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人才开发的辩证思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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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开发的辩证思维，是指在人才开发中把人作为一个思维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开发对象，既要辩证的开发人才个体，更要辩证的开发人才群体，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人才开发的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辩证认识和对待人才个体；树立人才开发的发展观；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

一、辩证认识和对待人才个体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认知同一个事物。”亚里士多德这一名言也可以用于我们对个体的人才开发。为了促进人才开发，我们需要全方位和多角度认识人才开发对象。

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认识人才开发对象，这对于促进人才开发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发现人才的过程中，领导要善于见微知著，避免以偏概全，既要发现优点，也要找出缺点；在考察人才的过程中，既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又要避免“隔靴挠痒”，要善于当面考察人才；既要“相马”，又要“赛马”；在选拔和任用人才过程中，领导要善于考察人才的德才能否适合岗位所需；在对人才的绩效评估过程中，领导既要看被评估对象现在的成绩，也要兼顾评估对象过去的成绩，还要找出影响成绩的各种主客观原因，进而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认识和处理各种犯错误的人才时，既要认清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又要找出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还要看其对错误的认识态度，看其能否改正错误，是否能够重新做人；对于一些具有特殊个性的人才而言，领导既要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又要指出其特殊个性可能对人际关系和工作产生的某种负面影响，进而引导其逐渐塑造和培养和谐完美的精神个性。

二、树立人才开发的发展观

人才开发的辨证思维还要求树立人才开发的发展观，即要求观察问题和分析人才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才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要预测人才潜能的开发问题，以未来时的眼光，预测人才未来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

古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客观上蕴含了人才开发的发展观。我们树立人才开发的发展观，要求运用辩证思维的发展观来考察人才，是从时间上来考察人才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纵向发展过程的一种价值定位，体现了对人才发展的萌芽、过程与结果和谐统一的全方位动态考察。

首先，我们应该重视人才开发的萌芽阶段，即从重视优生优育开始，重视对婴儿、幼儿、儿童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思维素质的全方位培养；其次，注重对发展阶段的少年、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爱情观、人才观、金钱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培育；再次，对人到中年以后的成才结果进行科学预测。人才发展史已经表明，有的人才可能少年英才，如德国哲学家谢林；有的可能大器晚成，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的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平平，但人到中年却成绩斐然；有的中青年时期默默无闻，长期处于未名期，但到晚年突然焕发创造活力，实现晚年成才的“摩西老母效应”；有的中青年时期事业一帆风顺，晚年却落魄不堪。对于上述人才开发现象，都需要我们从科学的人才发展观出发，审时度势的具体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树立人才开发的发展观，对于人才开发的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才发展轨迹，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经得起寂寞和各种考验，做到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家庭、学校和各级政府乃至任何组织而言，都应该学会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每个人，要学会以变应变，创造有利条件，激励和促进每个人向人才开发的目标毅然前行，因为每个人都具有成才的可能性。

树立人才开发的发展观，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更需要我们把握人才开发的发展观。我们在经历了经济高增长与过分追求GDP的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我们不但要调整产业结构，更需要完善发展方式，以新的人才战略作为突破口。从人才资源和人才战略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粗放式经营与发展，客观上恰恰反映了我国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整体上的粗放式特点。如今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应该从人才哲学的高度出发，既要反思过去我们急功近利的人才观，又要预测和把握经济新常态下对人才的战略需求，特别是随着经济新常态下的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社会信息化和经营国际化，我们更应该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对当下与未来的人才需求与人才开发做出哲学的预测与审视。因此，笔者认为，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前提是必须调整和完善优化各类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否则，我们就无法适应、应对和促进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

人才开发的辨证思维还要求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即人才开发过程中，应该善于把个体开发与群体开发乃至国家战略意义上的人才开发和谐统一起来。从辩证思维中的客观辩证法看人才开发，就是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人才战略中各种人才彼此之间客观存在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及其辩证规律，体现了人才资源的整体性开发。

首先，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才结构中的层级关系。层级关系表现在党政行政机构，是指上下级关系；表现在事业单位的业务职别上，是指职称的高低关系。既然要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就要在层级关系方面，正确认识和科学设置不同层级人才的权利、责任、义务和待遇等，简政放权，减少层级的数量，注重责权利的统一性。不同层级的人才的收入差别不宜过大，差异过大容易造成不稳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评价政体时认为：“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这段话对人才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人才开发的层级关系上，应该追求中庸之道，因为“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苗立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即中庸体现了和谐之美。

其次，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才结构中的同级关系。同级关系，是指同类人才在职务、职称、或相同岗位上工作的各类人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组织在决定分配时，就要考虑这种人才同级贡献的平等性和平衡性，预防群体性的攀比心理和嫉妒心理；在选拔任用人才时，要特别注意公平公正；在引进人才时，还要特别注意预防“引来女婿挤走了儿”的负面作用，在人才发现、培养、任用、稳定、引进等方面，都需要辩证思维全方位指导人才开发工作，不能顾此失彼。

再次，个体的自我开发也需要辩证思维。每个人在成才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每个立志成才者都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和缺点，胜不骄败不馁，通过为自己辩证定位，有利于提高情商，取长补短，促进自己的成才。

树立人才开发的整体观，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考察人才现象，要学会从空间上来考察人才战略，注重人才之间横向联系，对人才开发作多方面、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系统考察。

四、人才开发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人才开发的必然性，是指人才开发过程中必然成才的一种必然性趋势；人才开发的偶然性，是指人才开发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或然性趋势，也是一种不明确性。人才开发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客观上体现了人才开发过程中必然性与或然性的统一，但必然性是一种现实性和确定性，或然性是一种不确定性，只有具有某种可能性。人才开发应该争取必然性，而不能依赖或然性这种可能性。

人才开发的过程受因果关系的制约，在影响人才开发的诸因素中，有本质的原因和非本质原因的区别。本质的根本性原因决定着人才开发过程有确定的、稳定的方向，决定着该人才在既定条件下只能以唯一的方式存在并以唯一的可能性转化为人才开发的现实性，体现出人才开发的必然性。从人才开发的必然性来看，从源头上来讲，从人才开发的客观性来看，每个家庭如果实行优生优育，然后各类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国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各类人才政策，就非常有利于全社会的人才开发；从人才开发的主观性来看，如果每个人从小就不断培养远大理想，认真、勤奋的学习和工作，掌握科学的学习和工作方法，努力塑造和谐完美的精神个性，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社会的客观因素与人才的主观因素达到了和谐统一，最终一般都能成才。这就是人才开发的必然性，即体现了成功的必然性和一般规律。

但是，在人才开发的过程中，又有非本质和次要的原因复杂交错的作用，因而使总体上人才开发的过程中某些具体环节上又表现出非确定的和不稳固的特点，即人才开发现象某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体现出了人才开发的某种偶然性。比如，从人才成长的顺境来看，一个人虽然是人才，但如果没有伯乐的赏识，该人才就不一定被人发现，就可能导致人才埋没，但如果伯乐偶然发现这个人才，就可能改变这个人的命运。朱逢博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时，在一次建筑工地联欢会为工人们演唱时，被上海歌剧院“伯乐”相中了，她一毕业就调入上海歌剧院，终于成为中国著名歌唱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获得“中国夜莺”、“中国新民歌之母”的美誉，成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中国十大女歌唱家，开创一代歌风，先后荣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艺术家终身成就奖。从人才开发的逆境来看，一个人突然遇到重大疾病或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变故，都可能影响到该个体的成才，而这些意外的变故个人往往是无法预料的。所以说，一方面对人才开发的偶然性，个人往往难以预料；但另一方面，机遇通常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因此，对于人才开发的个体而言，机遇体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有机统一。

实践表明，人才开发的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没有纯粹的必然性；而人才开发的偶然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人才，才有可能被伯乐偶然性的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是人才，即使伯乐来了，也不可能发现他是人才。韩愈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虽然揭示了伯乐对于发现千里马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把我们每个人锻炼成千里马，要比等着伯乐来发现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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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薛永武《中西文论与美学研究》一书凝聚了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与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以视域融合与思域融通的方法，对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进行了融通性的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因，比较全面系统研究了先秦音乐理论对《乐记》的影响、《庄子》《乐论》《吕氏春秋》与《乐记》的比较、《乐记》天人相谐的和合精神、《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第二部分研究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郎吉弩斯、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的文艺思想。第三部分研究审美价值与主体性等重要的美学理论，对人才美学、审美与人才开发、审美经济和海洋美学等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