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大环境与小环境、问题序列与作家个案
20世纪中期，中国经历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新社会及其话语的强大感召力来自何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时间的叠印》一书选取了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五位作家，探讨在时间的叠印之处，他们在人生际遇、精神世界和文学体认方面遭遇的困境，通过对个人的小环境与时代的大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来讨论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和文化逻辑，勾画出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思想史图景。作者采用的是以个案带问题、以作家论带思想史命题的研究方式，试图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呈现出历史的大视野和新高度。
大环境与小环境、问题序列与作家个案
丸山昇所说的大环境 / 小环境，事实上可以对应思想史意义上的思想命题与作家个人思想、生活的内在脉络，及文学相对于思想的独特性和暧昧性等之间的差异和辩证互补关系；也可对应于“历史同一性”“时代趋势”或“历史的必然”与独特个体、创作风格、作家的人际关系、人生遭际等“历史差异性”因素之间的辩证对位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选择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大环境中引起普遍关注的命题作为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序列，而对每一问题的讨论则从作家个案入手，描述他们的思想、创作、生活经历，分析影响作家做出选择的精神构成、时代因素、偶然遭际。由此，一方面对大环境的精神 / 文学命题做出概括；另一方面，通过作家个案分析来描述、解析这些命题的特殊展开方式。论述的重点则尝试在对具体作家的描述中提炼出问题，以使思想命题具体化和复杂化，或采用丸山昇的说法，获得一种“多层次地、立体地重新评价中国近、现代精神史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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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一点是，40—50 年代的转折既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转折，也是思想、文化、文学上的转折。而主导这一转折的因素， 则是左翼力量的壮大和全面获胜。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相对于国民党的绝对胜利，从而完成政权的更替；另一方面是以延安文学为核心，确立新的文学规范，并逐步建立一套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到生产、传播体制的高度规范化的话语形态。本书对作家在面对这一彻底的历史巨变时所遭遇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提升，并选择典型作家来做出描述和分析。
40—50 年代转折最关键的时段是 1948—1949 年政权更替的前夕，作家们做出或去（离开中国大陆去港台，或直接去海外）或留（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到大陆）的选择，其间浮现的问题，既有“故土难离”“新中国意识”层面上的民族情感，也有左 / 中 / 右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歧。本书在这一问题序列上，选择的是萧乾这一作家个案。一方面是因为在去 / 留问题上，萧乾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1949 年 8 月，萧乾携家眷回到北平时，他可以做出多种选择：一是接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二是留在香港观望新政权，三是回到北平，即进入新政权秩序之中。即使回到内陆，他也有多种选择：一则是到上海继续从事《大公报》的改版工作，一则是到北平从事新闻工作，还有一则是放弃新闻工作而选择相对安全的《中国文摘》的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萧乾政治立场上的代表性和复杂度。1946 年从欧洲回到中国之后，萧乾一度以《大公报》为阵地，成为最活跃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但与一般“不问党派政治”的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同，萧乾有着以英国工党政治为榜样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哲学构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39—1946 年的欧洲经验、作为“二战” 欧洲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与纯粹在中国本土脉络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同，萧乾对于“二战”前后国际共运历史的了解相对深入一些，而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情感也更为复杂一些。有着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经验和思想脉络的萧乾，在 40 年代后期怎样活动在中国知识界，如何回应郭沫若等左翼文化界的重炮轰击， 1949 年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包括他在 80 年代如何反思和叙述 40—70 年代这段历史，就成为讨论 40—50 年代转折时一个无法避开的分析对象。
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中国政局不明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的作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及其走向采取怎样的态度，也是考察 40—50 年代转折期的重要议题。这其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个人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对待社会主义话语新秩序的态度问题。本书选择了两个作家来讨论国统区持“中间立场”作家的选择和应对时局变化的方式，一是冯至，一是沈从文。
冯至是现代文学史上与存在主义思想或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学者型作家，他一贯专注于个人精神品格的培养，并且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思想风格。1940 年，大后方昆明空袭最为频繁的时期，冯至迁入昆明郊外一个人迹罕至的林场茅屋中居住，在那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历史小说《伍子胥》。这些作品与当时的时代氛围保持着鲜明的距离，并具有与战争氛围不相融洽的沉思品质。1943 年之后，冯至的写作内容和风格发生转变，他开始大量写作批评社会现象的杂文，仍旧采取一种个人本位的姿态，自称“个人主义者”。但是，冯至在 40 年代后期却异常热情地投入新社会的生活秩序之中，成为 50—60 年代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主流作家，并且对自己 40 年代的创作和思想做出了毫不留情的自我否定和批判。如果从“独立精神品格”的角度而言，冯至应该算得上是 40 年代最具个体生存意识的作家，他的《十四行集》甚至被研究者称为“一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的“奇迹”。但有意味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位个体风格最明显的作家却在 40、50 年代之交毫无保留地投入时代洪流之中。因而，冯至成为讨论最为 40 年代作家（知识分子）关注的个人与社会、个体生存与社会承担这一精神命题的恰当人选。
1928 年初，冯至摄于哈尔滨，照片下方是冯至手书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诗句的原文：没有人能够从我的额上取去悲哀的梦吗?
沈从文是 40 年代另一位有意识地与社会主流文学保持距离的代表性作家，而他关注的时代核心问题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进而保有文学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他在 40 年代后期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激烈排斥而陷于焦虑，最终选择放弃文学而转行研究文物，被视为作家保持精神独立的极端个案 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 40 年代后期，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不仅相对政治，而且相对商业炒作）成为一批作家的追求。这种态度集中表现在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7 年的“卷首语”和 1947 年“五四”文艺节《大公报》上由萧乾执笔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两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从 40 年代开始，直到 80 年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是知识界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命题。因此，本书选择沈从文这一作家个案来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并试图对两者之间几成惯例的二元对立式理解方式做出新的阐释。另外，就 1949 年后现代作家接受思想改造的态度和结果来看，沈从文未能成功地适应新的话语秩序而停止创作，也使他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典型个案。
1959 年 10 月 17 日，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当解说员。(日本记者内山嘉吉摄影)
国共两党近二十年的相持，造成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两个政治色彩不同的政治地理空间，即“国统区”与“边区”（或“根据地”“解放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种空间的区隔。40 年代后期，作家因其所生活的区域被区分为“国统区作家”和 “解放区作家”。事实上，这不仅是作家所处地理空间的差别，同时也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以及两种不同的作家精神脉络。20 世纪 40—50 年代的转型，不仅对于国统区作家是一个巨变，对于解放区作家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思想改造的起点是 1942 年的延安整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布。即使同为解放区作家，由于作家的不同经历，其创作与精神状态也各不相同。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对于像丁玲这样的在 1936 年就投奔到陕北根据地保安的“五四” 作家而言（她也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共产党边区的作家），他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革命对他们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自发的要求。那么需要考察的是，促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历史动因是什么，他们的革命想象为何，以及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 40—50 年代转折过程中，如果说存在一种知识界的思想主流的话，那么核心的问题应当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想象与革命现实的碰撞，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体制中的功能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丁玲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她由“五四”时期的都市“摩登”女作家，转而为左联代表作家，最后成为在延安且具有全国影响的明星作家，在人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转折时被屡屡提及。而丁玲身上暧昧的个人主义色彩，则使她即使在革命阵营中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对象。她与革命体制之间的磨合，尤其是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后，如何从“五四”文学传统转向“工农兵文艺”要求的磨合过程，相对于 1949 年后进入新中国的国统区作家，要来得更为漫长一些，对革命话语的接受更为内在化，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弥合的缝隙。这种“裂隙”显示出一个作家漫长又艰难的自我改造过程，其中呈现的历史矛盾和精神内涵，不能仅仅解释为压抑与反压抑的二元对立，而更可以看作是一个生长中的革命主体创造新的自我的过程。通过对丁玲这一作家个案的描述，本书试图处理“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一问题的两个层面：其一是知识分子自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想象，其二是知识分子与革命体制（包括政权秩序和话语秩序）之间的冲突与磨合，从而把讨论引向 20世纪40—50年代转折期更为内在的思想层面。
丁玲 1938 年在延安，由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 · 汉森拍摄
解放区作家的另一个案，本书选择的是赵树理。他的典型之处表现在他与新话语秩序之间并不表现为或适应或拒斥的关系，而是共生共长的关系，是被新话语秩序托举而出的“方向性”作家，即所谓 “时势造英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不被纳入“现代作家”的行列，而被称为“当代作家”或“人民作家”。1947 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提出的“赵树理方向”表明了赵树理与从 40 年代初期开始构想 的“当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通过对这一作家的分析来讨论当代文学规范本身的建构过程及其具体内涵的变迁。本书从两个层面进入对这一作家的讨论：一是从“赵树理评价史”来看左翼文学界在确立当代文学规范时的具体操作方式，并且经由不同时期对赵树理评价的变化来分析当代文学规范内涵本身的变化，即从 40 年代后期的 “赵树理方向”到 50 年代对赵树理创作“缺陷”的批评，分析当代文学规范从《讲话》的“工农兵文艺”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之间的微妙差异。这事实上是当代文学自身的转折。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发展了《讲话》“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的趋向，并引导当代文学越来越追求纯粹本质的激进实验。这不仅造成了赵树理的悲剧命运，事实上也是 50—70 年代当代文学的体制性自我异化的过程。由赵树理讨论的另一问题， 则是从他的创作实践来分析 40—70 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在 80 年代的研究中，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被描述为“以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了西来文化”“整个文艺的古典之风的空前吹起”。赵树理无疑是这种文学的典范作家。在引入更为复杂的历史视野，并对 80 年代“现代性”内涵本身的意识形态特性提出质疑的前提下，本书尝试通过对赵树理文学的分析来重新审视 40—60 年代当代文学的现代特性。讨论的起点，则是 1939—1942 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讲话》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而创制比“五四”新文学更具包容性和民族特色的“民族形式”这场重要论争，与当代文学的重要关系似乎一直受到忽视。尽管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工农兵文艺”，前者强调的是民族性，后者突出的是阶级性，但在“民族形式”论争中被作为有效资源引入的“民间形式”（也包括“旧形式”“地方形式”“方言土语”等）却成为“工农兵文艺”和“当代文学”的内在构成因素。对“民间形式”的重视，打破了“五四”新文艺在中 / 西脉络上思考传统 / 现代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对传统本身进行了辨析。这事实上可以视为左翼文化界自 30 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整合传统与现代文化资源的努力的起点。赵树理的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而成，并将他个人的创造性思考实践在文学作品之中。
1949 年 7 月，赵树理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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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 年代社会与文化转折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转折至今仍在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中产生着深远影响。如戴锦华所说，这段历史确乎是当下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遗产与债务”。重新回顾这一转折过程，清理出其中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线索，使其呈现较为立体的面貌，参照对象不仅针对 50—70 年代的主流表述，也针对 80 年代“新启蒙”式的另一主流表述，以及在 90 年代以来复杂思想文化论争过程中呈现的别一历史视野。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多重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中，才有可能摆脱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表态式研究，而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讨论构成一定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