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苦”

“又做噩梦了，醒来又是一身汗，看看表，4点，得，今天开始了。”

大米是位抑郁症患者，他的讲述从“又”开始。

“挺痛苦的，既因为疾病自身的症状，也因为心里的害怕吧，怕自己没用，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还是讨厌的负担。”

我问大米，那些害怕或许不是真的事实，只是病耻感作祟呢？他笑笑，说“可能吧”。

被抑郁症击中的大米，担心并惧怕丧失作为社会人的合法资格。这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一个困境：自卑和疏离等是抑郁症的特征与症状，在社会中它们是不为人所喜的性情状态，建议抑郁症患者对自身的正视与接纳，以及旁人对病患的善待和友好，不恰与所谓的常情常理相悖么？换句话说，污名仿若抑郁症的原罪。

抑郁症常蒙受“异类”的污名，污名源自不名誉的特征与理想状态的距离，距离消弭意味着污名的解除，可是那距离——在应该和不该之间分类并分等，不正是社会有效有序运转的条件么？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意义上，抑郁症是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必然代价？

大米又说，“最近媒体不总报道名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吗？我看报道一般都挺煽情的，也都特理解、特同情、惋惜逝者。但是在患者群里，好多人都一边忍受疾病的折磨；一边被社会排斥，今天还有人说进了群后更抑郁了，因为对比下来，外边没人理解他。我倒觉得不用埋怨什么，对抑郁症不友好什么的，人之常情吧。”

抑郁症的苦在媒体中是可说的。在媒体最近对抑郁症名人的报道中，竞争的激烈和压力的沉重、个体在毁灭面前的孤独无助、对理解和温暖的渴望，都令人心有戚戚。这些体验非但不该归咎于个人，而且它们还具有道德意涵，让人既心疼又敬重。抑郁症被报道成对每个人或许都会有的体验的一种推到极端的表达，它的传播也就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慰藉和救赎。

但抑郁症的苦在现实中却未必可说。戈夫曼指出，污名的效力不在那些不名誉的特征，而在于污名是一种身份，是对携带者的整体评价。得了抑郁症的人，等于矫情、没用、讨厌……这些符号不只是心理学层面的“焦虑”“抑郁”“恐惧”等术语的转译，更会在社会生活中重构，成为道德污点。

“对抑郁症的成因，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生物性的，有人说是心理疾病，有人说是因为没有开悟，也有人说因为跟上了鬼。在治疗上，一般是多管齐下，药物、心理、运动，谁知道什么管用呢，有帮助就试试”，大米说道。

凯博文把疾痛分为生理性的疾病（illness）和社会性的苦痛（distress），这一框架为人文取向的研究所重视。大米对抑郁症的介绍启发我：依据层次，或许社会性的苦痛还可以再细分，包括体验性的和文化性的等等类别。文化性的苦痛是社会对疾病的污名，体验性的苦痛是病患在社会生活中对疾病的感知。

文化性的苦为疾病赋予了道德上的否定、社交上的排斥，和生理性的苦共同作用，带给病患体验性的苦。布迪厄说个人的苦难都蕴含有社会性的密码，文化苦到体验苦的链条也为此提供了一点佐证。麻风病、艾滋病、抑郁症，都是如此。