发。创新永远是艺术作品的灵魂。古往今来，凡是能走得远的作家都是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凡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和读者评判的作品都是有特色的作品。
我这前半生得过许多奖，但我仍然非常珍惜这次诗词大赛得奖的荣誉，我就是一名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勉强算是事业有成，但人这一辈子未必需要反复证明一件已经做成功的事情，也可以尝试做些别的事情，同样可以体现人生价值。在诗词创作方面，我其实还是一名新手，对诗词格律的理解充其量只是一知半解。 以上所谈只是本人一得之见，写出来与各位诗友们共同切磋，但愿不要贻笑大方。
（原载《楚韵》2017年第一期）
曾张胤，男，生于1953年12月。1973年12月参加工作。江苏泗阳人，原江苏省十届人大代表、泗阳县政协副主席。退休前任江苏省泗阳中学历史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江苏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受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教师。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专业论文近20篇，出版教学参考书6部。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材教法及历史高考研究。2008年和2010年两次担任省特级教师评委。退休以后写写诗词，有多首诗词在国内期刊发表，2016年9月，在纪念江苏宿迁市建市20周年诗词大赛中获得唯一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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