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论行动的人与经济学（上）

作   者：米塞斯  

译   者：风灵 亦方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本文共计3125字数，阅读约需要7-9分钟。

【注：本文是在风灵翻译的米塞斯著作《自由市场及其敌人》的第三讲之基础上字斟句酌对照原文译就，风灵的译文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本译文有一些重要的改动，也有一些语言表述上的改动。米塞斯所言的“行动的人（acting man）”不可译为行动人，因为它并不是类似于“经济人”的一个概念，不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等量齐观，否则，势必会陷入话语体系的混乱，乃至饱受与其纠缠不清的困扰。应该说，米塞斯意义上的“行动的人”，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其背后的经济学概念是理性或人的理性。行动的人皆理性，这将人的行动即人之有意识的行为同人之下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区别开来，将人所特有的行动属性与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性的行为属性区别开来，将人的行动与人及其他动植物的本能性或条件反射性的行为区别开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的是：米塞斯将“行为”作为一个大的概念，它包括为人所特有的行为和属于一切动植物的生理性行为，而只有人之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才称之为行动，即行动成为只属于人的行为。行动的人之典型特征是理性，但这种理性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它是人类为寻求以一种更为满意的生存状态替代现有不太令人满意的生存状态即想要去消除或减弱不适之感而围绕某个目的选择手段并采取行动的自觉性意识。由此，就人的行动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区分，一切行动皆是理性的行动。这样的理性概念，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之人都是自私的或者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之理性，也不同于人们日常所谓评判人之行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那种理性。】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商人、银行家及类似的人才对经济学感兴趣，而且，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社会组成部分或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立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是已经发展出来的一门最新科学，人们对知识的这一分支的意义与内容存在很多错误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指出常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哪些著作家对此负有责任以及政治条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将花费大量时间。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把这些误解列举出来和讨论其被公众接受所产生的后果。

第一种误解是这样的一种看法：经济学并不探讨人类真实地生活与行动的方式，而是探讨经济学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幽灵，即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对应物的幻影。之所以出现这种批评，乃是因为真实的人不同于“经济人”这个幽灵。

一旦这第一种误解消除了，第二种误解就出现了。这种看法是：经济学假设人们只受一种抱负与意图——即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与自身的福祉——的驱使。批评这种看法的那些人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第三种误解是：经济学假设所有人都是明智的、理性的和只受理性的引导。对于这种看法，批评者们坚称：事实上，人们可能受那些“非理性的”力量的引导。

这三种误解都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并不假设经济人是不同于那种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经济学的唯一假设是：人对于所处世界的状况并不是中立的，他想要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改变境况。如果说人是中立的、漠不关心的和满足现状的，他就不会采取行动，即他将不行动。但是，当一个人能够区分不同的事态和在他看来有改善境况的机会时，他就会行动。

行动，就是寻求从相关个体之个人价值判断的视角来看的状况之改善。这并不意味着从一种形而上学的视角来看的改善，也不意味着从上帝的视角来看的改善。人的目的是用一种他认为更好的事态替代一种他认为不太满意的事态。他会努力争取用一种更令人满意的事态替代那种不太令人满意的事态。并且，在这种愿望的满足中，他会变得比以前更幸福。这意味着与行动的内容无关，也与他是否出于利己或利他的理由而行动无关。

为了消除当试图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时所产生的这种误解，必须意识到的是：人有意识地做的事情是在某种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力量或动力的影响下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任何针对确定目标的行动都是“理性的”。那种流行的对“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的区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被引用的“非理性”的例子是爱国主义，或者当其它选项可能已经显现为一种更明智的行动时却购买了一件新的外套或一张交响乐的入场券。人类行动的理论性科学之假定只有一件事情：存在行动，即个体们有意识地为消除不安逸与用一种更为满意的事态替代一种不太满意的事态而努力。关于行动的理由或内容是无法做出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是中立的。经济学探讨的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但经济学本身则是中立的。

试图区分“经济的”与“非经济的”行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某些行动处理如何维持人的自身生存与获取食物、住所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的行动被认为是受那些“更高层次”的动机驱使。但是，赋予给这些不同目标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并且对同一个人来说也会因时而异。经济学只探讨行动；描述目标之间的差异是历史学的任务。

我们关于经济规律的知识来自于理性，它不能从历史经验中习得，因为历史经验总是复杂的，不可能像实验室里的实验那样来对其进行研究。经济事实的来源是人自身的理性，即：我们在认识论上所称的先验知识，也就是一个人已经知道的知识；先验知识不同于后验知识，后验知识是来自于经验。

关于先验知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23-1704年）发展出这样的理论：人心天生是一张白板，而经验则写在这张白板上。他说，不存在固有的知识这种事情。哥特菲尔德·威廉·冯·莱布尼兹（1646-1716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则是将智识本身作为一个例外来处理。按照莱布尼兹的说法，经验并不是写在人心这张白纸上；有一种会出现在人心中的心智装备，而在动物的心中则不存在这种心智装备，正是这种心智装备使人们有可能将经验转化为人类知识。

我并不打算卷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即在经验与知识——英国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年）所称的先验性知识——之间做出区分。然而，甚至穆勒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们都相信：先验性知识是以某种方式来自于经验的。

经济知识、经济理论，等等，其与经济史及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方式，就如同逻辑学与数学同我们对自然科学的领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能够消除这种反自我主义和接受经济理论的那些教义都源于理性这个事实。逻辑学和数学也都是以类似的方式来源于理性。在数学的领域中没有实验与实验室研究这种事情。按照一位数学家的说法，一位数学家所需要的设备不过是一支铅笔、一张纸和一个废纸篓——他的那些工具都是心智性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既然数学纯粹是从人心发展出来的，并不涉及外在世界与现实，它怎么可能用来领悟存在与运行于我们的心灵之外的物质宇宙？这个问题，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1854-1912年）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都曾给出答案。经济学家也可以就经济学提出同样的问题。当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仅仅是从我们自己的理性也就是从我们的心灵发展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用来领悟在市场上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个体的那些活动——所有的行动——都源自于理性，即与我们的那些理论是同源的。人在市场上、政府中以及工作、休闲和从事购销活动时的行动全都受理性的引导，受一个人在其喜欢的东西与不喜欢的东西之间所做选择的引导。理性是一种解决方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得以达成的方法。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被称作为一次交换，只要它意味着用一种事态替代另一种事态。行动者总是希望用他喜欢的事态来替代他不太喜欢的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