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汉末豪侠？通过曹操军事集团组成，带你认识豪侠势力！
“豪侠势力”这个概念是魏晋历史专家川胜义雄先生提出的，在国内不算流行，但如果了解汉末背景，那么一定会觉得加上这个“侠”字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要弄清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什么是“士族”。从《汉书》开始到《新唐书》为止，“士族”共出现了46次，而用来指代“士族”的其他词汇（如豪族，大族，素族等）也出现了不下百次。毛汉光先生更是从历代史书中找出了二十七种指代“士族”的说法。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古士族乃是社会文化认同而产生，而不是什么法律规定的血缘贵族。而对他不同的称呼正是突出了士族不同的特点。那么在汉末几大集团中，这个势力最合适的称呼就是豪侠势力。
当然，这个族群的发展壮大与王莽改革及其后东汉散漫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无关系。虽然，在这一时期多数人口仍然是自由民的身份，但各地豪族在松散的管理之下，他们所具备的实力已经与西汉时期豪族有了天壤之别。
依靠对土地的侵吞这些豪族成功掌握了各地经济命脉。而后，依靠经济力量他们豢养游侠乃至勾结公权，从而实现了对地方的掌控。即所谓豪族“武断乡曲”的现象。不过他们武断乡曲又并不单纯依靠经济和武力手段，还包括了秦汉以来一直流行于社会间的侠义精神及清议力量。有赖于秦汉士人的影响，乡间舆论并不会完全被强权控制，相反往往更倾向于支持那些道义者。侠义精神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双方的精神契约，这使得那些豪族与侠客之间不会成为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在互信基础上的上下联系。这点亦可参照本文下部索引出的乡论及九品中正论述。
而这部分豪族形成之后，有一部分“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资本，掌握学问与教养，成为官吏。”即所谓豪绅。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地方与下层公权结合，成为各地的豪侠。
曹操虽然已经成为豪绅集团一员，但当“任侠放荡”的他只身逃出洛阳，在民间组建自己武装时还是回归了豪侠阶层。
看其起兵时武装势力的组成，其中有曹纯的童仆百人，曹洪的千余家兵，更有史涣这种任侠群体的加入。如果说这构成了曹操军早期的直辖部队，那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豪侠集团。包括后来加入曹操的大小兵团，他们或者有明确的集团族长，存在明显的从属关系；或者就是一群相互信赖的游侠，少年（少年不能理解为青年人，而有侠客甚至无赖的意思。可参考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与任侠的习俗》）组建起来的武人势力。但无疑都具备了豪侠势力的特点。
以下为曹操部队主要武装势力。
当然，还有就是勇力绝人，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而归曹操的许褚。
可见曹操武装大致包括三类：征发亡户而来，武人集团归顺和归降部队。这其中的武装核心自然是曹操亲族及其直属宾客所率领的部队（即其直辖部队），而在这之外，便是由豪、侠势力所构成的武装集团。他们纯粹产生于民间，上下关系中存在经济上的依附，也存在道义上的信赖。当然，其中那些原本依附于豪族的奴仆通过战争，也可以变成相互信赖的豪侠。
当然，将这一群体称之为“侠”，除了上下“任侠”的团队纽带，质任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是一个原因。所谓质任即是下级将家属作为人质送至上级一方。但不同于劫质（即敌对势力间的交换人质），质任是一种下级的自愿行为。
在东汉乱世中，那些大小不一的武装势力往往一面保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一方面又力求归属于一个更强大的集团以获得外部的支持甚至更大的权力。然而朝秦暮楚的动乱年代，为了表明自己对上级的忠诚，主动将家眷作为人质。而士兵甚至将领家眷集中起来也能够方便管理。
比如三代辅佐曹操的李典，在曹操平定河北之后主动要求将族人三千多户移至邺城，并将封地改至魏郡。（时曹操笑问他要学耿纯即治武事又要学文事吗？李典则以自己懦弱功薄，封赏太重为由，请求到边境效力回应。实际正是一种主动质任的行为。）
也包括曾经帮助过吕布的臧霸，曹操俘获臧霸后对他非常宽容，任命他管理青徐二州，重新成为一支几乎不受曹操约束的独立势力。然而在曹操平定华北之后，臧霸也主动要求将子弟及麾下诸将家属送至邺城。对此曹操虽然表示没有必要，但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这也正是豪侠阶层的特点，或者说是那个时期普遍认可的一种观念。及下属应该通过一定方式主动表达自己对上级的忠诚。
当然，这些是发生在曹操统一北方已成定局情况下的。其中有无来自曹操的政治压力我们不得而知，而且随着曹操势力的进一步强大，那些外围将军也确实会感受到了更大的不安，会考虑再次向曹操表达忠诚。但至少表面看来，这是一种秦汉任侠精神的体现。
当然，对于曹操及其下属来说，这些行为也是有很多政治意义的。因他们起于豪侠阶层，所以对任侠的秉承才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政治威望。
同样是臧霸的例子，徐翕、毛晖曾经是曹操的部下，兖州之乱时背叛了曹操。兖州平定后两人亡命投奔了臧霸。曹操得知后命刘备往见臧霸，让臧霸奉上徐毛两人的人头。臧霸称，自己以前能够自立一方就是因为不做这样的事，可现在曹公对自己有存命之恩，他的命令不敢不从。王霸之君不一宜胁迫。于是希望刘备为自己推辞掉这个任务。
刘备把臧霸的话告诉曹操，他感慨臧霸有古人之德。不但没有归罪臧霸和刘备，反而将徐毛两人封为郡守。
而这种情形恐怕也只会出现在乡论盛行任侠成风的东汉末年。不过这种过度依赖任侠精神维系的武人政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显然过于脆弱。随着中央力量的不断加强，这种方式犹如前文提及过的乡论，必然会走向他的没落。当然，在这其中亦有统治者性格及社会构成的影响，比如江东政权就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式。而这种任侠重义的契约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有值得我们不断研究探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