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泰：不把人当人的医学

​对症治疗，不需要“辨症求机”思维的参予，也不需要理、法、方、药、护逻辑的规范，看见什么症状就用什么药物，直观、简便而好操作，在《黄帝内经》之后的所有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对症治疗的情况，有时还很普遍，就是在今天，网络上、电视中、报刊杂志里，什么药治什么病的对症治疗也极为普遍，许多人特别相信单方、偏方、验方，只要挂上某某大师、某某名医的招牌，这些“方”便不胫而走，只要找准了病人喜爱偏方对症的心态，写的书就能畅销。认识中医的证候，明白中医的治疗目标，获得远期的中医治疗效果，必须拨开对症治疗的迷雾，从“方症对应”走向“方证对应”，理解病机本质。

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经历过生命体验的原始阶段，不同的是，当文化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西方文化就走上了和中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自然客观性越来越弱，文化主观性越来越强，形成了以实验实证为方法的科技文化，走上了改造自然、藐视客观的文化路线。在科技文化的引领下，西方医学依然坚持看得见、摸得着文化路线，对症治疗从病人自我感知为主，转化为以实验、显微镜等“他”的感知为主，与自然客观分道扬镳了，钻进了肉体形体之中，仪器看见的真实取代了病人感觉的真实，成为了临床治疗目标，人文关怀失落了。人文是把人当人的文化形式，在西医的眼里，人是生物，是肉体结构，是基因蛋白，是物质形态，分解得七零八落，不同组织器官，成为不同理论的客观基础，皮肤是皮肤，骨骼格是骨骼，肝是肝，肺是肺，理论壁垒森严，专科互不相通。

现代西医的客观基础，不是多维动态联系的自然生命，而是实验室的标本、显微镜下的组织，自然完整性的活生生的人，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消失了。现代意义上的西医学，完全不同于经验医学，它在科学发展中，“从对人体器官的认识到细胞的发现，从分子生物学的高歌猛进到纳米技术的炫目光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为发现了更为基本的物质结构而欢呼，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还原’，都以为找到了消除人类疾病的良方、改造自然的‘魔法石’。现代医学在还原论统帅下，不断更新着现代科学装备，不断生发新的分支，但每一次解构的进展，都伴随着问题的升级，原有问题未能全部解决，新的问题又渐显在认知的探照灯下，如此反复，积重难返。”[1]

客观的人是活生生的人，“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对在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之上。”[2]西医早已不这样认识生命、认识疾病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2]现代意义上的西医学，和科技文化、商业文化联系一起，和自然客观的医学发展路线具有本质差异。

“医学是伴随着人的活动而起源并发展起来的。而医学的发展也是从经验医学开始的，经验医学是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只是到了科学建立之后，医学才借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得到更快速更有效的发展。”[3]以科技文化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西医学，只不过才二百来年的时间，还不及中医学的零头，但其理论发展迅速，肉体物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分子、原子层次，活生生的人不仅被一个个实体器官、组织细胞、基因蛋白取代。在文化方向和路线的作用下，医学并没有研究多维联系、自然完整性的活生生的人，“探究的是人体某一功能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等病理变化，”[4]人在这样的医学理论之中，不过是“零配件”的组装体，并非是有着自我特殊性的完整的生命体。

现代西医学的客观基础不是自然、完整、差异的人，不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体，而是存在于实验室里，存在于显微镜下，没有自然客观的多维联系的“零配件”，因此“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生命科学进入后现代以来的发展，医学逐渐丧失了人文性。”[5]“1977年，美国的戴依主张：人类的健康应表现为生物-心理-社会的健康；其后，神经科医生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一种文化的至上命令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们是针对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现代医学丧失人性、已成为‘尸体医学’的现实。新医学模式从大卫生观出发，重新认识到人的健康应包括机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上的良好等方面；它强调医学应该是完整人的医学和‘活人’的医学。人类追求健康的生存，而真正健康的生存只有在最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才可实现。”[5]

“当代医学对生命的认识是狭隘的，所构筑的‘人体生命模型’是不完整的。”“于是，‘部分’与‘整体’构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6]理论构建在实验室的标本之上，临床医疗的是自然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理论和临床的实际的客观对象截然不同，所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分子生物学革命使基础医学的研究水平跃入到前所未有的分子水平，基因医学的崛起也似乎给我们带来了美轮美奂的良好预期。然而，临床治疗体系的陈旧和沉沦，依然还是‘涛声依旧’，人们期待的临床技术革命也是‘死水微澜’，今天的医学不仅对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任然束手无策，而且老传染病卷土重来新传染病接连不断的凶猛势头更令其有‘江郎才尽’之慨。”[6]

多少年来，西医一直在呼唤人文精神，呼唤临床的人文关怀，希望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环境-社会医学模式。这种呼唤是生命觉醒，很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先天的物质特性和后天的文化方向，都没有人文精神，没有人性之善的内核，“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在医学文化之内异化为了细胞组织、基因蛋白，异化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在，数十年过去，人文关怀没有丝毫的起色，人反而被更加地零碎化了。人文关怀、人性医疗的客观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人的某一个组织细胞，不是某一个基因蛋白，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指标，不把人当人，无论怎么呼唤，文化本身都不可能产生人文关怀都没有作用。

人文关怀是文化对人的关怀，不是临床医务人员对人的关怀，医务人员再好的服务态度，对病人再尊重，也不等于医学文化的人文关怀。人是活生生的人，医学只有把人当人，当成自然完整性的人，当成多维联系的人，将天文、地理、人事与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才能形成生物-心理-环境-社会的医学模式。中医学正是这样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