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之途（二）
作者：冯效刚
内容提要
中国的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迄今已走过40年的发展历程，其成果卓著，但问题也明显，故需要创新与发展。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即吸取当代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尤其是演奏技术与技巧生成原理问题、音乐表演艺术创造性问题，都有待于将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引入。
关键词
音乐表演理论；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冯效刚（1955~ ），男，博士，陕西安康学院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南京 210013）。
刊登于《音乐艺术》2020年第3期
（续）
02
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趋势及对音乐研究的影响
艺术是一种人文，故任何艺术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人文学科理论研究的影响。故在艺术研究中，打开视野、更新观念，充分吸取人文学科理论研究成果就十分必要。对于音乐表演理论而言，最值得关注的领域自然是与之具有亲缘关系的“艺术学”（或艺术理论）研究。充分关注“艺术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进而思考这些新成果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将会产生哪些积极影响，无疑是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应该看到，通常艺术学是指对艺术学科整体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系统研究有关艺术各种问题的学科。彭吉象认为：艺术学是研究艺术性质、目的、作用、任务和方法的学科，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有系统知识的人文科学。[i] 同时，艺术是具体的存在。艺术理论研究是“对各种具体的艺术事象进行合理的逻辑抽象、理论概括的产物，但逻辑反映着历史，思维依托着现实，抽象来源于具体，理论来源于实践”；虽然理论产生于逻辑的抽象，但艺术理论“绝非是非现实的虚构，而是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就存在于现实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艺术特殊之中。”[ii]鉴于此，我们认为当代艺术学研究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是具有启示的。这是因为，当代艺术学或艺术理论研究已呈现出新的转型和价值取向，并已对音乐学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当代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向
艺术理论研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探寻其发展路向可为我们的诸多理论研究提供某些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学者的艺术理论描述，基本上是从形式主义观点出发，形式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导致关于艺术目的的解析也显示出类似的过程。“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学者就陆续推出对以往两千多年艺术理论的历史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体系，其中包括对诸家学说的具体细节解析。自20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出现开始，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学者对艺术理论体系的认识和描述悄然发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形式主义观点渐次退位，后现代理论渐成主导。美国当代最有影响、著述最丰富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iii]一书充分展现了这种变化。同时，我们从一部用作教学参考的文选《艺术史的艺术：批评文选》中也可以看到，选编者所关注的是20世纪后期以后现代理论视角进行艺术历史过程描述的学者们的观念。[iv]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批评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这亦必然导致全球艺术学领域的研究视角向文化方向转换。艺术人类学在此时的出现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艺术人类学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采取一种“间性”思维的方式，将艺术放在审美与文化之间，在双向交流互动中把握艺术，这种研究范式愈来愈受到重视。比如，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主要是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视角看待音乐的。[v]他的音乐研究不同于专业音乐理论家对音乐的读解，在音乐的特性与功能上，他强调的是音乐的结构特性及音乐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所发挥的调解功能。进入21世纪，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出现了由兴盛走向衰微的趋势，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当代艺术理论渐渐成为主导，学者们描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时也往往以文化研究作为出发点。如英国开放大学《现代文化中的艺术：批评文选》[vi]就显现出这种趋向。其“导论”确定了以文化研究为主的基调。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的艺术理论不仅以文化研究为主，而且对艺术理论体系的描述也强调从文化研究的立场和视角出发。
综上笔者认为，“世纪之交”是西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分界线”，西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世纪，西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视角倾向于对艺术本身的“形式分析”，基本上是属于理性主义的；自新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理论的介入所导致的研究视角转变，可能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其研究方法强调田野工作，介入现实、介入生活，显示出审美文化批评的趋向。这有可能导致中国艺术学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二）视角转变对音乐理论研究的影响
艺术学的研究视角悄然发生的变化必然会给作为其子学科之一的音乐理论研究带来影响。视角转换对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学者们开始对社会上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关注。在《后现代音乐与后现代思想》[vii]一书中，音乐学家们撰写的论文涵盖了广泛的音乐风格，其中包括音乐会、爵士乐、电影配乐和流行音乐。论及的课题包括：技术和营销在后现代音乐中的重要性；非西方乐队对西方音乐的挪用和改造；音乐中的后现代特征；电影中的音乐和种族问题；后现代建筑与后现代音乐的比较等。
特别是当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都转向注重文化批评时，音乐理论研究也概莫能外。“新音乐学”就是非常强调文化批评的例证。[viii]其中，“新音乐学”代表人物之一劳伦斯·克莱默（Lawrence Kramer）的学术著作与人文密切相关，属于新音乐学领域以文化为本的研究，故被称为“文化或批评音乐学”（cultural or critical musicology）。克莱默与滕布里奇（Laura Tunbridge）合著的《音乐作为文化实践》[ix]也明确地将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置身于整个大文化的背景下。“新音乐学”同时注重与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外界学科的广泛合作。美国新音乐学家汤姆林森（Gary Alfred Tomlinson）1984年提出“文化网络”（web of culture）的观念，他从新的视角仔细观察、比对研究了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后认为，音乐意义是在“一系列围绕音乐主题相关的历史叙事”[x]中被搜索出来的，“关注在分析和考虑社会意义之间寻找某种综合”造成了许多音乐学者质疑原来传统音乐学所持观点的真实性。[xi]显然，新音乐学旨在通过取代实证、质疑传统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其著作在与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外界学科的合作中，质疑公认的音乐知识。新音乐学的学者们寻找途径，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历史学和“性别研究”角度关注音乐。由于新音乐学者更侧重文化研究，因此对包括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在内的非规范音乐流派进行较为客观的观察。杜克莱斯（Vincent Duckles）写道：
作为音乐学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它的从业者越来越多地采用被视为以学院派观察者身份标记不相关的方法和理论，这些方法和理论显现出失去联系的“主流价值观”（mainstream values）、与西方成规传统的不友好，或者干脆不知所云。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方法已经从广泛公众的音乐学识中渐行渐远，在那一刻，他们鼓励学者们审议流行的音乐，以形成现代大众音乐文化的主干。[xii]
由此可见，新音乐学比传统音乐学更接近社会学，它通过音乐批评对所有各种流派和重要的音乐家作出重新评估。如罗杰·萨维奇（Roger Savage）注重诠释学、批判理论、音乐批评、美学与政治之间的连接。他的著作《诠释学与音乐批评》[xiii]提供了一种使用诠释学解构传统学科结构的延伸性批评方式。
（三）音乐研究方法的新趋势
视角转向必然导致研究方法发生变化。在当今，全球的艺术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研究方法”的转换。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受理性主义的影响，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成为理论体系构成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不仅是后人对前人繁杂理论观点的描述，也是对前人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并由此建立的结构“体系”成为学者们的追求，“结构”展现出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关键和“要害”：结构不仅使“体系”完整，也使得理论得以完整呈现。[xiv]于是传统的西方学术理论中，研究注重对前人理论的分析、归纳和条理化，方法以逻辑思辨为主。那么，在“视角”转换后，对音乐理论研究方法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众所周知，20世纪音乐分析在几乎所有音乐研究领域都显现出日趋重要的地位，不论是音乐学领域的史学、批评，还是在作曲理论、表演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音乐分析都是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版了两本关于音乐分析的著作[xv]，这两本书专门讨论音乐分析的问题，反映出“分析方向”（analytical wheels）在不同类型研究中转变的各种说法。这两部书无论是明确回答或隐含的立场，对我们今天审视音乐理解和诠释问题都有所启发。特别是其中作为世界知名的“申克（Heinrich Schenker）研究专家”伊恩·本特（Ian Bent）的著作，在充分肯定了音乐分析“自主性”的同时，小心地展示音乐分析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紧密联系；他着重探讨了音乐分析与美学、理论、历史和批评的关系，指出了音乐分析为特定研究重点目标服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程度；他的著作展示了美学家的工作和分析家的工作如何相互影响，提出音乐批评和音乐分析之间的中心联系点在于两种活动都具有“描述性和判断性”[xvi]的特征；等等。由此可见，在历来最强调“结构”和“体系”的音乐分析学领域，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音乐分析本身是否需要反思的问题。
在新世纪，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强调“田野方法”，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艺术学研究的重要转向之一。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考察艺术活动”现今已成为西方一切艺术研究的基础。我认为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西方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这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性的需要。这种“田野方法”会给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带给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最终将导致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其二，“田野方法”不仅强调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包括经验描述、成果表述），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我们对这种学术取向不可小觑。
总而言之，“田野方法”对于强化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产生直接影响，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注释：
[i]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页。
[ii] 李心峰：《论“艺术一般”》，载《艺术百家》，2018年第3期，第15页。
[iii]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iv]《艺术史的艺术：批评文选》，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全书九章，前半部分探讨艺术理论的历史沿革、古典美学的兴起、风格学说的出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后半部分探究20世纪的艺术理论，例如符号学与图像学，并超越形式主义，由现代性问题而转入对解构主义和文化理论的研究。
[v]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国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主要是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视角看待音乐的。在他看来，音乐与神话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在本质上同属于语言，语言由音素、词和语句三个层次构成，音乐突出了语言的声音部分，有音素和语句的层次，但没有词的层次，神话则突出了语言的意义部分，有词和语句的层次，但没有音素的层次。
[vi] 《现代文化中的艺术：批评文选》，费登出版社，2003。全书分四部：一、“资本主义与文化”；二、“再现中的性别、种族与政治”；三、“历史方法与批评视角”；四、“审美理论与社会批评”。
[vii] Lochhead, Judy; Auner, Joseph; Lochhead, Judith, Postmodern Music/postmodern Thought, edited by Judy Lochhead and Joseph Auner. Garland, 2002.
[viii] 自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第41~49页）一文介绍“新音乐学”以后，中文音乐学术期刊上已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
[ix] Lawrence Kramer，Laura Tunbridge，Music as Cultural Practice: An Outline of Musical Hermeneutics，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x] Tomlinson, Gary, Music in Renaissance Magic: Toward a Historiography of Oth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xi] Beard, David and Kenneth Gloag, Musicology: The Key Concepts, Routledge, 2005.
[xii] Vincent Duckles, et al. "Musicology".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subscriber/article/grove/music/46710pg3>. 4 Oct. 2011.
[xiii] Roger Savage, Hermeneutics and Music Criticism，Routledge, 2010.
[xiv] “体系”一词在此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被描述的理论，如现代主义理论所描述的西方古典艺术理论；二是指从事描述的理论，如后现代主义进行描述的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也可以这样说，所谓理论体系，既涉及被描述的体系，也涉及进行描述的体系。
[xv] Ian Bent with William Drabkin, 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1987; Jonathan Dunsby and Arnold Whittall, Music Analysi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xvi] Ian Bent with William Drabkin, 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1987, p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